改革、开放与APEC对当今地区经济合作
时间:2014/2/25 0:00:00 来源: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管理委员会官网
王震宇
本文回顾了APEC成立以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曲折变化的过程,但改革、开放是其一以贯之的主题。当前,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改革、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主张,也是地区的主张,2014年APEC会议为中国争取地区合作话语权、重塑地区合作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可以籍此明确加入改革、开放的内容,丰富和发展开放的区域主义。
一、APEC仍是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
自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亚太地区对APEC的悲观、不满情绪一直没有中断。发展中经济体抱怨经济技术合作进程项目多、实效小、不得力;发达经济体一方面不认真完成茂物2010目标,一方面抱怨APEC的协商一致和自愿、非约束原则。最近几年,对APEC的怀疑主义进一步蔓延。2009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2010年TPP谈判正式启动、茂物目标第一部分未按期实现,2011年,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不少人认为,美国的兴趣转移,对APEC的关注随之下降,APEC的作用将日渐式微。
但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这种怀疑主义是杞人忧天。其一,亚太地区尚无任何经济合作机制能够取代APEC。从结构看,APEC由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专题组会议等组成,还通过改革,设立了专职秘书长和政策研究小组,这一架构是亚太地区其他任何组织或论坛所无法比拟的;从覆盖领域看,APEC涉及到经济合作的各个部门,APEC活动几乎动员了各成员经济体的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各部门间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开展对话和磋商,经年累月形成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强大势头;从社会渗透程度看,其他经济合作机制,特别是各种自由贸易安排,要么完成不久,由于原产地规则复杂、社会宣传力度弱、政府推广力不足等原因,利用率仍然较低,社会影响不大;要么仍在谈判过程之中,结果如何尚难预料。而APEC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边境管理措施(APEC旅行卡)、以及媒体宣传等已经获得较大的知名度。最为关键的是APEC仍是亚太地区成员最多的领导人会议,该会议因其战略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备受各方重视。
其二,尽管APEC在实现茂物目标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方面饱受诟病,但在推动部门开放和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九十年代,正是由于APEC的率先推动,WTO才达成《信息技术协定》(ITA)。2011年,在檀香山会议上,APEC领导人提出次年研拟环境产品降税清单,2012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双部长会议上,即出台了相关清单,尽管仅有54种产品,但相比于WTO耗时10年仍无结果的环境产品谈判而言,这一成就仍足以令人自豪。无怪乎,WTO副干事长表示WTO要向APEC学习。就全球而言,在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止步不前的情况下,APEC仍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的重要平台。
其三,近年来,APEC已不拘泥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问题,开始关注更为广泛的攸关地区成员重要利益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创新问题、自然灾害控制问题、安全供应网络问题等。APEC成员经济体占二十国集团成员的一半,能够讨论这些全球议题,这拉近了APEC各成员与二十国集团的距离,同时,有助于增强APEC相关成员在二十国集团中的话语权。
其四,美国和中国都需要APEC。近年来,美国战略重返东亚,对中国实行“再平衡”战略,美国所惧怕的是在“太平洋中间划线”。如果美国主动放弃APEC,则将离割裂太平洋不远。尽管其也是东亚峰会的成员,但毕竟是后来者,在东亚峰会上不可能随心所欲。就中国而言,美国加入东亚峰会以来,带来的麻烦和干扰大于合作与交流。双方在APEC更能感受到合作气氛,更有合作的空间。此外,如果没有APEC,中国也缺少了一个与拉美有关经济体打交道的重要渠道。此外,尽管两国有战略对话机制,但其稳定性必然受制于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动向和两国的互动关系,APEC可以提供有益的补充。在中美两国均重视APEC作用的情况下,其他经济体也不敢轻易忽视APEC的政治经济价值。
二、改革、开放是亚太地区历久弥新的主题
亚太地区横跨太平洋,各经济体之间差别巨大,APEC的成立是个奇迹,但这个奇迹有其历史必然性,这就是相关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各经济体,不约而同地推进改革开放进程。APEC的初始推动者日本和澳大利亚是这样,中国、东盟相关国家也是如此。
从1993年APEC领导人峰会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APEC成为亚太地区推动各经济体改革开放的重要渠道,这一动力以APEC单边行动计划、集体行动计划和各种会议的机制化形式固定下来,一直持续到今天。
