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篇

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唐国强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在马尼拉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首要议题，在此议题下，东道主菲律宾主要推动了亚太自由贸易区和全球价值链等方面的工作。

2014年，中国作为东道主主办了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会议总结了APEC成立25年来的成功经验，又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绘制了蓝图，特别是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北京路线图》（下称“《北京路线图》”）。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北京路线图》为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后的亚太经济合作指明了方向，亚太自贸区已经成为APEC区域一体化的新目标。

《北京路线图》确定了四大任务，即启动实现亚太自贸区有关问题的联合战略研究（以下简称“联合战略研究”）并到2016年完成、推进APEC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开展能力建设、加强软件互联互通等。今年，菲律宾在确定议题方面遵循了落实APEC以前会议成果的传统，在区域经一体化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实施2014年APEC会议所确立的优先任务。

一年来，中方积极推动各方共同落实《北京路线图》，所做的工作有：牵头组织了“亚太自贸区主席之友”工作组、研究小组、核心起草组等工作机制，并会同美方共同担任上述机制的主席；起草并推动通过了联合战略研究的工作大纲、框架结构、章节计划、起草方式和最终目标等重要指导性文件，为联合战略研究顺利推进和按时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积极开展了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和能力建设，为加快亚太自贸区进程创造提供有力配合，中方于8月底在宿雾举办了亚太自贸区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了各方对亚太自贸区的共识，等等。

目前该报告已经进入实质性撰写阶段。根据大纲，预计到2016年1月完成初稿，终稿将于2016年10月底完成，于11月提交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通过。

一个全面、高质量、平衡、包容的亚太自贸区将使各经济体普遍受益。有研究指出，亚太自贸区一旦建成，其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亚太地区的其他次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亚太自贸区建成后将使成员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3.5%左右，数倍于上述两个自贸区各自为成员带来的经济效益。

随着亚太经济体对本地区经济合作以及一体化形势和趋势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对亚太自贸区的认识也不断增加。各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从本地区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少重要主张:

他们主张亚太自贸区应该是APEC领导人于1994年确立的茂物目标的发展和延续, 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和补充。其目的应是克服“碎片化”和各经济体之间的隔阂，建立一个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最大、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

他们主张亚太自贸区建设应充分考虑发展差异性，尊重发展中经济体特殊需求，由各方在平等参与、充分协商、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合力推进，实现共同发展。应避免自贸安排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要努力追求打造开放性亚太经济格局。

他们主张亚太自贸区既要确立全面的、高质量的、下一代议题的目标，同时又要考虑到地区的实际情况分阶段、分层次、渐进灵活地推动。

他们主张在实现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中，各自由贸易安排之间要加强交流、相互促进，要防止经贸安排政治化的倾向，以避免各经济体之间的非正常竞争和对立。

　　他们还主张，亚太自贸区作为一个全面的自贸协定，将建立在已有和正在谈判的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之上。“10+3”、RCEP、TPP都是建成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亚太自贸区要发挥好它的整合作用。

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贸合作论坛，APEC一直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主要任务。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会持续得到推进。我们期待今年APEC领导人会议能够在有效落实之前会议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今年主题和重点议题取得新的丰硕成果。我们也期待联合战略研究在2016年底前如期完成，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和战略性规划。

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APEC会议上提出了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的构想，这就是要坚持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精神，就是要实现开放透明、务实渐进的亚太自贸区的共同目标。中方将继续同APEC大家庭各成员一道，加速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为全球经济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晨阳

2014年北京APEC会议的盛况依然历历在目，2015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即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2014年适逢APEC成立25周年和茂物目标设立20周年，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点，北京APEC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主题，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为核心议题，广泛凝聚APEC各成员的共识，为全面深化亚太区域合作绘就了新的蓝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 超越了APEC会议年度主题的范畴，成为了APEC推动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亚太梦想的核心理念和努力方向。

在“互信、互助、包容、开放、共赢”等一系列构成伙伴关系的理念要素中，“包容”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包括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参与合作主体的广泛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性，以及合作成果的共享性等，可以满足APEC成员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因此，菲律宾作为2015年APEC会议的东道主，突出了“包容”对于亚太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性，将会议主题定为“建立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并围绕这一主题设立了“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中小微企业融入地区和全球经济”、“投资人力资源开发”，以及“建设可持续和有活力的大家庭“等四个核心议题。

总体而言，2014年和2015年APEC会议的议题有着比较强的延续性和内在联系，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总体趋势来看，APEC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努力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催生更加高效的统一市场体系和容量更大的消费市场，显著增强亚太地区成员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是深化亚太伙伴关系的直接体现。此外，APEC地区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GDP总量和贸易总额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也都超过了50%。因此，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和格局也将产生重要影响。近几年的APEC会议均把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列为核心议题之一，充分体现出APEC各成员对该议题的重视程度。

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决定从2015年起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致力于加速将亚太自贸区从愿景变为现实，这无疑是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达成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亚太自贸区将面向所有APEC成员，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各种类型自由贸易安排大量衍生而引发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为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更加完整、高效的制度框架。

2015年APEC菲律宾会议除了将加快推进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议题下的重点之外，还把打造更具包容性和活力的全球价值链、促进贸易便利化、推进结构改革、加强服务贸易合作，以及完善金融市场等列为优先领域，旨在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创造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

为APEC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和驱动力

作为一个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为其成员提供舒适度较高的合作机制的同时，也存在因缺乏强约束力而造成合作实效性不强的隐忧。因此，作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APEC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不断为其合作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和驱动力，以取得更多的实质性成果，保持和强化成员之间的向心力。

基于这一考虑，2014年的APEC会议首次将“创新、改革和增长”作为一个核心议题下的有机整体进行讨论，在反腐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促进蓝色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发展、保障粮食和食品安全，以及城镇化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使APEC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有效拓展。

2015年APEC菲律宾会议除了继续在“建设可持续和有活力的大家庭”议题下关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保护、宜居城市和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之外，还将中小微企业合作问题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作为APEC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微企业约占APEC企业总数的95%，雇用的劳动力约占就业总人口的80%。因此，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好地融入地区与全球市场，对于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和亚太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完善亚太区域合作的基础条件

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不仅需要明确的目标引导和切实有效的推进路径，各种基础条件的保障也是不可或缺的。基于这一共识，2014年的北京APEC会议制定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推进构建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多层次互联互通格局，拉近APEC成员在地理空间、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的距离。

2015年的APEC菲律宾会议虽然没有将互联互通设为独立议题，但是在“投资人力资源开发”议题下将促进人员交流作为了推进重点，并且将在加强APEC成员间的跨境教育合作、为从事跨境服务的工人、科学家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更多便利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合作目标和倡议，颇具看点。

展望未来，APEC作为亚太地区覆盖面积最广、纳入成员最多、包容性最强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引领和协调各成员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本地区民众期盼的亚太梦想早日成为现实，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APEC 推动和加强互联互通建设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震宇

近年来，互联互通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热门议题，成为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元素。传统上，APEC经济合作主要由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两个轮子驱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方又将经济增长和互联互通建设纳入APEC合作议题。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北京纲领：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其中包括两个重要附件--《亚太经合组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和《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 （以下称“蓝图”），这标志着APEC经济合作又增加了两个轮子，由两轮驱动变为四轮驱动。

互联互通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硬件互联互通，即对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的物流、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加强连接和整合，从而提高供应链的效率和效益；二是软件互联互通，即经济体之间在规制和办事程序上进行合作，加强协调与一致化，从而进一步提高营商便利，促进贸易、服务与投资；三是人员往来互联互通，即人的跨境流动、互动和联合行动。

互联互通建设是亚太各经济体的迫切需要，互联互通合作能够为APEC各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利益。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在世界经济总体趋弱的情况下，硬件互联互通无疑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和亚太地区均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世界经济论坛估算全球每年的投资缺口为一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超过8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研究指出，供应链互联互通每提高10%，APEC 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将增加210亿美元。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和世界旅游理事会的联合报告，到2016年，签证便利化可使APEC经济体增加3800万到5700万名国际游客，创造620亿到89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新增180万到260万就业岗位。可以说，互联互通建设远大于取消关税所带来的好处。

APEC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合作，但是以互联互通建设整合三个方面的合作始自2013年印度尼西亚APEC会议。本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APEC互联互通框架》和《APEC基础设施发展与投资多年规划》两个政策文件。前者正式将互联互通建设确定为APEC合作议题，后者可以看作前者的一项具体成果，主要关注基础设施融资问题。

2013年中国积极支持印度尼西亚推动APEC互联互通合作，实际上是双方的联合行动推动了这一合作进程，习近平主席在会前正式访问印尼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议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引发了与会各方对互联互通建设的极大兴趣和期待。两国在议程推动方面也充分考虑到连续性，注意打组合拳。

2014年在中国推动下，APEC成功制定了《蓝图》，其宗旨是“为当前和未来实施合作倡议提供战略指导和高级别合作框架，指引亚太经合组织各机制工作并形成合力，使亚太地区联系更加紧密，”对未来10年的互联互通合作做了规划，《蓝图》视野开阔，既富有雄心，又注重务实推动。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蓝图》重点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机制问题和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在软件互联互通方面，《蓝图》重点关注“贸易便利化、结构和规制改革、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在海关和边境管理现代化、“单一窗口”系统、供应链绩效、规制合作、商业便利化、改善市场环境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具体合作倡议；在人员交往互联互通方面，《蓝图》在商务旅行、跨境教育、旅游便利化和专业技术人才流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倡议。《蓝图》提出通过加强能力建设和各经济体开展与私营部门的合作等途径来推动实施有关倡议。《蓝图》还确定了监督、评估及审议机制，指定部长会议和高官会每年对《蓝图》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评估和审议。

在2014年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还通过举行与”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关的活动，呼应了APEC互联互通议程的推进。

2015年，是APEC实施《蓝图》的第一年。尽管在“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题下，东道主菲律宾并未将互联互通建设确定为重点议题，缺乏创新性成果，但相关工作仍旧按照既定轨道得到了切实的推进。譬如，在机制安排方面，APEC确立了关于监督、评估和审议的专门安排，各经济体已经提交了2015年的评估报告；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APEC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调能力建设；在人员交往互联互通方面，从今年9月1日起将APEC商务旅行卡有效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APEC并重申2014年澳门旅游部长会议确立的到2025年APEC经济体间国际旅客达到8亿人次的目标；在软件互联互通方面，APEC举行了第八次良好规制行为会议，促进APEC经济体的规制一致化建设。

中国继续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中国顺利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不少APEC经济体加入了中方推动的这两个进程，APEC双部长会议对中方的这一贡献表示肯定。中方作为亚太港口服务组织秘书处，促成2014年11月召开“亚太港口互联互通研讨会”，并推动于2015年11月召开“促进门户港口和供应链互联互通研讨会”。中方还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动学生、研究人员和教育提供者的流动性；APEC商务旅行卡延长有效期是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

从今年的情况看，APEC推动互联互通合作仍然任重道远。各经济体对互联互通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异，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侧重点不同，前者看重软件互联互通，后者重视硬件互联互通；太平洋东西两岸认识不相同，西岸有长期互联互通合作的基础，东岸相对超脱。即使各方达成一致认识，执行能力也参差不齐。未来数年APEC东道主多数为发展中小经济体，中国及其他互联互通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应加强与这些经济体的沟通与协调，凝聚共识，共同落实好《蓝图》，加快迈向无缝亚太。

“中国方案”助力亚太梦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秘书处处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王震宇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举行。时隔19年后，菲律宾再度担任APEC东道主，迎来了亚太各经济体领导人，共商亚太发展合作大计。19日，随着APEC经济体领导人发表宣言，APEC菲律宾年落下帷幕。

会议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  应对世界经济挑战》的主旨演讲，受到广泛关注。分析普遍认为，习主席的这一演讲为亚太战胜经济面临的挑战、巩固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指明了清晰的路径，同时也向亚太乃至全世界传递了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信心。
    “面对世界经济中的激流险滩，亚太这艘巨轮必须校准航向、把好舵盘，亚太各经济体必须勇于担当、同舟共济，努力推动全球增长。”习主席开诚布公，系统阐明中国发展理念，展望中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为亚太巨轮扬帆远航增添中国动力，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中国能量。

从北京到马尼拉：APEC机制化优势凸显

在一定程度上，今年的会议体现出了APEC的优势。一是，APEC照顾多样性，不同的经济体有不同的诉求，通过轮流办会各经济体能够有效将自身利益和区域利益结合起来。二是，APEC多年来的制度化建设初见成效，部长会、高官会、专题组、国际秘书处乃至观察员和相关机构均能按部就班地工作，保证了APEC进程的延续性。

从会议例行议程和所取得的成果看，APEC2014年《北京纲领》中的主要议程均得到有效推动，在中国等主要发起经济体的积极努力下，在东道主的适度配合下，这些“规定动作”基本到位。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FTAAP)北京路线图》和《APEC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蓝图》所制定的工作规划得以顺利实施。

围绕FTAAP北京路线图的工作进展引人注目。其“规定动作”包括发起FTAAP相关议题联合战略研究、围绕自贸区加强信息交流、推动能力建设、加快“边境上”、“边境内”和“跨边境”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行动等。

2015年5月，APEC贸易部长会议确定了FTAAP联合战略研究的写作大纲，确立了目标、责任、报告的结构、工作范围、主要成果、各章内容和时间表。目前，该报告已经进入实质性撰写阶段，各方积极参与，能够按照既定时间表完成。终稿及建议将提交201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东道主就促进自贸区透明度联合有关方面举行了两次关于自贸区的讨论，APEC政策咨询小组发布了关于区域自贸安排情况的年度报告；韩国、越南等经济体围绕非关税壁垒、自贸区知识产权谈判技巧、原产地规则等议题举办了研讨会促进能力建设；APEC成员主要围绕以确定的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开展了协作，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全球价值链战略蓝图》的实施使APEC发达阵营和发展阵营走到了一起。二者各有所求，各有所得。如美国就影响价值链的贸易投资议题引领了相关合作；中国与美国合作引领了全球价值链及贸易增加值统计工作；澳大利亚主持了认识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工作；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联合主持了促进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工作，等等。

在落实《北京纲领》方面，成功举办了第二届结构改革部长会议，在《APEC结构改革新战略》基础上制定了《APEC结构改革议程2016-2020》，重点是使结构改革促进包容性增长、创新增长和服务业的发展；在《2010-2015营商便利度行动计划》基础上，提出第二个行动计划，到2018年APEC营商便利度整体再提高10%。在创新增长、新经济、城镇化等方面均按原定计划开展了活动。

尽管互联互通未能成为今年APEC会议的优先议题，但《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的规定动作均得到落实或推进。在机制安排方面，APEC确立了关于监督、评估和审议的专门安排，各经济体已经提交了2015年的评估报告；在硬件互联互通方面，APEC继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调能力建设；在人员交往互联互通方面，从今年9月1日起将APEC商务旅行卡有效期限从三年延长到五年，APEC并重申2014年澳门旅游部长会议确立的到2025年APEC经济体间国际旅客达到8亿人次的目标；在软件互联互通方面，APEC举行了第八次良好规制行为会议，促进APEC经济体的规制一致化建设。

中国的七大贡献

在推动APEC成果落实方面，中国系统地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首先，中国理解并尊重东道主的选择，双方积极互动，充分磋商，在会议主题议题框架下尽可能全面地、实质性地落实《北京纲领》，推动融合、创新、互联议程的开展。

其二，在关键项目上，中国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如中国与美国共同担任FTAAP等项目主席之友小组的双主席，确保FTAAP、全球价值链项目按计划进行。

其三，开展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如在第三届高官会期间举行了FTAAP研讨会，汇集政府、学术界和商业界对推动FTAAP 联合战略研究的意见。

其四，注重机制建设，如在促进人员往来互联互通方面，推动建成APEC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从而可以加强学生、研究人员和教育提供者的流动性。

其五，落实承诺，提供资助，针对FTAAP和全球价值链项目向APEC提供300万美元的专项资助。

其六，注重与志同道合者合作推动相关项目，如与印尼合作推动互联互通合作和价值链合作，与澳大利亚合作落实APEC商务旅行卡有效期限从3年延长到5年。

其七，注重协同增效，例如，成功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顺利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奉行开放地区主义，注重与有关项目对接，呼应APEC互联互通蓝图。

“中国方案”助力亚太梦想

中国国家元首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承诺，助推APEC2015会议圆满收场。

自1993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以来，APEC经济体领导人因故取消出席会议、改派特使代为出席的情况不断发生。中国国家元首日程繁忙，如果不出席某次会议其实也属正常。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三成，以在10万亿美元基础上的近7%的增长率傲视全球，域内出口第一大经济体，进口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第一大经济体，吸引外资第一大经济体，对外投资第三大经济体。在世界和区域经济增长乏力、贸易增长趋缓、发达经济体竭力把持规则制定权的形势下，中国国家元首如缺席会议，亚太经济合作进程不啻于遭受一次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在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国家元首均不出席的情况下，中国国家元首如果缺席，则会出现三大发展中经济体元首缺席APEC2015年会议的先例，这对APEC发展中经济体和APEC进程本身都将极为不利。

因此，中国国家元首的出席符合发展中经济体的愿望，是对苦苦寻求增长动力之源的亚太领导人的安慰，也是寻求商业机会的亚太企业家的热切期待。所以，本次习主席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照顾的是亚太大家庭的普遍关切，宣示的是中国对APEC进程的庄严承诺。

结合习主席在会议上的演讲，可谓信息丰富，针对性强。一是，针对当前世界和亚太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系统性建议。用“亚健康”对当前世界经济做出了准确的诊断，指出前路曲折。开出了改革创新、坚持开放、落实发展议程、推进互联互通的综合药方。

相比APEC2014年会议，习主席的判断切中时弊，方案更为全面，加上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提出包容和谐增长，意涵比APEC2015年会议主题更加丰富。

二是针对APEC个别经济体表现出的企图以安全借口干扰APEC合作进程的不良动向，强调APEC的使命，重申中方的一贯立场，指出APEC要务正业，那就是以发展为中心，谋求和平环境；走正路，发扬合作共赢理念，竞争与合作相互促进，尊重多样性，奉行协商一致原则，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这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底线思维。

三是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心，客观说明中国经济情况，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展现中国经济的光明前景”，给区域经济伙伴加油打气，树立信心，这无异于“冬天里的一把火”。

四是针对会议主题、议题，介绍中国“十三五”规划，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措施，以注重效益质量呼应东道主的“优质增长战略”，以创新驱动呼应结构改革，以注重公平公正呼应包容性增长，以绿色发展呼应可持续、强韧社区，以对外开放呼应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

五是针对发达经济体搞排他性贸易安排和对自贸区过度政治化，明确奉行开放区域主义，以包容性态度，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运营，“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

可以说，会议取得成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中国方案”不仅将助力开放、包容的亚太共同体梦想，也将为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发展较准航向。

互联互通篇

联结APEC经济体的纽带：基础设施、治理和社会融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联合主任 陈企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

亚洲竞争力研究所研究实习员 叶心仪

前言

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仍是正道，循此可以促进增长，增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出口带来的增长已使东亚上千万的人民致富，同时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业已转移到了发展中经济体。这一转移过程借由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助力，从而也导致了产业重组和技术升级。（Tan, Yuan, Yoong and Yang 2013）

这些过程如今仍在继续，经济实力在世界主要的增长引擎之间流动——这些引擎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资源富集的东盟处于沟通东西贸易路线的战略要冲。拥有6亿人口的东盟，因而凸显其重要性以及对投资者和各大国的吸引力。

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的数据显示，除了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保持着强劲的双边贸易之外，东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活跃（见表1）。的确， 自2000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显著上升。在每年近10%的适度增长预期下，到2020年，双边贸易额将会超过8000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一对主要的贸易伙伴关系，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关系（Tan, Low, Tan and Lim 2013）。

表1：东盟五个经济体之间的增长引擎，1990—1999年以及2000—2010年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印度尼西亚	1.31	0.09	0.03	0.13（0.17）	0.06
马来西亚	0.15	1.23	0.06	0.33*（0.49*）	0.16（0.20*）
菲律宾	0.01	0.03	1.07	0.03	0.02
新加坡	0.26（0.16）	0.30*（0.43*）	0.07	1.18	0.15（0.22*）
泰国	0.14	0.18（0.24*）	0.07	0.21*（0.30*）	1.27

注释：*在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较强；括号中是1990—1999年的数字。

来源：Tan, Yuan, Yoong and Yang, 2013。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作为主要的东盟经济增长引擎，量化观察这5个经济体的重要性是饶有趣味的。近几十年来，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东盟增长的贡献方面与中国相比，已趋下滑。例如，在贸易和投资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程度分别是中国的9.2倍和4.49倍，而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这些数据趋向稳步下滑。预计到2020年，预计美国和欧盟的影响力将分别只有中国影响力的0.65倍和0.51倍。同样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东盟5个经济体的贸易和投资影响力只有日本的0.31倍，而这一影响力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日本的4.52倍（见表2）。

表2：中国、欧盟、日本、美国作为东盟五个经济体的增长引擎的相对重要性，1980—2020年

项目	美国与中国相比的相对重要性	中国与日本相比的相对重要性	欧盟和中国相比的相对重要性
时段	比率	比率	比率
1980到1989	9.17	0.31	4.49
1990到1999	4.30	0.71	2.41
2000到2010	1.53	1.88	1.02
2011到2020	*0.65	*4.52	*0.51

注释：中国作为东盟经济体的主要增长引擎的重要性在过去30年来骤然上升.

来源：*由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预测；Tan, Yuan, Yoong and Yang, 2013。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分别对亚洲11个经济体所产生的类似的重要性上升的势头。当然，如将美国和日本加总，那么它们对一些亚洲经济体来说仍是重要的增长引擎（见表3）。与中国相比，欧洲仍然对一些亚洲经济体保持了增长引擎的地位，例如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近期日本努力在东盟内部重组其价值链网络，以及近期还试图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我们可以预计日本跨国企业将对在相关东盟经济体内的贸易和投资重新洗牌（见表3）。

表3：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对于亚洲各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2000—2010年）

	美国与中国相比作为增长引擎对于11个亚洲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	美国和日本加在一起与中国相比作为增长引擎对于10个亚洲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	欧盟与中国相比作为增长引擎对于11个亚洲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	中国与日本相比作为增长引擎对于10个亚洲经济体的相对重要性
经济体	比率	比率	比率	比率
印度	1.94	2.28	1.61	2.98
马来西亚	1.69	2.18	1.03	2.04
菲律宾	1.59	2.14	1.05	1.75
泰国	1.57	2.16	1.06	1.75
日本	1.53		0.91
印度尼西亚	1.47	2.20	1.03	1.37
新加坡	1.34	1.74	0.94	2.52
澳大利亚	1.15	1.81	0.92	1.52
韩国	1.09	1.40	0.76	3.20
中国台北	0.99	1.26	0.63	3.73
中国香港	0.70	0.86	0.46	6.33

注释：如将美国和日本加总，那么与中国相比，它们对一些亚洲经济体来说仍是重要的增长引擎（见表3）。与中国相比，欧洲仍然对一些亚洲经济体保持了增长引擎的地位。日本的影响力正在急速下降，但或许会由于更新换代后的日本—东盟互联互通的实现而略见起色。

来源：Tan, Yuan, Yoong and Yang, 2013。

由于如此之多的东盟贸易是与区域伙伴开展的，所以东盟各国必将会在区域内新近出现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发挥重要作用。故而追问下述问题必有助益，即东盟如何能够促成一个将所有多边区域经济结构一体化整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战略，这些需要被整合的架构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我们正为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而努力，我们必须同时需更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的更进一步增强，需通过加强东盟和美国、中国及日本的互联互通。本文将在稍后的章节论述在整个区域正在筹划加入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定时，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致力于发展基础设施的多年规划，正如2013年APEC经济体领导人宣言所阐明的：“在互联互通硬件方面我们承诺，通过一个基础设施发展与投资的多年计划，在发展、保持和更新我们的基础设施硬件时开展合作。这一计划将会协助APEC各经济体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公私伙伴关系以及增进政府在准备、计划、排序、架构和实施基础设施计划方面的能力和统筹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巴厘岛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要倡议。本文还将论述AIIB的急迫性、原则、程序、参与和支持等问题。AIIB和亚洲发展银行（ADB）都可能会在RECP、TPP和FTAAP带来成果的过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亚太自由贸易区：一些建议

鉴于目前在一些东盟经济体所发生的社会骚乱，在2015年建成一个完全的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显得遥不可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可能会被拖延，东盟同有关国家就RCEP开展的讨论也会比预期的进展缓慢。

同样，近来的几轮TPP谈判遇到难题，其中包括美国缺乏来自国会的决定性支持，以及由于未能同日本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使得奥巴马总统2014年4月访问亚洲的成果令人失望。这似乎表明TPP谈判也将不会在近期完结。

然而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更加广泛的全球化仍然是可持续的、平衡的、包容性增长和发展的最为可行的途径。WTO在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方面的努力是决定性的。鉴于各类自由贸易协定的扩散发展，如正在平行发展的TPP和RCEP，确保WTO在多边贸易体系的努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FTAAP的首次提出是在2004年智利举行的APEC工商咨询委员会上，而后2010年，在日本举办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通向FTAAP的具体途径。一些关于如何实施FTAAP的想法开始萌生，比如2014年在新加坡提出将TPP和RECP联结在一起的提议，这些都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于北京召开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被再次提及。

2013年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曾谈到，“海纳百川”，中国欢迎“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增加并将此视为积极信号”。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朝FTAAP方向努力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所有的APEC成员应愿承诺确保实现茂物目标，最为可能的实现途径即是建成FTAAP。至于说FTAAP是由APEC所“领导”还是由其“支持”，可在APEC成员间进一步探讨。为集中精力稳步迈向长期目标，在成员中还需要一些领跑者。

其次，APEC需要确定自身的优先考虑的问题。有些评论认为APEC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甚至建议将APEC降级为部长级会议而非国家领导人会议。我们对此不能苟同，因为APEC尚还有很多事情可做。APEC应该协力共为来实现特定的目标。

实现下列目标对工商业尤为重要：（1）2012年确立的APEC环境产品清单，这份清单旨在于2015年将54种产品的实施税率降至5%或更低；（2）供应链互联互通倡议（SCI），这一倡议旨在于2015年在供应链业绩方面取得10%的增长；以及（3）营商便利倡议（EODB），至2015年将营商便利度提高25%。

再次，APEC应该确保将某些倡议嵌入WTO的工作活动中。WTO开展很多实际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工商业来说十分有益。然而WTO仍纠结于决策和实施，尽管大多数人都对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心怀期待。现在由APEC这类的平台来领导这些工作势在必行。过去APEC也是这样做的。APEC的全面日程包含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其中一些可以嵌入到WTO的日程中。例如，APEC可以将其环境产品清单的做法扩展到其他领域，或者采取免税措施并提高监管透明度等。

最后，APEC必须寻求将TPP和RCEP等现存的贸易协定统一起来。通过确保最高的而现实的水准，最终成功缔结FTAAP。新加坡贸工部长林勋强说：“中国在2014年担任APEC主办国，对于实现我们2015年的目标至关重要。对此延缓不前就意味着我们在通往FTAAP的道路上戛然而止”（Lim 2014）。

东盟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要求

中国—东盟互联互通

过去30年多来，中国在GDP方面的快速增长以及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环境恶化，基础设施吃紧，治理难题，以及公共政策矛盾。这些为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引起了对公共政策辩论的可观的学术兴趣。

更进一步讲，中国试图采取再平衡措施，将其外需驱动型、出口导向型、数量增长型的发展方式，调整到更加偏重于内需驱动型、消费导向型和更为重视质量增长的方式，这一庞大的再平衡任务预计会对全球贸易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深刻影响。

据最新估计，只要年均GDP增长率在未来20多年稳定保持在6%到7%之间（见图1），最迟到2027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对其不断繁荣的经济了然于胸，乐于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特别是与东盟邻居们分享。分享繁荣的确至关重要。通过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来增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增进商机，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会变得更为有意义，这也会赢得本区域人民的更为积极的反响。

在一些亚洲经济体中，腐败在非民主体制中盛行。这一社会政治体制倾向于创立一个特权比业绩更重要、关系比能力更管用的环境。然而，最为关键的议题还是要有效地实施治理，拟定并执行有利于并包容大多数公民的公共政策。事实上，纪律若存，民主方立，对此我们相信其定会到来，甚至对中国而言亦然。

考虑到私人企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以及巨大的区内土地，在中国—东盟间更紧密的政府间合作关系的促进下，在日益增加的经济开放度，更宽广的市场准入，以及可操作性的倡议的共同作用下，私人企业的商业潜能将被进一步挖掘出来。这其中的挑战是如何努力实现在基础设施、机制建设、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更大的区域互联互通目标。

日本—东盟互联互通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跨国企业已经将制造业稳步地从东盟地区迁移到了中国的沿海省份，因为那里的地租和工资成本更低，包括高速公路和空、海港在内的有效的基础设施到位，熟练和非熟练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供应充足。

自2010年以来，日中之间经历了一段双边关系愈发困难的时期，引发困难的原因很复杂，包括10多年的日本经济停滞，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解决的历史包袱，以及主权争端。亚洲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双边关系，预计在未来十几年内或者至少在中期，都不会得到缓解。

因此，日本跨国企业积极谋划将制造业迁出中国。作为其将风险分散化过程的一部分，它们计划在一个崭新的富有竞争力的东盟内，重新建立制造价值链，而东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业已采取了变革措施。

鉴于近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重返亚太对中国实施平衡政策，东盟处于吸引来自包括日本、中国、美国和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直接投资的有利地位。对日本跨国企业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在东盟内部寻找合适的投资目的地、区域总部以及制造业能力和容量。