近年来,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推动之下,边境内议题和规制一致化问题被纳入了APEC议程,这些议程触及到包括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内的经济体制,相关调整便是深层次的改革,改革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对外开放。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APEC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遇到了障碍,茂物目标第一部分到2010年未如期实现。但各经济体的改革开放进程并未因此中断,这在地区表现为各种自由贸易安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形成了“竞争性自由化”的局面。尽管这些自由贸易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产地规则安排造成了推高交易成本的“面条碗”效应,但这个亚太地区的大“面条碗”涉及到亚太地区的各个成员,每个成员都是一种或数种自由贸易安排的主角,参与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区均需要经济体内部做出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因此,这一竞争性自由化进程无疑是相关经济体以符合自身利益和舒适度的方式对改革开放的承诺。正是这个积极信号仍然推动着APEC的相关议程继续前进。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启动,继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整合,特别是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启动意味着亚太地区竞争性自由化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撇开竞争性自由化动力机制不谈,从不少参与成员的动机来看,他们存在通过参与“高标准、全面性、面向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安排来倒逼内部改革的动机。特别是东亚进程显示出各方为促进生产网络的无缝链接而进行改革的动力。二十多年来,东盟各国和东北亚三国以及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上的努力一直未见中止,“内生性区域主义”的根本动力是各经济体都共同致力于改革开放。
APEC的拉美经济体智利、秘鲁和墨西哥以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成员经济体哥伦比亚近年来结成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其目的也是建立更高层次的自由贸易安排,拉近与东亚和北美的距离。
2011年以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出台了进一步拉近与亚洲经济合作关系的战略。其中新西兰于2012年2月出台了《对中国开放》战略,澳大利亚11月出台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主旨是通过加强内部改革,促进澳大利亚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与亚洲更加容为一体。可以预见,随着东亚地区的整体崛起,这种对东亚开放的势头会进一步加强,APEC各经济体将是其中的先行者。
三、中国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的亚太地区
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的亚太。
通过改革开放,中国转变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从能源、资源、到产品设计、知识产权、到消费市场均处处受制于人。这是由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决定的,中国占据产业链中游,两头在外,受制于人便成为必然。这一结构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逐步进行改变。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意识进一步加强,但罗马城不是一夜建成的,这一进程能够加快但不能速战速决。所以,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仍将是制造业大国,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追求贸易自由化符合中国的利益;随着中国的产业转移,对外投资的速度会加快,力度会加强,现在中国已经受到发达国家投资的种种阻挠和限制,随着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不断增多,中国也将面临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相似诉求。中国应成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亚太地区是中国最为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市场,中国应该利用APEC推动相关经济体进行改革开放。
四、 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符合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利益
APEC以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著称。在其成立初期,APEC切实奉行了开放的地区主义,因此,中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成为其成员。这一方面促进了中国与亚太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扩大了APEC的影响力,确实为双赢之举。
当前,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及中日韩合力推动的RCEP为主要载体的亚太经济体一体化的格局,这两个路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理论上讲,两条途径有对抗的可能,因此有些经济体要面临选边站队的艰难选择。但是,TPP和RCEP由于具有开放性,均有条件地欢迎新成员加入,这就使得一些经济体既是TPP成员又是RCEP成员,成员的交集冲淡了对抗的可能性,而且建立了沟通的渠道,因此产生了使得两个竞争性的机制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空间。这为中国等东亚国家提供了一个免受美国排挤、压制的保护膜。开放性地区主义是中国之幸,东亚之幸。
从中国发展战略而言,中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和经营一个有利于商品和投资走出去的海外市场。中国通过在APEC发挥作用,扩大APEC的影响力,通过APEC来塑造一个相对开放的亚太市场,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举例说明,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内部改革动力减弱,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国内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盛行,这对我出口和投资造成很大障碍,通过双边的途径几乎无法改进,但通过地区机构总算能够施加一些影响。
再如印度,中国需要印度的市场,中资企业对到印度投资抱有很高的期望。中、印两国尚无自由贸易协定,现两国均参与RCEP符合双方的利益。如果APEC进一步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接纳印度为正式成员,则APEC在很多领域的推行的最佳做法至少可以影响到印度,这对中国企业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