克服金融瓶颈：亚投行（AIIB）

APEC应该在三个方面提升区域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金融和人的发展是当下APEC各成员面临的三大瓶颈。尽管APEC在贸易和投资全球化方面取得长足进展，但是这些瓶颈如不能突破，那么本地区将面临长期处于经济底层的人群扩大化的危险。

因此，基础设施方面硬件和软件的互联互通对于增进互联互通、紧密经济联系，以及提高APEC经济体内部的社会融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的硬件部分应全面地跨越整个区域，特别是海陆空方面的互联互通。关于良政、透明度和法治等机制体制方面的互联互通，将会在政府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这同时也会激励私人部门开展合作，这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提升人民之间的互联互通，要通过提升社会融入，极为重要的是要有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可负担得起的健康保障、住房、教育以及交通。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要诀就是基础性的互联互通建设，这能够克服生产上的瓶颈和促进实现长期目标。东亚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业已表明，通过一个全面规划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克服生产瓶颈是经济起飞的主要先决条件，同时这也是一个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利器。

由于投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相对巨额的资本投入、长期的酝酿，以及考虑到回报周期过长，因此融资成本也往往偏高，再加上投资方经常会在确定投资项目上难以取舍，故而这里还存在着金融瓶颈的问题。

政府必须在治理和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以确保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是平衡的、可持续的和包容的。更大规模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正在日益被视为区域性的公共产品。

应拟定亚太互联互通的更长期的路线图，在资本、技术和竞争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大经济体应扮演积极角色，以应对那些导致增长停滞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设施瓶颈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巴厘岛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上倡议建立AIIB，这想法可谓精妙绝伦，举动高瞻远瞩，理应受欢迎。他提出，AIIB倡议旨在促进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包括——但并未局限于——东盟地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与现有的跨国发展银行（MDB）进行合作，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优势并共同促进亚洲可持续的和稳定的增长（Tan 2013）。

亚洲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是庞大的，且这项投资已经长时间被拖延了。缓慢和不平衡的区域经济恢复增加了对财政预算的压力。2012年，官方发展援助计划合计有大约1250亿美元。现有的资金不能满足区域所需。东盟基础设施基金（AIF）拥有4.85亿美元。而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2009年的研究显示，2010—2020年期间，亚洲所需的基础设施资金会达到8万亿美元（见表4）！缺乏可融资项目是主要的瓶颈。根据工业界人士的非正式估算以及来自“项目融资国际”的数据，2010—2020年期间，由可融资项目比例和基础设施所需的预期份额可见图2。

表4：亚洲和东盟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需求（美元）*

	总计	不可融资	差可融资	可融资
亚洲	7-10万亿*	约4到5万亿	约2到4万亿	约1万亿
东盟（不包含新加坡）	1.05万亿*	可达6000亿	可以4500亿	可达1000亿
东盟四国	8000亿*	可达3500亿	可达3000亿	可以600亿

注释：*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由亚洲开发银行估算。

2013年10月9日，出席中国—东盟峰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加坡欢迎建立AIIB的倡议。鉴于今后10年及之后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极为庞大，世界银行、ADB、以及新近成立的AIF会与亚洲各经济体合力满足这些需求。然而，解决生产和金融的瓶颈的需求迫切，区域组织在此方面应多有作为，AIIB是这些组织的补充。

较为理想的情况是，AIIB的会员资格能够具有包容性，涵盖东盟经济体并能够让非东盟经济体参加。成员国和关键投资者的权限配置，可以使这一新机构保持稳健的信用评价。包容性的会员资格同时能够激励私人部门基金的参与。新加坡对加入AIIB持开放性态度，这与加入ADB和AIF的态度是一致的，新加坡期待与东盟成员国一道研究加入AIIB的具体细节。

可融资项目要具备长期吸引私人部门投资的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可融资项目可经由如下标准予以评估（1）微观经济、法律和监管环境；（2）技术和环境活力；（3）经济和财政活力；（4）项目实施和管理能力；以及（5）全面风险评估。AIIB可以促进区域法律和监管环境的提升。世界银行和ADB已积极从事发展援助业务，AIIB可以在可融资基础设施项目中发挥补充性的和独特的作用（Tan, Tang and Yao 2014）。

AIIB可通过降低参与的风险来吸引私营部门的参与。例如，AIIB可以向次级债投资或是为项目债券提供信用担保等。私营部门应该被邀请参加金融/技术咨询和组建工作中去。AIIB可以直接和私营部门对项目进行联合投资。比如，欧洲投资银行（EIB）仅分担总项目开支的50%，剩余的部分则是通过发挥杠杆作用，从私营部门的金融机构中取得。AIIB的资本可以通过增加发行供私营部门购买的债券来发挥杠杆作用。AIIB一旦建立起信誉就可通过发行自己的债券来融资。

另外，可以通过与其他的跨国发展银行（MDB）建立机构性和经营性合作关系来辅助基础设施倡议。现有的MDB网络已经通过交换它们各自的信息形成了合作，这些信息包括重点目标、行动计划、项目估价的联行动以及联合融资项目等。AIIB可以筹划与其他MDB联合参与特定项目。例如，AIIB可以提供贷款，而其他MDB可以提供拨款。今后，AIIB也可以对例如AIF之类的现有区域性倡议发挥助益作用。

结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和日本在东盟各经济体的经济影响力业已被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盖过，这一趋势在新世纪更甚。新加坡国父李光耀首先站出来呼吁重估美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盟内的经济地位。东盟不受制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这一点从战略上讲是有道理的。因此，美国的重返，希望接踵而来的还有欧盟的复苏，以及日本跨国企业制造部门的迁移到东盟，都将会提升东盟的重要性。这些不等同于遏制中国（Tan, Yuan, Yoong and Yang 2013; Tan, Yoong and Yuan 2014）。

东盟应该处理好美国参与亚洲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程。除了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外，美国依然是亚洲经济至关重要的增长引擎。美国积极参与APEC和东盟峰会，并在TPP中发挥领导地位，都对确保这一亚洲主要的增长引擎履行其承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对东盟很关键的一点是，不仅要确保和中美的经济利益平衡，同时也要确保欧盟和日本经济利益的平衡。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业已指出了一些影响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新动向：成本增加，跨国企业正在考虑从中国迁移到东盟，以及中国的市场业已变得较易进入。ACI认为对于东盟来说，机会之窗大概会有五年的时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处于善加利用这些新动向的有利地位，而新加坡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和物流—运输枢纽，将为新兴而勃发的地区贸易和投资提供服务。（Tan, Low, Tan and Lim 2013; Tan and Tan 2014）。

拟议中的AIIB是另一个可以加强东盟在区域内发挥关键作用的机制。亚洲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城镇化时代，如今人们对发展宜居的城镇和城市更感兴趣。AIIB能够迅速展示其实施成功项目的能力，挖掘中国和新加坡在发展全面城市解决方案方面的相关经验。为支持AIIB的发展，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应该组建一个工作团队来开展对于其他MDB和基础设施基金的综合研究，主要关注治理、投资结构以及AIIB可采纳的最佳运作方式。现在要开始研究AIIB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最为有效地获取私营部门的资金并取得良好的信誉评级（Tang et al. 2014）。

                                           （刘畅 译）

有效推动经济一体化，促进全球价值链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安德鲁•艾莱克

一、引言

近年来交通通信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彻底改变了生产和分配的性质。如今，大部分产品已经是“世界制造”，来自不同经济体的企业根据自身不断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生产网络，或者说“全球价值链”上贡献价值。“贸易”一词再也不能概括全球商务活动的全部意涵。沿价值链运动的货物流只不过是相互交织的服务流、金融流、人员流和信息流中的一条线。

这些价值链的范围不断拓展，业已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东亚作为价值链网络的先锋地区从中受益匪浅。继续增加收益的机遇着实很多。政府可以相互合作，也可以与本经济体的私营部门合作，以此降低产品和生产要素沿价值链流动的成本和风险。

大多数产品在沿全球价值链流动时不再面临传统意义上的严重的贸易边境壁垒。因此，促进价值链的有效方式是增强物理、制度以及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当今时代，通过国际合作推进互联互通带来的潜在收益将远远超过进一步的贸易谈判。

改善互联互通需要大量的投资，资金不仅要投在改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还要投在运营基础设施所需的技能和制度建设上。短期来看，有足够的资金升级基础设施，最吃紧的是技术能力和制度。在贸易协定中加入新的规则并不能克服这些局限。为提升技能和制度能力，就要进行国际合作，而开展这种合作要有耐心，需要相互学习，分享相关信息、经验、专业知识和技术。

大多数必要的政策改革可以由各个政府本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去实施，任何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减少阻碍参与价值链的监管问题和物流瓶颈。但是，各个政府其实不必孤军奋战。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相邻的经济体开展合作，借鉴经验，在务实的合作安排中广泛吸纳参与者，形成网络，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针对海关通关所建立的区域单一窗口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

像这样的互利共赢的合作机遇有很多，都是互利的正和博弈。进行这种正和博弈的最有效方式是自愿合作，而不是贸易谈判。

各国政府为促进价值链而进行的协调决策类似于上世纪90年代亚太经合组织（APEC）经济体成功实践的协调的单边自由化。APEC和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进程是成功进行协调单边便利化的范例，每年已经为商务活动节省了数十亿美元。如果我们的远见更大胆些，下决心投入更多资源来改善互联互通，那么，收益将大得多。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依托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资金支持，这种通过合作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崭新的，其前程远大。

二、促进全球价值链

东亚成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全球价值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大陆、香港和中国台北相互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与亚洲其他部分和整个世界经济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促进了这些经济体的成功。如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快速上升，东亚价值链模式也需随之快速调整。

这一示图显示了一件西装的附加值来源，表明价值链远不止是将各种中间投入组合生成最终产品的过程。价值链是货物流、服务流、金融流、人员流、知识产权流以及其他信息流的相互交织。由此产生的政策挑战是降低各种国际交易的成本和风险，促进这些要素的流动。

工商界人士是价值链的管理者，决策者应该对他们提出的优先事项做出回应，这样才能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东盟经济共同体所应处理如下优先事项：

• 跨境问题：例如进口和海关管理、效率和连贯性问题，包括如何更多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问题

•标准和合规措施：加强认证机构建设并向国际标准靠拢

•投资便利化：采用国际最佳实践

•运输和通信：改善互联互通，包括协调规则和法规以增强信息通讯技术的联通

•非关税壁垒：包括努力实现进口许可的自动授予和相互承认职业资格等

•加强和落实规则：包括能够促进竞争的监管措施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1]

商界列出的这份优先项目清单表明关税壁垒已经不再是国际商务活动的主要限制因素。一些敏感产品（尤其是农产品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产品）仍然保留传统贸易壁垒。这些剩余的边境壁垒很高，但只影响国际商务中的一小部分，且其影响范围迅速收缩。

大多数货物、服务和信息在沿全球价值链流动时并未受到严重的关税或配额限制。因此，全球价值链的经营者们呼吁政府将注意力从痛苦的贸易谈判中转移出来，关注那些全球商业活动中更为重要的限制因素，包括尚不完善的交通和通讯网络和不同经济体在规制上不必要的差异。这些问题均可以通过加强物理、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来加以解决。

三、改善互联互通

关于经济一体化存在的机遇的研究表明更好的互联互通带来的潜在收益将远远超过任何进一步的边境壁垒的边际削减。

    • 口岸通关时间每减少一天就可节约贸易产品价值的1%（亚洲发展银行2009年数据）

    • 将APEC经济体中口岸运行效率未达平均水平的港口朝平均水平迈进一半的地步，就可以使APEC内部贸易增加10%，相当于2800亿美元(Wilson et al, 2003)

• 国际贸易中的供应链壁垒远比关税的阻碍严重的多。事实上，降低供应链壁垒带来的世界GDP增幅比消除所有关税所带来的GDP增幅大六倍（世界经济论坛，2013）

    这些潜在的收益部分可以通过缩小亚太地区交通和通信网络的巨大鸿沟来获得。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1年预测未来二十年间全球基础设施需求约有50万亿美元

    •亚洲发展银行（ADB）2009年预测，2010年到2020年期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2013年预测，到2020年，美国需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花费3.6万亿美元

改善网络不仅仅是指规划新公路和电网从而将地图上的点连接起来。改善网络最大的收益莫过于加大力度提高现有资产（如公路、港口、空港等）的效率。提高效率有多种方式，比如增加承载量（新的集装箱装卸机械，或者道路增加新的车道），对运行和维护的充分重视以及对能力和制度建设的投入等。

高效的国际运输、通讯和能源网络需要政府间的合作，比如致力于共享规则（比如共同的道路安全规则），促进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的可交互操作系统。实现这些目标，在经济体间建立起更加透明和协调的规制需要良好的制度互联互通。促进价值链也需要能够与其他经济体政府组织顺畅合作的机构，比如采取兼容性软件和数据格式，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机构的官员之间要建立互信。

如下图所示，有效的物理互联互通需要制度互联互通，同样，

制度互联互通也需要人与人的互通。

交通、通讯网络和制度的升级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制定长期计划。这些规划不应宣扬过于宏大的终极目标，比如“2030年前实现区域经济的无缝连接”。这样的理想主义目标不可能实现，因为总有需要改善的余地，其途径包括灵活运用新技术。设立中期目标，用来衡量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否真正更加省钱、简单和快捷，这是一种更好的办法。实现更加务实的目标，比如降低货物进出港口和机场的时间消耗，将会为私营部门带来可以衡量的收益，从而树立信心，进一步改善互联互通。

制定改善互联互通的计划必须首先弄清楚当下和长期所面临的限制因素。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要用于改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不过，融资并不是2015年最主要的问题：当下，相较于极低利率的可动用资金规模而言，缺少的是准备充分的基础设施项目。（Kocherlakota, 2015)

最紧迫的挑战是通过各种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比如：

• 确保及时扩大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建设的土地供给

• 实施成本回收政策，使潜在的经济回报转化为金融回报

• 制度优化升级，有效地利用经济基础设施，例如：

-为产品跨境流动建立单一窗口；

-利用信息技术，使管理和运作价值链的人员流动更加便利

•在经济基础设施中设立针对可融资项目的投资管道，向多边开发银行借鉴经验和寻求帮助

四、合作推动互联互通

各国政府应做出决策应对上述挑战。任何政府只要想让其生产者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成功，就应下决心实行更便捷的海关程序并通过其他方式减少国际商务的成本和风险。

尽管各国政府在能力和制度建设上将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但他们并不需要孤军奋战。与其他政府协调促进价值链方面的改革，会增加单边行动的收益：经济体之间可相互学习经验，国际合作能够产生显著的网络化正面效应。

以下几个例子将阐明政府可以把握机遇，通过务实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

（一）商务流动——APEC商务旅行卡（ABTC）网络

    近年来建立、管理和采用全球价值链的经验表明，我们不但需要促进货物、资金和信息流动，还需要顺畅的商务流动。ABTC已经成为促进商务人士在亚太地区自由流动的有效方式[2]。

ABTC体系由六个经济体率先实行，无须就制定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国际规则而进行谈判。通过分享专业知识、软件和风险评估技术，集体反复学习，效率得到提升。其他的例子表明，大多数旨在降低价值链成本和风险的合作安排都需要一个类似的过程。

ABTC的先行者将其设计为一个“开放的俱乐部”——一种合作的安排旨在吸引新成员，由此增加网络的正面效应。其他的APEC成员一旦认识到其中的好处就会随之加入进来。

（二）东盟清关单一窗口

东盟成员国政府认识到高效的海关通关程序的必要性，而且在东盟地区实现高效的海关通关程序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故而一致同意建立清关单一窗口，以加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景。

区域单一窗口系统需要用通畅的信息交换、兼容的数据录入和处理软件以及共同的风险评估与检验规范来支撑。所需的程序和规制是通过反复的集体学习，不断修改现有法律框架，促进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游侠利用促进跨境电子交换而建立起来的。官员们从私营部门吸取经验，帮助政府进行国内立法或者就国内立法进行必要的修改。这种立法需要具备灵活性，因为操作规范需要吸取国际经验，利用最新技术，从而得到不断改进。

在技术环境不断演化的情况下，试图强制推行内容详细的约束性国际操作规范，会起到反作用。幸运的是，没有必要严重依赖东盟范围的权威来迫使各方遵从这些规范，因为通过这种反复的合作式政策制定过程，各参与国政府均有高度积极性去实施这些规范。幸运的是， 没有必要严重依赖东盟范围的权威来迫使各方遵从这些规范，因为通过这种反复的合作式政策制定过程，各参与国政府均有高度积极性去实施这些规范幸运的是， 没有必要严重依赖东盟范围的权威来迫使各方遵从这些规范，因为通过这种反复的合作式政策制定过程，各参与国政府均有高度积极性去实施这些规范

最艰巨的挑战是要帮助所有东盟经济体进行制度和能力升级从而实现各国单一窗口的高效运作。这些合作依赖于坚持分享相关信息、经验、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决心，而要树立这一决心就需要让各方认识到，能够通过全区单一窗口的高效运作，收获网络正效应，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靠一次性谈判达成约束性的贸易协定是无法形成或维持这种必要的共同学习和分享的决心的。

（三）高效的港口和机场

投资亚太港口和机场，提高其运作效率是降低国际国内商务交易成本的重要机遇。这种提高将使更多的人口中心融入到生产网络中来。降低航运成本对于印尼和菲律宾这样岛屿众多的经济体收益尤为显著，并且有助于太平洋岛国经济体与APEC其他经济体的一体化。

亚太地区的部分港口已经形成可为世界垂范的最佳实践，但其他港口仍有很大的差距要追赶。而且，一地使用的系统未必与其他地方的相兼容。国际合作（例如APEC经济体间的合作）能够通过协调标准和规制来促进分享最佳实践和能力建设，从而促进各方致力于提高系统地交互操作性。威尔逊等人认为（2003），这种升级港口水平的合作倡议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机场和小型港口的运营效率也可以提升到最佳实践一半的水平，那么潜在的收益将会更大。

所有的亚太经济体都非常希望提高自身的贸易物流水平。因此，在加强港口和机场的有效性方面的投资行将出现。相较于各个经济体单独努力，通过感兴趣的经济体间的对话、分享信息和经验进而合作推动进步，可以使这些投资更早出现并且能够降低成本。

要确立大型的多年期港口和空港的升级规划是要费时费力的。提高效率并不仅仅是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加强港口或者机场的有效性还需要在政策演进、制度完善、培训以及信息技术和硬件上进行投资。

（四）合作性安排的共同特征

上述合作的经验表明，最大的挑战不是设计各种计划，而是形成和培养配套的制度和人力资源能力，从而使这些计划随着时间的发展运作良好，并能抓住新的更加广阔的机遇。或许，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增强物理、制度和人与人互联互通的合作将会使所有参与者收益。而且，由于网络化存在正效应，参与成员越多，收益就越大。从技术上来说，这些安排是正和博弈，而博弈论告诉我们所有的参与者处于自利目的遵守博弈规则。

诸如区域单一窗口这样有效的合作计划的确需要相应的改革来协调操作规范。但并不需要一个机制来强制推行改革。合作的安排能够实现共赢，各国政府同意合作并落实规范符合其利益。

积极的网络化效应的潜在收益意味着这些合作计划最好设计为一种“开放的俱乐部”模式，所有愿意并且能够实行现有成员已经达成的规范的经济体均可以加入进来。并且，鼓励和帮助新成员加入符合所有成员的利益。

任何国家团体都可以发起这种开放型的合作安排：比如，ABTC和东盟单一窗口是由不同的国家集团发起的，但它们都会辐射到整个亚太地区甚至是全球的合作安排，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

正和博弈的另一个优点是每一个单独的博弈本身均有益处，因而无必要搞一揽子安排。比如，不需要等到建立一个单独的加强签证便利化合作安排才去实施或扩大单一窗口的安排。当然也不需要等敏感产品关税自由化的贸易协定达成了，再通过务实安排改善价值链。

五、协调的单边便利化

上面提到的例子和许多其他促进全球价值链便利化的机遇表明协调的单边决策用处甚广。聪明的政府会希望其生产者积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采取单边措施帮助企业嵌入进国际网络化中。比如，所有的政府均应尽最大努力精简海关程序，建立国家单一窗口，即使其相邻的经济体尚不感兴趣。每个经济体均应投资建设更好国内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不管其他经济体干还是不干。

尽管如此，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可以显著放大单独采取措施促进互联互通的收益。应该鼓励各个经济体共同努力加强国内互联互通。

正如鲍德温分析的那样（2011），很多亚太地区的国家已经按照自身利益，单方面有条不紊地削减了关税及其他贸易的边境壁垒。APEC成员在协调的单边自由化进程中减少贸易壁垒，加强了各国政府抗衡贸易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能力。

在至关重要的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会议即将举行之际，多数国家也都在进行协调的单边决策，单方面自愿承诺限制未来温室气体排放[3]。他们能够做出实质性承诺得益于认识到其他国家会共同承担控制全球变暖的责任。

这些先例具有参考价值，因此将旨在促进价值链的互联互通完善战略定义为一种协调的单边便利化进程是有益的。可根据现有论坛通过合作促进互联互通的办法来制定这一战略。

（一）东盟经济共同体（AEC）

东盟国家致力于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已经通过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MPAC）是其中的核心部分。这一规划制定战略目标是：

• 统一经济管制，包括投资和竞争政策

• 实现标准和资质的互认

• 加强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 通过电子东盟（e-ASEAN)推动电子交易，加强贸易物流

上述各个方面都要求东盟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提升技能和制度，确保他们的经济政策能够吸引投资，用于物理、制度和人与人的互联互通。

关于落实MPAC的绝大部分安排是协调的单边便利化进程。各方使用类似于东盟单一窗口的办法，先同意用于制定安排的规范，然后分享信、经验、专业知识和技术，帮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源和制度能力建设。

（二）亚太经合组织（APEC）

自1989年成立以来，APEC为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亚太范围内的官员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帮助各经济体挖掘更多的潜力，实现可持续增长。这些工作部分也是为了鼓励经济体内部的结构调整，在诸如投资和竞争政策等问题上使经济体内部政策更加向与APEC的指导原则靠拢（Elek 2009)。

协商还有益于形成更紧密的制度互联互通。APEC商务旅行卡是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合作安排。其他的安排还有许多，比如各国海关系统分享专业知识和技术，带来了显著经济收益。APEC工作小组对诸如供应链等问题的政策分析工作，找到了减少供应链堵塞点的方法，为物理互联互通做出了间接的贡献（APEC，2012b)。若能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人力资源和制度发展等方面，将会更加有所作为。

一个协调的单边便利化的典型案例是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公私伙伴关系（PPP）中心，促进私营投资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中心起到了先锋作用，未来整个区域会形成PPP中心网络，分享和鼓励那些设计和落实伙伴关系的成功范例[4]。APEC领导人在2013年通过了一份良好的互联互通框架，旨在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的亚太区域。但是，2014年APEC的互联互通蓝图还达不到东盟MPAC的水平。连接起整个区域的软硬件和能力建设需要投资，而这个蓝图并未试图确定这些投资的规模和性质。而且，APEC从未考虑过任何战略来动员资源，推动区域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建设。

（三）《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RCEP进程仍然只是一个寻求谈成一个贸易协定的过程，所以尚未对互联互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如果参与谈判的各方同意合作致力于更宽泛的目标，那RCEP就有潜力促进互联互通。原则上说，参与谈判的经济体可以共同致力于建立AEC的拓展版[5]，为此首先就要制定RCEP总体规划，在范围和互联互通方面向东盟的MPAC看齐。

（四）加速协调的单边便利化

所有这些现有的安排均可以加速合作来加强互联互通，包括下列机遇：

• 东盟政府应该共同努力，投入更多的资源建立可融资的渠道来改善交通和通信网络，或弥补差距。

• APEC可以在其商务旅行卡系统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类别，比如可以先加入官员和学者，然后是游客。

• 东盟以外的经济体可以借鉴东盟经验，建立或者调整其国家单一窗口体系，使之与东盟单一窗口可以交互操作，在亚洲更广阔的范围内促进价值链。

协调的单边便利化并非一定要在现有的诸如东盟或APEC框架内进行。先行的合作安排可以拓展至任何地区的任何经济体。例如，柬埔寨、老挝、缅甸甚至是巴西，只要它们证明有能力落实必需的安全规范和配套的软件，就应该鼓励它们加入APEC商务旅行卡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个自愿加入的过程可能最终会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智能经济旅行卡”（Smart Economy Travel Card)。 再比如，很多经济体已经参与到“交易者信任放行”（trusted traders）计划中，这一合作安排让来自一个经济体的集装箱（比如新西兰）通过美国和其他参与安排的经济体的港口时，不必再接受进一步的安全检查（Humphries, 2014）。

增强互联互通的国际经济合作可以利用可变几何原理。如果把为减少成本而进行的合作安排设计成“开放的俱乐部”，那么协调的单边便利化将会以一种不断扩展的方式连接起越来越多的经济体。

任何经济体自身或与其他经济体共同采取措施加强互联互通，都会为其他经济体树立榜样。任何两个或多个经济体都可以牵头进行的互利合作安排，比如促进商务流动。如果这种安排是有效的并且设计为一种开放的俱乐部形式，那么不管是否是APEC成员或者彼此之间是否签有自由贸易协定，任何其他的经济体都可以加入进来。

正如下面将要讨论的那样，一个正式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资格对于促进与其他经济体的互联互通而言既非必须也非充分条件。

六、自由贸易协定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因为双边的或者多边的特惠贸易协定（通常称为自由贸易区）而连接在一起。近些年来，在海关程序或者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这些协定的部分章节中涉及到了互联互通。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关于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的第七章就是典型的例子[6]。其中一些细节条款，比如透明度和货物放行等，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敏感政策以促进贸易便利化。接受这些条款，可以确保经济体摒弃那些提高货物跨境成本和风险的政策措施。但是，达成有约束力的条款并不意味着促进价值链的机遇就会随之而来。经济体应该增强互联互通而非简单地遵守规则。政府应在协定框架内与其他经济体和私营部门合作，计划和推动国内改革和国际合作。

贸易协定也确实鼓励这样的努力，要求参与方竭尽全力采取有益的措施。比如：

“每个成员应致力于建设与其他成员相适应的电子系统，促进国际贸易数据交换；

每个成员应致力于开展联合培训项目并在海关实验技术上互通信息”

这些具有良好意愿的表述是有益的——它们规划了未来便利化的议程。亚太地区政府承诺为区域商务活动提供无缝连接的环境，应该同意实施这些条款以推动价值链便利化，使自身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联系起来。

任何政府均可以采取上述韩美自贸协定的措施或者是APEC部长会议中通过的关于贸易的章节中类似的措施（APEC， 2012a）。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们希望鼓励在价值链上的投资，使他们的企业融入其中。而且，不论经济体之间是否有已经存在的或正在谈判的贸易自由方面的协定，它们都可以按照这些章节中规定的方式与其他经济体开展合作，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延迟这种互利的自愿合作的方式[7]。

对于促进全球价值链来说，做出这些最小的承诺仅仅是一个开始，是进一步落实减少价值链成本和风险的政策安排的基础。下一步就是经济体各自采取行动增强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或者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制定和落实合作安排。采取这些措施本质上就是和APEC以及AEC相类似的一个协调的单边便利化的过程。

换句话说，在任何经济组织中，只要政府想要帮助它的企业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都可以通过协调的单边便利化促进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协定的各方只是这种组织的一个例子。所有这些组织不仅仅需要具有良好意愿的宣示，还需要切实投入时间和资金到促进互联互通之中去。

七、动员各种资源，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

最紧迫的挑战是要增加在政策发展、能力培养和制度现代化上的投资，为了达到以下目的：

• 增强能力，设计和酝酿项目来弥合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上的差距

• 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或扩展以及修复已有设施）中确保有效的项目管理

• 装备和运营必要的软件，确保基础设施有效运行

• 运用价格和其他市场运作手段，激励对借款的有效经营并确保足够的回报，同时也促进充分的运营和维护。

政策进步和能力建设所需要的资金中很小的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投资，但即使是这样的投资需求也只有很少的政府能够满足。除非增强设计和落实相关项目的能力，否则基础设施的鸿沟依然会不断扩大。

当政府已经在政策进步上进行了必要的投入后，为银行可担保项目进行融资的渠道就应该建立起来。未来二十年，弥补亚洲和整个世界基础设施建设上不断扩大的差距需要数万亿美元。

迅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融资并非易事。但政府可以通过良好的政策支持和与较好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为公私合作建设基础设施进行早期实践。

政府财政支持占据了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的最大份额，这一现状不会迅速改变。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大多数投资是国内或者国际公共产品。格伦威尔（2013）提出指望在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中私人直接投资占据大的份额是不现实的。同时，物理互联互通所需的大量额外投资远远超过政府可以从公共存款中筹集到的资金。吸引全球资本市场上的资金是必须的——需要找寻方法可以从全球储蓄，包括私营部门的资金中募集更多款项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

进一步的研究还提出了几个可供利用的渠道，包括：

• 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利用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保险金和主权基金）积累的存款

• 开发银行可作为媒介，从与之关系良好的国际资本市场借资金，然后转贷给各经济体政府用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PPP不是吸引私营部门的万能方法，并不总是适合国内或者国际公共产品融资。试图在某个具体项目上吸引私营企业的直接投资不会高效。不能也不应期待单个企业或是机构投资者能够拥有专业能力来评估某个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景。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使得私人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时，不必自行评估项目的成本、收益和风险。

像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ADB）这样的发展银行，旨在向全球资本市场借资金然后转贷给政府机构投资到国家或者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家的信用评级使他们可以用较低的利率借贷。他们可以将单个项目的风险聚合到一起从而吸引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主权基金在内的私人资金的直接投资。多边发展银行还能通过确保对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有效管理使投资者的风险最小化。

   过去的几十年间，发展银行都在面临着这些挑战。但是，近些年来多边发展银行未能在基础设施融资上做出足够的贡献。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五年多边发展银行的商业短期净贷款是负的。[8]他们有专业能力逐步扩大对互联互通建设的支持。但不幸的是，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资本基础，并且由于政治因素，他们也很难扩大资本基础。

如今，利率处于空前低的水平，全球需求不足，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建设的鸿沟不断扩大，当今世界需要新的渠道和途径来解决全球资本市场出现的巨大问题。因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一个备受期待和及时的倡议。

（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

新发起的AIIB将会促进亚洲开发性银行融资业务，从亚洲开始，填补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中国建立的AIIB，从57各创始成员国筹集了1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中国的支持能够确保AIIB早期获得资本；而限制AIIB扩展业务的因素最有可能是专业知识不足。（Elek2014a）

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MDB）-- 包括世界银行和ADB--进行合作，融资将会迅速增长，促进互联互通。AIIB筹集资本,并从现有MDB中借鉴项目筛选、筹备和管理能力，二者可以相辅相成。世界银行和ADB也都表示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与AIIB进行合作。

AIIB是否能保持较快拓展活动取决于其是否能按照良好的商业原则来运作。早期的贷款项目要用于帮助政府确立一系列可融资的项目，从而走上成功运作轨道。

有效投资的良好前景会鼓励政府向AIIB（或其他发展银行）贷款。基础设施投资是否有成功的潜力，能够形成足够的融资回报来偿还贷款，取决于投资是否具有一贯的改善经济体之间互联互通的长远眼光和规划。

（二）”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的另一个倡议”一带一路”为物理、制度和人与人的全方位互联互通提供了整体框架。这些新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并在一开始就强调了经由亚洲与欧洲进行联通。

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倡议原则和目标的相关细节，强调共同协商和互惠互利[9]。这一倡议体现了中国政府承诺，在能力范围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任何其他的国家均可加入，增加积极的网络化效应（Liu,2015)。

考虑到实现经济体间更好的互联互通主要的能力限制是交通通信方面的薄弱环节，中国表示不论是在实质性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还是人力资源和制度现代化上，均愿意率先进行大量投资（Xi, 2015)。

中国还为”一带一路”倡议准备了必要的资金支持来源：包括已经宣布的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以及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Cai, 2015)。可能最重要的是，在当今全球需求疲软、利率极低的情况下，AIIB初始的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能够撬动国际资本市场上更大规模的资金。

包括世界银行和ADB在内的其他多边发展银行，不仅表示它们愿意帮助AIIB成功运行，而且很可能想办法加速其自身对基础设施的贷款，以保持其相关性。终于有指望减小那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了。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中国和其他经济体之间业已存在的互联互通和合作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Brant, 2015)。 印度可能最终也会嵌入进东亚的供应链中（Gupta, 2015)。 MPAC也将加速推进（Basu Das, 2015）。中亚的国家可以融资建设发电站、工厂和油气管道，并可能用天然气合同回馈中国。其他很多的投资，包括加强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交通联系（Ashraf, 2015）等都会被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

落实这一宏大且富有创新意义的倡议需要很多年。但是，只要早期投资开始给经济体间更好的联系带来显著的量化收益，”一带一路”倡议接下来就会有一系列类似的项目，最终形成全球合作网络推动物理、制度和人与人的互联互通。

八、结论

加强物理、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是降低价值链成本和风险最有效的方式。最直接的制约因素就是在策划、落实和管理项目上能力和制度的限制。为了自身利益，克服这些限制因素的大部分改革能够也应该得到各个政府的贯彻落实。与其他政府协调这些改革措施，可促进相互借鉴，并可通过积极的网络效应来求得单边改革收益。如果这种降低价值链成本的合作安排能够设计得如同开放的俱乐部那样，那么协调的单边便利化就可以连接越来越多的经济体以增强各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

东盟和APEC是自愿合作促进互联互通的良好示范。但是，由于对项目设计、落实和融资的能力建设上投入不足，他们只是取得了一定的收益。新成立的AIIB能够帮助克服这些能力限制，然后融资提升现有较为薄弱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亚洲需要的投资提供一个框架并树立一个为促进价值链而进行有效全球合作的良好榜样。

                           （贺熙琳 译）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东盟产业合作的机遇和挑战

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国深灰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陆建人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动机

    “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中国政府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经过二十多年深思熟虑产生的宏大发展战略。在国际上，复兴“丝绸之路”的计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并得到联合国的积极支持，作为古丝绸之路源头的中国自然十分关注。1990年9月，全长10800公里的新亚欧大陆桥全线贯通。这条铁路在中国境内长达4131公里，贯穿东中西部10个省区。建设以这条铁路大干线和沿线各国中心城市为依托，包括中国若干跨省经济区域在内的跨国经济带的构想应运而生。199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文件中，提出了“复兴丝绸之路”的主张。不过，当时构想的重点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是当前中国新领导人提出的新构想，新倡议。2013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尼时提出与东盟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原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变成了“一带一路”。其背景有两点：其一，今天中国已经跨入世界海洋大国之列，正在向海洋强国迈进，这是上世纪90年代所不能比的，海洋合作必须列入议事日程；其二，“一路”主要是根据东南亚独特的海洋地理位置，针对东盟提出来的，虽然这条新海丝之路也将延伸到印度洋和欧洲，但东盟仍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在倡议与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表明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后者是目标，那么前者就是手段或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纯粹的国内发展战略，而是一项主要面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倡议。中国为何要提出这样一项重要而宏大的倡议？

   第一，从政治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首先传达的是中国的和平理念和开放思想。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和平、开放、包容的理念。这些理念也正是当前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治理下的政府所要秉承的。中国将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亚洲和世界提供发展机遇，和参与各国分享发展成果，构建更广阔领域的互利共赢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尊重和使用已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不搞封闭性集团，不针对第三方，沿线国家自愿参加，各尽所能，优势互补，利益共享。

   第二，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转移优质产能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从中国接纳产业转移的便捷渠道。当前，中国积累了基础设施行业的巨大产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船舶制造、风电设备、建材等产业在国内已经饱和，需要向国外转移。对于沿线发展中国家而言，吸收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是有利于其经济发展，这是一条双赢的路径。

   第三，从社会文化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将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的输出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单纯的运输通道概念，而是包括经济、技术、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活动，有利于促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的人民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亚洲共同体的建立。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基础和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对东盟来说，主要是“一路”，即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过也包括陆路的互联互通。2010年东盟提出了《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得到中国大力支持。2011年中国设立了“海上合作基金”，主要用于中国和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2012年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委员会”，并提出除陆上互联互通外，要积极推动海上互联互通。这些活动为中国提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打下了基础。海上互联互通以沿线重点港口为节点，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海上运输大通道。陆路上的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规划《愿景与行动》中提到是建设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它是整个“一带一路”规划中要打造的六条经济走廊之一。

   显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重点不同于传统领域，如农业、制造业、传统服务业，而在基础设施、海上和陆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方面，通过产业合作，释放中国的过多产能，构建一条中国-东盟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产业合作将是中国和东盟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重点领域。

   中国与东盟开展产业合作比较早。自从2003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合作，已经进行了10 多年，具备比较良好的基础。大部分是传统产业，包括农业、信息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湄公河流域开发、交通、能源、文化、旅游、公共卫生和环保11大重点合作领域。与“一带一路”其他沿线国家相比，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具有五大优势：

   第一，中国和东盟双方构建了经济合作法律框架，为产业合作提供了保障。在过去的黄金10 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等法律框架以及其他相关文件，确定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的基本规则，建立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行为规范，为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二，制订了经济合作规划，为产业合作提供指导。从2004年起，双方先后制订和实施了五年一期的两期《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目前正在制定第三期行动计划（2016－2020）。各领域又有自己的五年计划，例如环境合作、文化合作五年计划，等等。2013年中国又提出实施“2+7”合作框架，包括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点共识和政治、经贸、互联互通、金融、海上合作、安全及人文科技环保等七大领域合作，明确了双方合作的发展方向。

   第三，建立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平台，为深化产业合作创造了条件。官方的有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10+1）、部长级会议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此外还有半官方和民间的多层次合作平台，如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各行业对接协会等，形成了沟通交流的良好渠道。

   第四，建立了中国—东盟产业合作机制，为提升产业合作水平提供渠道。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机制下的产业合作外，近来还建立了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两国双园合作和两国共建产业园等模式。目前，中国与东盟各国已建立了多个跨国经济园区，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中泰崇左产业园区、中越（深圳—海防）经济贸易合作区、中国（广西）-印尼经济贸易合作区、泰中罗勇工业园；还有正在广西筹建的中国-文莱产业园区等。

   第五，中国-东盟产业合作有资金平台的支持。可以使用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新设立的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专项贷款等；另外，中方将在3年内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来支持自贸区框架下的经济技术合作。此外，还可以申请丝路基金（总额400亿美元）、亚洲专项资金和即将运作的亚投行（AIIB）贷款。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机遇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正面临着以下五大机遇：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加快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了全部10个东盟国家，“一个也不少”。在国内，“一带一路”包括全国各个省区，一个也没落下。当然，对东盟的合作也是有重点的，主要是东部和南部几个沿海省区，即使如此，产能已经非常可观。无论对中国企业和行业，还是对于东盟国家来，“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远远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产业合作，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东盟国家的需求。东盟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工程建设的市场需求量大。例如，未来五年内，印尼需要投入4590亿美元来弥补基础建设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每年平均投入约占印尼全年财政收入的50%。但印尼政府显然没有这个能力。[10]“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AIIB）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切中了印尼社会的关切。印尼计划建设24个港口、15个机场、18个经济特区、近万公里的铁路，左科总统欢迎中国企业参与。目前，中国已经与印尼签署了60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中方将为印尼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包括铁路、电力和冶金等项目。再如，菲律宾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仅凭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力量无法全部满足，“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建立对菲律宾来说是个机遇，将会为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大量的资金支持，改变目前菲律宾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其他东盟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都有类似需求。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值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时期，为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开辟了新机遇。今年年底前，东盟将宣告建成包括东盟经济共同体在内的东盟共同体。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东盟各国将连结成为单一的市场，投资政策将进一步放松，人员流动的障碍将大大减少，这为中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提供了机遇，双方产业合作将更加便利。

  第四，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基础网正在加快建设。中国继续大力推动与东盟国家的海陆空联运通道的畅通，加强通信、电力、网络等领域的联通规划和建设，着力改善通关便利、市场监管、标准规范等互联互通的软环境。中国政府鼓励国内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优势产能以投资、租赁、贷款等多种方式转移到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东盟国家，实现互利共赢。

   第五，双方正在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力争在2015年底前完成谈判。中方愿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与东盟探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投资协定谈判。双方还在自贸区规则与标准协同、产业对接、中小企业合作等领域加强研究与合作。双方的服务贸易领域将进一步扩大开放，增加了产业合作的机会。

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产业合作的挑战

   当然，“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合作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南海争端的影响。南海争端近期风波加剧。在4月底东盟峰会发表的主席声明中，东盟表达了对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行动的忧虑，这表明东盟整体的态度在发生变化。越南认为，中国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会把无争端海域变成争端区域，从此实现海上霸权。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山慕丁呼吁建立东盟巡逻队。尽管中国已经声明用“双轨思路”来解决争端，但看来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而且，美国的强势介入，日菲美的互相配合加重了南海局势的紧张。

   第二，对中国动机的疑虑。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本来是对东盟国家的一种善意，是“亲诚惠容”政策的体现。但东盟对此持有疑虑的也有不少人。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希山慕丁说：“中国有必要公布这项倡议的意图。中国不应把她倡议的海上丝绸之路，看成是‘中国的计划’，这个计划同时也不应绕过现有的区域或过程，如东盟。”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在博鳌分论坛上说，“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于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人们会有一些担忧，看看中国是否会用它的强权，中国是否希望借助这一战略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强行推到其他国家卖，或者把自己的公司送到其他国家。”东盟国家一些智库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

   第三， 双方利益契合点的冲突。泰国有媒体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最根本的实质，是中国将过剩的资本和生产力移植海外，通过海外投资建设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以 ‘建设世界’的方式达到‘建设祖国’的目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泰国的利益契合点有冲突，一旦交通运输的便利使中国的制造业向泰国转移，对在泰的非中国外资制造业将造成冲击。另外，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将把泰国视为产品的倾销市场。到那时，‘泰国创造'再无翻身之日。”越南认为，中国公司总是习惯带着自己的建设队伍来越南，很少把工作机会提供给越南本地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会使越南在经济上加重对中国的依赖。最近，越南放弃了聘用广西公司建造高速公路的计划，改用自己的公司。

  第四，各国投资规则的限制。菲律宾每隔两年更新一次限制外资项目清单，在第9版限制外资项目清单中就规定海洋资源开发等领域禁止外资进入，外国企业和人士在土地获取、陆上自然资源开发、公共部门运营和管理等领域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这给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投资将产生不利影响。马来西亚限制中国劳工进入，广西要在关丹建立钢厂，面临招工难题。印尼限制原矿出口，等等。

  第五，一些国家民意的反对。缅甸有大量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反对中国在缅甸建设的三大工程----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和中缅铁路（昆明-皎漂）工程（计划）。老挝人民一向过着慢生活，难以适应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民意普遍反对中国在老挝进行的破坏环境的各项工程。越南排华事件后，敌视中国的民意很强。

  第六，中国企业的素质。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形象远远低于长期在东南亚经营的日本企业。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民企，只顾赚钱，缺乏社会责任，在缅甸、老挝、柬埔寨砍伐树木，挖掘矿藏，破坏环境，不受欢迎。

   第七，外部因素的干扰。一是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会有新的动作。南海方面，菲律宾、越南会进一步加深与美国的关系和军事合作。经济方面，美国也在加强与东盟各国的关系，TPP有可能在今年底前达成协议。二是日本正在扩大对东南亚的投资，与中国竞争项目。日本还扩大了亚行的贷款额度，以与亚投行对抗。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的产能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取得成功。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时代内涵与建设方略

福建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杂志总编、研究员  全 毅 

“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船来”。这是对我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繁忙景象的写照。起始于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秦汉时代的形成期、唐宋时代为发展期、元明时代为极盛期以及明中叶以后为转变期，在历史长河中中长期承担了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古老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既具有历史传承问题，也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一、         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出的背景及其意义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众所周知，中国对外开放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主要是向东开放，重点面向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开放开发中国的中西部地区，重点是向西开放，面向西部的发展中国家。面向西部发展中国家及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同时也对赋予丝绸之路新的含义。

第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在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价值理念。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形成高潮，在东南亚和西亚、非洲国家留下许多遗迹，这些历史关系表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的贸易通道。中国政府倡导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发扬。中国要传递的信息是，中国走向海洋，不会重复西方列强海上争夺霸权的老路，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中国领导人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精神内涵：即用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建设新的丝绸之路。

第二，新丝路倡议意在开创亚洲互利共赢新格局，实现百年亚洲梦。东亚地区公认的优势在于生产分工和日益深化的金融联系，而廉价的海上丝绸之路是这种联系的重要支撑。构建现代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利用好中国积累的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和经济能量带动周边亚洲国家的发展，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经济合作等途径，将中国、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海湾国家等联系起来，甚至辐射到非洲和欧洲地区，将复兴中华文明的中国梦与实现亚洲国家百年复兴的亚洲梦结合起来，承担增进各国利益、扩大经济合作与经济援助的范围，提供公共治理和公共产品，让丝绸之路各国搭乘中国经济的列车、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树立中国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第三，形成区域认同感，培育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身份认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该地区区域身份认同异常复杂，既有身在域外却时刻不忘亚太的域外国家，也有身处东亚却以西方自居的东亚国家。丝绸之路在历史上客观存在，中国重提共建丝绸之路可以唤起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推动该地区区域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虽然美日等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丝绸之路战略计划，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提法最具有历史的文化底蕴和现实的可行性。重建丝绸之路是对延绵2000多年的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因而容易得到沿线国家的认同和响应。

第四，新海上丝路倡议有利于形成和平利用海洋资源的新国际规则。历史经验反复昭示，面海而兴、背海而衰，经略海洋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兴盛的标志，而实行海禁（郑和下西洋之后）和闭关锁国是中国走向衰落的根源。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经略海洋和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但是，西方制定的海洋规则导致的海洋资源争端和领海纠纷不断，难以保障中国以和平方式利用海洋的权益。借助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平台，通过沿途国家平等诉求各方权益，将有助于从局部扭转这种由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国际航运游戏规则的不合理现象。中国倡导合作开发与利用海洋资源，倡导集体安全，反对谋求海洋霸权和争夺海洋资源。中国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理念相信会得到更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两个显著特点：首先，它在机制安排上非常灵活，将现有制度安排与未来发展相结合，具有巨大的可塑性。其次，它尊重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差异性，沿线国家和地区无论就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社会文化都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不同的地方，与美国TPP安排的排他性形成强烈对比。新丝路倡议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其大国胸怀。

二、21世纪海上丝路构想的目标定位与基本架构

对于如何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举措。“五通”同样适用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如何实现“五通”，需要根据海上丝路的战略构想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保证新丝路倡议的落到实处。

（一）战略定位、发展目标与原则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定位是：承袭历史，以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为目标，从全球视角扩大我国对印度洋和亚欧非的开放，以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为手段，在广阔的亚欧非地区建立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人文合作更加融合，提高沿线各国相互倚重，确保海上贸易通道安全，拓展我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发展空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目标是：以海洋经济合作为重点，通过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外交与人文交流，构建经济合作机制，推进沿线港口互联互通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临港产业、货物贸易、海洋运输、海洋信息、远洋渔业、资源能源、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确保商路畅通和安全，构筑21世纪海上和平之路、财富之路，打造海上繁荣之弧。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遵循双向互动、互利双赢、统筹协调、官民结合和市场导向等重要原则，积极探索合作模式与合作机制，形成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路径。

（二）基本架构：构建三大支柱和七大战略支点

我们认为海上丝路建设应构建三大支柱、七大战略支点，重点推进，逐步深化。

1.构建三大支柱：精神纽带、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第一根支柱是精神纽带：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理念和倡议。尊重各自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差异，不将本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强加于人。用和平友好、包容共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理念建设新丝绸之路。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过程中取长补短，实现共同发展。

第二根支柱是经贸合作：海上丝绸之路以历史上商贸往来拓展为贸易、投资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方向。硬件建设要优先发展港口建设和海上互联互通，软件建设要优先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发展双边自贸区和境外经济合作区。以此促进货物畅通和货币流通，实现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建立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形成沿线国际生产网络，提升经济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根支柱是人文交流：由历史上的民间文化交流提升为政府层面和民间相结合的人文交流。以政府互动强化政策沟通，协调各国的外交、经济、文化政策，为民间交流创造条件。民间交流强化民心相通，重点做好文化、宗教、教育、医疗卫生、学术研究等领域的人文交流。鼓励高等院校校际交流和互派留学生，提升教育交流合作水平，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2.以支点战略进行区域布局：

港口城市合作和自贸区建设可以作为重要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与沿线重点区域和国家签署自贸协定，并利用枢纽港拓展经贸合作。应发挥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做好战略布局。

第一个支点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与中国陆海相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支撑点。2012年东盟10国面积约448万平方千米，人口约6.08亿人，GDP为2.33万亿美元。农业矿产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当、市场潜力大。近期内建设重点是在扩大从东盟进口解决贸易逆差的同时，推进“2+7”合作进程，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全面提升其质量和标准。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在农业、渔业、能源、金融等基础产业领域加强对话和合作，建立和健全地区供应链、产业链与价值链，提升东盟与中国产业在全球的竞争能力。

第二个支点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是世界上重要的区域合作组织，2004年确立了建立自贸区的目标。2012年该地区总人口约15亿人，区域幅员近500万平方千米，经济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南盟正日益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近期内重点提升中巴自由贸易安排水平，启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机制。打通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以及中国云南与缅甸皎漂港的交通线可以破解马六甲困局。斯里兰卡可以成为中国在印度洋的重要战略支点。我国可以利用亚太贸易协定和RCEP合作平台深化与印度的经贸合作机制，全面提升与南亚区域经贸合作水平。

第三个支点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是西亚最重要的区域组织，也是西亚社会最稳定的国家，通过海合会辐射西亚地区是理想选择。该区域人口约7000万，区域面积近400万平方千米，2012年经济总量近1.5万亿美元，人均消费水平高、市场潜力巨大。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海合会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尽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由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合作转向产业链合作，加强双方在新能源、纳米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合作，与阿联酋合作建设迪拜人民币境外交易中心，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第四个支点为南部非洲关税联盟：南部非洲关税同盟2012年人口规模达到5892万人，经济总量为4180.6亿美元，中国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出口151.48亿美元，进口101.39亿美元，是中国在非洲的最重要贸易伙伴。重点方向是深化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继续推动自由贸易谈判，并争取尽快达成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自贸协议。同时，争取在南非及纳米比亚设立境外经济合作区建设，加强双边投资及矿业领域的合作。加强与塞舌尔和毛里求斯的海洋渔业合作。

第五个支点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盟是世界上最大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最发达和规模最大经济体，是东西方丝绸之路的起始点。该区域总人口5.05亿人，经济总量16.66万亿美元。欧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地和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中国与欧洲的冰岛和瑞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都不是欧盟国家。今后，中国欧盟合作的重点方向是推动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争取尽快启动中国欧盟自贸区谈判，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贸区战略。中欧合作由贸易向投资和技术研发等重要领域转移，全面深化中欧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第六个支点为南太平洋岛国论坛：南太平洋论坛包括澳新等大洋洲国家和斐济、汤加等16个南太平洋岛国，海洋渔业和矿产资源丰富。目前中国正在加强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合作，2006年中国在斐济启动了“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了自贸协议，并正在与澳大利亚进行自贸协议谈判。未来重点方向是加快与澳大利亚达成自贸协议，消除澳大利亚对中国威胁的疑虑。拓展与斐济、汤加、所罗门群岛等岛国的远洋渔业与安全合作，以及巴新与澳大利亚的矿产资源合作。

第七个支点为拉美太平洋联盟：太平洋联盟是拉美国家面临太平洋的几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由智利、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四国2011年4月28日宣布成立。2012年太平洋联盟人口2.5亿，GDP总值20156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238.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3.2%，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与智利和秘鲁签署了自贸协议，正在与哥伦比亚就自贸协议谈判展开可行性研究，而墨西哥是北美自贸区的重要成员。中国加强与太平洋联盟的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可以探讨建立一个中国太平洋联盟自贸区，将其作为进入拉美市场的一个门户。

三、建设方略与重要举措

（一）  制定外交战略与实施措施，促进政策沟通

    政策沟通与协调属于政府层面的协商事务。探索合作机制，各国形成共识很重要。要吸引这些国家参与，就要得到沿线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理解，加强同该区域国家的深度沟通和协商，切实关注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国际事务中加强沟通与磋商，加强高层互访与政治互信，商洽经济合作事宜，促进双边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各国政府可以通过协商沟通，形成区域开放合作的基本政策，协调区域发展的能源、交通、通讯整体布局和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群，提出区域国家间开展横向经济联合与协作的具体方案。

（二）  促进港口建设及互联互通，强化商路联通

海上丝绸之路以港口建设及互联互通为重点，促进海上航道的安全与高效。中国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用于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建设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未来还要扩大非洲国家的港口和铁路项目建设，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电子商务、改进通关制度等能力建设，推动海关、质检、电子商务等部门的协调合作，实现基础设施标准协调化以及通关制度便利化，协调沿线国家运输与安全标准，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

（三）  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海洋产业合作，强化利益纽带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经略海洋和海洋经济为重点，需要以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装备等综合性较强的配套产业为基础，发展海洋科考和海洋调查、远洋运输和远洋渔业合作；与此同时，海洋船舶、海洋工程装备需要提供原材料、配套产品、运输系统、石化产业等众多基础配套产业。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船舶制造国家，海洋工程装备技术也取得突破进展，石化和出口加工业等临港产业也有丰富的经验，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了足够的技术保障。

（四）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金融合作、货币流通

港口建设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需要巨额资金。亚洲地区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和民间储蓄，如何动员这些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创新融资和利益分配机制和强化金融风险监管。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及丝绸之路基金；扩大亚洲债券市场以及公私伙伴关系，这些举措能够利用市场机制动员更多的国家参与新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双边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建设香港、新加坡、迪拜、伦敦等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促进丝路沿线国家的货币流通。

（五）建设合作平台与经贸新规则，促进货物畅通

中国应根据海上丝路建设的需要与战略安排跟沿线国家搭建更多的自贸区，双边投资协定和境外经济合作区，简化出入境签证手续以及组建丝路沿线港口城市联盟等合作机制，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在港口互联互通与航运安全领域构建起通用的海关程序与通关制度、船舶登记制度、船舶检查制度、船舶签证制度、航线管理制度、船员保护制度、海上救助制度、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联合打击海盗等区域协定，为海上丝绸之路保驾护航。通过合作平台与自贸协议，构建适应丝路建设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六）加强人文交流与人力资源培训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加强人文交流有利于民心沟通，形成区域身份认同，为区域合作奠定广泛社会基础。海上丝绸之路链接的是东亚、南亚，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是地缘上的印太区域，该战略的实施显然有利于培育该区域的身份认同。加强该地域的教育与培训、宗教与文化的交流合作对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具有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未来5年中国将为周边国家培训2万名互联互通领域的人才；中印计划合作创办印度铁道学院，为印度培养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人才等。这类人文领域的合作有利于民意基础的形成。

从丝绸之路看中拉关系的源远流长

  秘鲁前外交部长   贡萨洛·古铁雷斯·雷内尔[11]

数千年前，丝绸之路就是联系远东和中亚、欧洲和非洲不同区域的商业贸易路线。在埃及发现过千年前中国出产的丝绸。除丝绸外，通过丝绸之路运输和交易的主要商品还有玉石、瓷器、纺织品、香料、动物等。除了商业往来，丝绸之路对佛教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丝绸之路一度中断，欧洲人迫切需要寻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这却最终促使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尽管起初他错误地以为自己发现了另一条到达中国和日本的航线。

路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中国经中亚、俄罗斯等地至欧洲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往来，也促进了中国和波斯湾、地中海、东南亚、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等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将中国沿海的港口和印度洋、欧洲和南太平洋连接了起来。

丝绸之路就这样一直存续至十五世纪。但是1565年出现的一条名为“马尼拉大帆船”的跨太平洋航线取代了它。这条新的海上贸易航线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初，每年都有一到两艘西班牙大型帆船在拉美和远东地区之间进行着商品的运输往来。这条航线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发，横跨大西洋，并最终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在那里，他们将香料、纺织品、瓷器、地毯、漆器、象牙、中国和日本的手工艺品等各式各样的商品装上货船。交易使用墨西哥银元，铸造这种货币时使用的汞来自秘鲁利马万卡韦利卡。虽然这些来自亚洲的商品应该最终被运往西班牙，但很多货物也被留在了墨西哥。

在2013年的十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不同国家进行巡回访问，提出建设“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两个构想迅速成为热点，”一带一路”是此构想的战略重点。

根据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今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指出，根据”一带一路”走向，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

该计划包括整合思路，从对贸易的便利化，交通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光缆连接和通信设备（“可互动交流的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扩大了设施建设投资和贸易的合作，海关合作，新兴产业，产业链和技术发展等议题。

    在21世纪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拉美太平洋沿岸是十分必要的。这个地区的国家不论在贸易、投资还是新工业方面都潜力巨大。由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和智利构成的太平洋联盟已经准备好借助”一带一路”加强和中国的合作。

我们不应该忘记秘鲁总统在2010年10月14日的为了建立太平洋联盟所写的邀请函里明确指出“…我们各国应该加强深度融合，努力加强竞争力，尤其面向亚洲市场…”。同样的，太平洋联盟在其框架协定中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团体 “…作为一个和谐且集合的区域，同时作为一个政治交流机制，目标市场就是亚太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联盟自2013年6月已经开始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要观察员国之一。也就是说，秘鲁主张向中国正式提出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延伸至拉美沿海，由此加强中国同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合作。      

                                 （柯霏 译）                                     

迈向对华新政策的第一步——加入亚投行

   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研究员  休·史蒂芬斯

随着贾斯廷·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大选，加拿大过去十年间或者说史蒂芬·哈珀执政期间业已形成的政策框架将会面临严格的审查，对华政策首当其冲。尽管多伦多动物园中的两只（现在是四只）大熊猫仍在愉快地咀嚼着每年价值50万美元的进口竹笋（大熊猫的食物超出了动物园的预算），过去十年间中加两国的关系却难言一帆风顺。经历一段坎坷之后，最初的冷落得到纠正，两国关系在某些领域取得进展。哈珀总理最终访华，2009年中国授予加拿大旅游目的地国家地位，2014年加拿大和中国签署和批准了一项外国投资保护协定，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被选作北美首个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但其他领域的工作却没有得到一贯推动。尽管中国政府曾试图推动同加拿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但一项关于中加经济互补性研究自2012年完成之后便被束之高阁。加拿大也丧失了成为中国政府推动的新多边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永久创始会员国的机会。

加拿大未加入亚投行的行为在足球运动中属于典型的“自摆乌龙”，相比之下更是如此——包括英国、德国、法国、新西兰、韩国、印度、俄罗斯等全球57个国家都抓住机会，成为了创始会员国。除了加拿大以外，未跻身此列的大国只剩下美国、日本和墨西哥，再加上几个中东欧国家。美国极度倾向于其伙伴国不要加入亚投行，并因为英国政府作出加入决定而对其大加“训斥”，但美国政府回避这一新机构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美国政府曾经表达出一些忧虑，如这一新兴银行会从现有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中分流资金、亚投行的管理缺乏透明度、亚投行不能执行严格的环境和社会标准等。想要解决这些忧虑的方法，自然是成为创始会员国并对这一新银行的规则制定施加影响。而加拿大却同美国一样，选择面对机会袖手旁观，站在场外大唱反调。反对的真正理由仅仅是因为亚投行是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机构，中国是其首要创始国（中国提供30%的资金，拥有26%的投票权）。有趣的是，尽管美国至今仍没有加入亚投行的意思，它却放低了持续几个月的批评论调。毫无疑问中国对亚投行拥有主导影响（26%的投票权使其拥有否决权）。尽管如此，这一机构显然正在按照国际标准成立。亚投行的投票权将基于认缴股本（75%的份额分配给亚洲经济体），并结合基本投票权和创始成员投票权。更重要的是，这一新银行将提供额外的1000亿美元发展资金用以解决亚洲面临的严峻的基础设施赤字。采购将是全球化的，而不仅仅局限于亚投行成员国。今年6月，57个永久成员国中的50个签署了协定文本。其他7个国家因技术性原因尚未签署协定，也计划于今年年底亚投行如期投入运行时签署。

从新港口、到铁路再到电力开发，中国和中国企业毫无疑问将在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但中国不能也不会全部包揽。这对于加拿大公司是大好机会，因为我们在某些专业领域有着可靠的工作业绩。从技术上来讲，即便加拿大不是亚投行的成员国，加拿大公司仍然具有同亚投行签订合同的资格。而现实地讲，加拿大的成员国资格能够使我们更有机会跻身那些我们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合同的竞标环节。但加拿大不能仅仅出于提高加拿大公司采购机会的目的而加入亚投行。我们加入亚投行是因为它符合整体战略利益，同时也展现出我们认真考虑重塑中加两国关系的姿态。

尽管当时有此呼声，但我们还是错失了成为创始成员国的大好时机。（为什么加拿大不加入亚投行）因此，理论上我们也失去了帮助这一机构设置规则的能力。现实中这一影响可能并不大。中国下定决心要将亚投行建成一个世界级的机构，其治理结构目前看来也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任何机构中，如果其三分之一的资金来自于同一国家，而这一机构的总部也设立在此国首都，自然而然地就会反映出其作为大股东的影响力。世界银行便是如此。因此，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被选为亚投行的首任行长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加拿大无法成为创始成员国，但普通成员国的大门是敞开的，据报道中国政府也曾表示欢迎加拿大在任何时候加入亚投行。

当特鲁多先生和他的部长们审视如何重塑中加两国政策时，他们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从双边关系的历史（今年12月12日是两国建交45周年）到当前的贸易逆差，从投资政策到恪守安全与网络间谍行为的承诺，从地区安全事务到北极与人权问题。所有这些事情的解决都需要时间。但标志着中加两国关系新进展的关键性一步，必须尽快迈出——那就是宣布加入到其他57个国家的行列，成为亚投行的一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杨子力 译）

 

为什么加拿大应该加入亚投行

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执行研究员  温迪﹒多布森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APEC峰会上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计划，并于一年后的APEC北京峰会上启动倡议时，谁会想到这一倡议会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呢？在这股轰动中，加拿大无论在言语上还是行动上都保持着沉默。

亚投行作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中国倡议，是对美国所呼吁的希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回应。亚投行将发展为一个致力于资助亚洲地区巨大基础设施赤字的多边发展银行。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少数几个国家从多年的政治经济孤立逐渐走向地区经济合作。要把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同中国印度等相邻大国联系起来，需要投入巨资来建设先进的交通走廊及其他基础设施。该地区存在着加强经济一体化以使之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共同愿景，发展对于这一愿景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亚洲开发银行估计要实现此愿景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的资金，然而该地区从世界银行及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所获得的可用资金规模近年来逐渐缩小。亚洲开发银行欢迎亚投行成为一个新的资金来源，以支持这些迫切需要资金投入的投资。亚投行同传统意义的开发银行不同，它对所有的政府和私营投资者开放股权，并期待成员共同塑造其治理与运营模式。

重要的是，亚投行将方便有关方面利用中国丰富的外汇储备。中国已成为现有项目的主要双边援助国，并于2007年成为世界银行国际开发机制的净援助国。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扩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面临着进行成员结构改革的压力，以增加这些新兴经济体话语权。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已经认可了此类改革，但美国国会却迟迟不予批准，而这时美国要支持此类改革就必须获得国会批准。美国政府同样反对为亚洲开发银行增资。

亚投行之所以在近几个周受到全球媒体的强烈关注，是因为美国抵制这个银行的存在。这从美国政府对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英国将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一事的公开批评可见一斑。二十个亚洲和中东国家于2014年底签署协议成为创始成员国；印度成为亚投行第二大股东。韩国和包括英德法在内的欧洲国家于今年3月签署协议。作为创始成员国，他们将共同塑造亚投行的治理和运营模式。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美国对中国的担忧，担心全球权力转移到亚洲，担心这一亚太地区新兴区域性机制和协议会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构成威胁。未来诸如此类的小摩擦还会发生。中国已经接受了诸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按照西方规则和价值观建立的国际架构，因为它符合中国利益。虽然中国无权修改规则，但却并不妨碍中国随着建立起自身的世界观而提出自己关于新规则的建议以及成立新的机构的可能性。

美国对亚投行的批评是虚伪的。其公开声称，现在不需要一个新的开发借贷方。中国应该将其资金投入到现有的遵循全球标准的国际机构中——这些机构自然是美国主导的，而其他股东或者出资方没有太多的话语权。更进一步，美国指责称一个中国主导的机构自然在透明度和采购中不会遵守全球标准。这样的机构会为局部地区分裂全球经济打开方便之门，会导致恶性竞争，会导致更加排外的“势力范围”的出现。美国所持立场是错误的。竞争是健康的。确保规则与操作透明有效的最佳方法是加入该机构，并参与其规则的制定与执行。

当然，这些都不能解释加拿大为什么会选择沉默与袖手旁观。加拿大应该加入亚投行。加拿大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在过去一年来稳中有升。加入亚投行会是一个保证和支持中国成为建设性国际事务参与者的有效的信号。作为创始成员国使得加拿大能够确保该机构不仅是创新的，而且是开放和包容的。同时，加拿大应该鼓励这一新兴机构同现有的借贷方紧密合作。不加入亚投行则意味着加拿大政府选择跟随美国脚步，意味着加拿大对亚洲及其经济优先方向兴趣寡然，意味着加拿大对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漠不关心甚至持反对态度。                                            

                              （杨子力 译）

区域经济一体化篇

关于东亚区域内的多轨合作伙伴关系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会长

吉斯曼·西曼庄塔

渐进过程的方方面面

只有了解过去三十多年以来东亚地区一体化与合作发展的实际发展过程，才会对包括东盟，或者说东南亚、东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组成的东亚地区有真正深刻的认识。这一定义与自然地理和社会地理几乎毫不相关，而是由深化东盟、东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之间贸易，投资以及人员流动这些相互依存的实践所决定的。它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方与这一地区的广泛联系，而非仅仅专注于这一小块地理概念。终有一天，世界将会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在当前，地区主义的确给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机遇，依靠着融于地区主义的互联互通，无论是物质上的联通、人与人的联通，还是非常重要的制度联通的增强。紧密的互联互通可以把一个自然地域变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区域（Giulani 2010， Morris 2010）。

    总的来说，东亚这个正在崛起的地区，如今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原因有很多：首先，东亚的增长速度比世界其他地方都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尽管中国经济被公认在放缓速度，但仍然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速。另外一个高增长的贡献者是作为中等经济体的印尼，其年均增长率在6%左右。东亚仍然是一个“充满互补机遇的大区域”，这是东亚今后具有增长潜力的原因所在。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仍在不断扩大，印度、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发展尽管仍处于较初期阶段，但也在不断赶上。各界人士，无论是商人、专业技术人员、决策层还是学术界人士，都把东亚视为一个值得他们花上时间和精力的地方，都希望能够参与到东亚的发展进程中来，并从中获益。

   但是，东亚并非一个同质性地区。这里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收入和经济发展上。在这一点上，东亚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收入和发展水平。一方面，这里有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等收入非常低的国家；另一方面，这里也是各类高收入国家的“大本营”，如文莱、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处于中端下游的有越南、印度、菲律宾和印尼；中上水平的则有中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除了最受青睐的经济增长，东亚各国在与经济决策相关的优先领域也各不相同。要在东亚形成一致的经济共同体建设日程，需要进行微妙精细的平衡。地区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再加上各不相同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对外政策和历史因素，使得东亚迄今仍然是一个充满分歧的地区。

    东亚的差异还体现在宏观经济状况和政策上。东亚的整体通胀率很低（Kim and Lee 2013），但越南和印度面临着通胀率增长到两位数的风险。东亚的整体失业率也很低，但印度近年的就业率却只有10%左右。此外，东亚的失业率还存在重要的隐性威胁。在好几个经济体中，很多人的工作属于“弱势就业”，一旦受到外部冲击，这些人马上就会丧失饭碗（ILO 2013）。尽管地区范围内的脱贫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但与贫困的斗争还远远没有取得胜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来界定贫困线，即每人每天2美元生活费，那么约有68%的印度人、60%的老挝人、49%的柬埔寨人、43%的印尼人和越南人，以及27%的中国人还挣扎在贫困线上。东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经济体的“健康期望寿命”（HALE）还很短。此外，不断升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东亚的不公平正在日益加剧（王锋2011，Saez2013）。

    经常账户的情况令人更加不安。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等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却在2013年和2014年开始出现赤字。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更加严重，这两国近年的经常账户赤字比例达到GDP的6%，远远高于公认的4%危险线。但是，这两个经济体依靠国际发展援助，仍然可以解决资金问题。印度的经常账户赤字更高，已经达到GDP的8%，但该国可以依靠资本和金融流动来解决融资。但是，对于印度和印尼这样较大的经济体来说，不管人们对于无偿转让和直接投资流入，或者外来的组合投资有多么乐观，经常账户赤字都是忧患之源。

    从经常账户的角度来看，即便外国直接投资（FDI）也不是万能灵药，因为它迟早会导致累积性的流出超过累积性的流入。尽管东亚整体的净投资头寸并不让人担心，但在这方面各经济体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净头寸分别为GDP的-64%和-69%，但它们仍然能够动员足够量的资本流入。接下来的净头寸为负的东亚国家依次是：印尼（-36%），韩国（-18%），印度和菲律宾（均为-10%）。另一方面，中国的净头寸是37%，日本为56%，新加坡则高达224%。这些统计数字表明了货币政策合作的重要性。东亚正在努力加强《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和东盟与日中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的建设，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假以时日，二者可以发展成一个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架构。

    在地区一体化与合作上落后欧洲数十年的东亚，近年来已经在快速追赶。随着1992年东盟自贸区（AFTA）的建立，东盟国家不仅摒弃了对一体化和合作的抵抗情绪，而且还在努力构建定于2015年成立的东盟经济共同体（AEC）。尽管东盟域内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均有扩展，但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更为恰当的区域界定应该是东亚而不是东盟。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的评估表明，既定的目标或许并不能完全达到（ERIA2012,11-16）。尽管如此，AEC总分能够得“B”，这主要归功于货物贸易方面的进展，但在服务、投资和人员流动方面的成绩就小得多了。不能不提及的还有2007年《东盟宪章》的通过。虽然《宪章》没有为东盟国家设定超越国家关系的地区一体化和合作的程度和速度，但它给东盟奠定了一个更加坚固的区域整合的基础。与此同时，东盟也为“后2015”时期制定战略和措施，这对于未来东盟和东亚整体的经济发展可能都至关重要。

    在东盟之外，东亚其他的地区一体化与合作进程也取得了进展。东亚业已建立或正在创建的双边自贸区或者伙伴关系有很多；尽管“清迈倡议”还存在缺陷（Siregar and Chabchitrchaidol 2013,7-11），但它已经能够发挥作用，保护东亚免受世界性危机带来的时常而猛烈的冲击，比如2007年到2009年在那些金融体制最发达的经济体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此前为寻求建立覆盖全东亚的地区一体化与合作而进行的多方努力都宣告失败，但最终促生了定于2015年底达成协议的RCEP谈判。

    对东亚来说，还有一点极为重要。这就是让日益增加的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以及经济共同体建设进程，免受2007—2008年危机后沉渣泛起的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同样重要的是，要将东亚一体化进程与其他领域的争端隔离开来，尤其是同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和日益升级的军备竞赛隔离开来。这种隔离不仅对于未来区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也像功能主义者和新功能主义者们一直所说的那样，这种隔离是促进良性与和平关系的一个途径。

渐进主义的下一阶段工作

    近几十年来东亚一直在向前发展，在商人、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心目中建立了一个世界上前景最好地区的正面形象，他们认识到（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保持在东亚的存在至关重要。但是如前所述，东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增长仍是在东亚发展日程上的紧要项目，就连日本也必须努力提高增长率，这在“安倍经济学”中体现得十分清楚。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加剧和其移民政策立场的持续保守，日本在提高劳动人口生产率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这将进一步削弱对发展低附加值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兴趣，除非它们能实现高度机械化。与日本类似，韩国也必须提高劳动人口的生产率，以便抵消来自老龄化加剧的负担。尽管高收入令新加坡越发难以实现增长，但新加坡也的确在努力超越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资源丰富、人口较少，文莱可能在寻求油气之外的替代产业方面毫无紧迫感，但这些化石燃料是注定早晚要用光的。现在尚未回答的问题是，东亚这些非常发达的经济体是否能够及时把握住必要的增长脉搏，是否会屈从于生命周期的宿命而满足于小幅的稳态增长。

    对东亚其他国家来说，增长仍将是发展日程上的头等要务。的确，如果中日韩的经验教训对其他东亚经济体都适用的话，达到一个能够让它们安全越过发展陷阱的“逃逸速度”是势在必行的。更不用说，每个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的各方面要素都不尽相同，包括自然地理、人口、文化、由人口决定的能力水平和多样性、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坚持的经济体制（这些体制关系到所有制结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度等）。为了更明确地突出该问题，在下文中我们将集中讨论人口稠密经济体的情况。只要这些经济体能够以健康的速度增长，人口较稀的经济体就能找到办法随其一起增长，甚至超过它们。

    中日韩的经验表明，要实现增长的“逃逸速度”，制造业的持续正增长是不可或缺的。对全球生产网络最新模式的随机观测表明，实际上能够加速发展的只有很少几个分行业，主要是信息通信技术（ICT）、汽车产业和一些消费品产业。仅在这寥寥无几的产业中，产量和贸易增长得最快。也是在这几个产业中，可以实现最深刻的劳动分工。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世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纳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缅甸和越南快速增长的制造业？无论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人口稠密的东亚国家都会将制造业视为扩大产出和增加就业的唯一可行的“火车头”。有一些经济体可能会沿着产业目标的方向，在国家领导下加速发展制造业，可由于制造业已经扩散得更广，而且维持保护措施的成本越来越高，因而这种路径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消失。更多的经济体会采取的路径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来驱动制造业加速发展。实际上，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来催生增长势头的策略仍然是一个促进制造业增长的普遍政策手法，因为可以通过特别的管理规定以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提高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降低其区位成本。

    通过外资催化制造业的持续增长，就需要最大限度的优良政策。其中包括边境措施，使得货物和服务能够在生产网络的不同区位间，以高速且低价的方式流进流出。要做到这一点，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尚需努力迎头赶上，以消除与货物贸易相关的非关税壁垒，包括各种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良好国内法规也同样重要。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公私合作情况下出现的困难，部分归因于土地权利。随着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对于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在印尼等一些新兴民主国家，与工会打交道变得困难起来。尽管政府在简化外资审批流程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取得营业许可证仍然十分艰难。各国政府也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逼着外国企业转移技术。此外，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共同问题，而常规费用（如印尼对燃料等日常消耗的补贴）常常占用了税收的大头。但是，通过公私伙伴关系方式吸引私人投资投向基础设施的收效微不足道，因为合同的草拟和执行都存在很大困难。因此，东亚低收入经济体在互连互通上还远未达到期望。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将发展重点放在一些精心选择的都市集群地区，比如印尼力推的《加速与扩大印尼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尽管这些决策看上去是可行的，但要获得成功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导层来掌控，就像中国果断推行经济特区那样。

    由于不同区位间存在残酷的竞争，各方不免有所谓的“竞次”诱惑，或者说使用“区位倾销”方式获得较多的制造业外资份额。政府拥有的资源越少，上述诱惑就会变得越大。政府由此陷入零和游戏甚至（在相互摧毁的情况下的）负和游戏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有趣的是，东盟早就认识到这一风险。正是为了要将上述零和游戏最小化，东盟推出了首个实质性合作计划，这个计划主要采取“汇集资源”的方式，比如“东盟工业项目”“东盟工业互补计划”和“东盟工业合资计划”。除了运用优惠幅度非常有限的最初级特惠贸易协定之外，东盟还通过市场共享来补充和完善上述汇集资源的计划。不幸的是，在催化其他产业合作方面，上述汇集资源的计划没有一个是谈得上成功的。最终，在八、九十年代东盟也选择了贸易自由化的标准路径，兼以单边贸易和投资去管制化。

     当然，在一些领域中有关自由化的倡议必须成为未来东盟和RCEP一体化与合作努力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解决东盟相关协议所列的敏感及高度敏感问题的清单。但是，成立AEC和RCEP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加速和保持增长，它们还要让欠发达成员加速发展或者迎头赶上。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自由化也存在社会性缺陷，因为它会让那些准备充分的成员和业已在某一领域耕耘的企业首先受益，而准备不充分的就只能排队等候。AEC和RCEP也致力于减轻当前的和长期的环境压力。东亚城市面临着严重的淡水短缺、交通拥堵、公共福利设施减少、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许多其他生态压力。东亚亟须造林，还需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护海陆生物多样性，商业活动对其造成极大压力。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减轻环境压力，对东盟和RCEP来说都是艰巨的挑战，只有通过地区合作才能予以应对。

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措施   

    地区主义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战后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地区主义的地理范围正变得越来越大。新的成员不断加入现有的地区一体化群体。如，欧盟成员国从最初的6个扩大到27个，东盟成员国也从5个发展到10个。如前所述，地区归根结底是一个人造词汇，地区间的一体化与合作也是可以设想的。东盟和欧盟曾经想要追求跨地区的融合，但由于双方在尚未改革的缅甸的人权问题上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这个可能性化为泡影。近来，我们经常把RCEP和TPP的融合视为通向亚太自贸区（FTAAP）的可能路径，尽管这两者之间的融合，从目前看来还很遥远。

    随着形势的发展，地区一体化与合作所涉及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全面。比如，欧盟从当初的基于某个行业的共同体发展成一个单一市场，再后来又发展出了单一货币。东盟一开始也被界定为国与国的经济合作，但逐渐发展成一个自贸区，然后又朝经济共同体迈进。地区一体化与合作激发了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涵盖领域的拓展，这一进程一旦启动，便势不可挡。这正是近来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地区一体化设想为全面伙伴关系的原因。上述范式在处理区域全面伙伴关系的三组议题方面有所分别。自由化部分尽管并不容易，但在地区一体化与合作的历史上一直是人们下功夫最多的。六十多年来，人们一直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对货物贸易壁垒和服务贸易壁垒进行研究、量化和评估，尽管对后者下的功夫较少，并且地区自由化果真减少了这些壁垒。便利化作为自由化有效落实的一个必要条件紧随其后。三个部分中最落后的当属功能性合作，其主要内容是有利于欠发达成员的能力建设。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东盟成员要从贸易自由化中受益，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功能性合作，这可以帮助它们生产出新的可供出口的货物及服务。实际上，新兴国家的那些最不发达地区也面临着同样问题，比如印尼的东部省份。这里的可贸易商品主要就是自然资源，只有在巨大金融资本以及受到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的帮助下，才可能对这些资源进行勘探、开采和贸易。这些部门通常被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它们要么独资，要么与手眼通天的本地公司合作。这些产业部门对于那些住在新兴经济体最不发达省份的人们是难以企及的。

    各地区集团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可在人力和财力资源方面又捉襟见肘。比如，东盟秘书处2012年的预算还不到1600万美元，其会费缴纳原则是无论能力大小，所有成员数额同等。地区集团通常没有创收能力。东盟和RCEP在制定合作议程方面通常面临很大的难题，因为一方面要使议程对广大的幅员和人口产生足够的影响，另一方面要根据资源约束制定现实的议程。

    一个标准是选择能够在地区内有效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包括空域和海路、工业污染、竞争前研发以及渔业管理等。其他类型的问题可以被视为国家性而非地区性的，如在健康和运输领域的众多问题，其中包括某些互联互通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划分方法正在变得越来越随意，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时兼具地方、地区和全球多种属性。

    科技合作代表了另一个重要的优先领域。首先，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非常依赖于企业、家庭、公共事业和政府所实践的科技进步。就连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转型过程中，要获得长久的成功也必须依赖科技进步的应用和推广。其次，东盟和RCEP各国在科技水平和能力上差距非常巨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库和《UNESCO科学报告》表明，与该地区顶尖科技强国以及更发达国家相比，东盟大多数国家的研发能力非常有限（UNESCO 2010）。由于研发能力有限，这些国家能够为地区及全球研发合作所作的贡献也非常小。正如皇家学会在其2011年发表的《二十一世纪全球科技合作报告》中（皇家学会2011）提及的，RCEP（包括东盟）中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有能力参与到广大的国际研发合作中去。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谁都无法期望东亚能够形成持久的发展融合，而且地区经济体也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应该忠告东盟和RCEP，它们分别应该设立科技项目清单。这些项目不应该被当做转移支付的计划，即有的国家扮演捐助者，另一些则扮演接受者。尽管每个东盟国家都受到严格的资源约束，但由于可以对资源进行再分配，因此各国仍可积极参与到科技协作中来。虽然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国家的参与，但为了进行有效的合作，应该采取“东盟-X”或“RCEP-X”的方式。

    找到新的合作抓手对成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东盟和RCEP的问题在于它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国家驱动的组织。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变革，同时也要认识到促进信息交流的力量，而开放的体系有助于促进信息交流。第二个要素是制度化。东盟和RCEP都严重依赖东盟的中心地位，无论你如何定义它。但东盟面临很大的局限性。东盟一涉及到决策问题基本上不过是一个国家联合体，而且财力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雄心勃勃目标。由于历史原因，东亚不得不依旧继续依赖东盟充当东亚一体化的“推动者”。但是，这一地区似乎越来越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领导力量。按照贡献大小来决定投票权力的清迈倡议多边化安排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调整模式。单靠“一个经济体一票”的原则，可能不足以推动东亚打造超越目前水平的共同体。

    从现在到2025年的世界注定会发生很多重要的变化。多极格局可能会显现出更加清晰的轮廓。财富的再分配将继续向东亚倾斜，尤其是中国，其次是印度和印尼，我这里仅提及东亚那些人口稠密的经济体。但是，东亚在努力攻克发展阶梯上的难关之时，仍将不得不依赖欧美的高科技发展。这意味着东亚的一体化决不应被视为一个排外的集团化，因为这么做与全球化背道而驰。全球化尽管受到激烈的批评，但注定会随着技术的改进得到加强，而且随着政府、商界和民间能力的不断提高，全球化会变得更具包容性、更加尊重环境。东亚各经济体适应这些新现实的速度无疑存在差异。重要的是这种多元化给多轨的共同体建设带来了机遇，让东亚各经济体能够实现渐进性的融合。

                                  (唐奇芳 译）

韩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金三洋

韩国贸易自由化政策简介

韩国经济高度依赖贸易。如图1所示，2012年韩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了73%。

图1：外贸依存度与出口比例

外贸依存度=（出口总额+进口总额）／附加值总值

出口比例=出口总额／附加值总值

来源：Oh-Seok Hyun, “New Korea-US Economic Relations: Recommendation for a Mature Partnership,” presentation file, 2013。

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韩国重视双边、地区、多边等各个层次的贸易自由化。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韩国的贸易政策始终坚持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原则，同国际社会一起努力推动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DA）。

韩国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区域经济一体化（REI）是加快多哈回合谈判的补充性工具。因此，韩国对FTA持积极态度，这不仅仅是为了开拓国际市场，也是为了与其他经济体达成众多FTA从而确保市场准入。特别是，韩国在“10+3”、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坚信这些区域经济合作是通往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途径。

本文接下来的内容如下：作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策略，第二部分介绍了韩国为实现贸易自由化所采取的FTA战略及成绩。第三部分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一体化所需采取的战略。第四部分简要讨论了几个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最后一部分则从韩国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作为总结。

FTA战略

韩国的FTA战略

自2003年起，韩国积极参与FTA的谈判，并形成了自己的FTA战略。首先，韩国奉行多轨战略，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时展开磋商，并将数个协定同时放到桌面上以缓和政治对立。其次，韩国在内容上追求全面、高水平的FTA，同WTO规则保持一致，全面囊括了商品、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领域。其三，韩国通过推动国民共识获得公众对FTA的认可和广泛支持。

FTA路线图

韩国FTA路线图制定于2003年9月，并在2004年5月重新修订。这一路线图构成了韩国FTA议程的基础。在这一路线图基础上，韩国在FTA谈判过程中对目标经济体进行了分类。短期FTA伙伴包括日本、新加坡、东盟、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墨西哥、加拿大和印度。美国、欧盟、中国、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和东北亚等大经济体被视为中长期FTA伙伴。海合会（GCC）、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以色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南部非洲关税同盟被视为未来潜在的FTA伙伴。

韩国在FTA方面的成绩

自从2003年FTA路线图确立以来，韩国积极同其主要贸易伙伴开展FTA谈判。到目前，韩国已经同智利、新加坡、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东盟、印度、秘鲁、欧盟以及美国达成了FTA。韩美FTA签署于2007年6月，2012年3月15日正式生效。2014年4月8日，韩国同澳大利亚达成了一个期待已久的FTA；此前不足1个月，韩国结束了同加拿大的FTA谈判。

韩国目前正在同印度尼西亚、海合会、新西兰以及中国开展FTA谈判。韩中FTA谈判开始于2010年5月2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日韩FTA谈判以及RCEP谈判也于2012年11月20日启动。

在开展正式谈判之前，韩国同南美共同市场、以色列、越南、中美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之间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预备性谈判或联合可行性研究。一旦当前不利的经济政治环境与条件得到改善，韩国也会努力重启同海合会、日本及墨西哥悬而未决的谈判，争取有所突破。

表1：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伙伴国	生效日期
业已生效 （9个FTA，涵盖46个经济体）	智利	2004．04
	新加坡	2006.03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2006.09
	东盟	2006.06（商品） 2009.05（服务） 2009.09（投资）
	印度	2010.01
	欧盟	2011.07
	秘鲁	2011.08
	美国	2012.03
	土耳其	2013.05
已签署	哥伦比亚	2012.06
	加拿大	2014.03
	澳大利亚	2014.04
谈判中	中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越南、中日韩、RCEP
开展联合研究	中美洲、以色列、马来西亚、南美共同市场
待完成	海合会、日本、墨西哥

资料来源：http://www.fta.go.kr。

注：由作者本人整理。[12]

REI战略

韩国的REI战略

正如上文所述，韩国视区域经济合作为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途径。尽管双边FTA在考虑贸易伙伴所特别敏感的部门方面似乎更加有利，但双边FTA在服务贸易、投资等特定领域的自由化程度却很低。而REI则可以通过共同准则和日益增多的竞争带更多的收益。首先，REI能够形成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因为参与网络的经济体收益多寡取决于参与网络的成员数量。此外，统一的和累积制原产地规则（ROO）有利于防止“意大利面碗效应”损害供应链。韩国的供应链已经遍布各个区域，可以分散生产流程从而发挥比较优势。

鉴于此，韩国将REI视为在各区域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另一轨道，认为REI将最终强化多边贸易体系。

表2：FTA与REI之比较

	双边FTA	REI
排他性优惠 （如市场准入）	有区别的关税减让	单一关税减让
非排他性议题 （如规则、标准、条例）	相互承认	网络效应
原产地规则	双边（意大利面碗效应）	本地区统一/累积制

资料来源：Young Gui Kim, “Korean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resentation file, 2013.

亚太REI

得益于域内包含众多快速增长的市场，亚太地区正成长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图2显示出2010—2015年这5年间东亚地区的经济有望增长7.2%。因此，这一市场蕴含着巨大的贸易机遇。面对这样的机遇，韩国热切希望通过与新兴经济体建立合作网络来延续本国的经济增长势头。

图2：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Young Gui Kim, “Korean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presentation file, 2013.

图3：区域内贸易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贸易统计数据整理。

此外，亚太经济体间高水平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产生强大生产网络，这有利于成员国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图3所示，RCEP和ASEAN在亚太区域内的贸易份额已经分别占到了43.7%和24.2%。

现在韩国的眼光需要超越亚太，通过强化机制安排的角色为未来的繁荣夯实基础。REI可以通过法律框架确保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一体化，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驱动力。

进行中的谈判

中日韩 (三边）FTA

1999年APEC领导人会议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13]、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KIEP）等三个研究机构开始就中日韩三国之间建立一个自贸区进行三边联合研究。自2003—2009年，三国进行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联合研究，并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中日韩三边自贸区谈判。2014年3月三方在韩国首尔进行了第四轮谈判。

中日韩三边自贸区旨在建立东北亚经济一体化的里程碑。为建成全面的高水平的自贸区，中日韩三边自贸区与WTO规则保持一致，平衡竞争利益，并允许考虑敏感部门。

韩国针对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是将其同现有的FTA以及RCEP联结起来，以提高一致性，避免“意大利面碗效应”。这就需要在谈判方式、原产地规则及海关程序上加强协调。

RCEP

2011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十九届东盟峰会通过了旨在以东盟为中心建立RCEP的框架文件。在2012年11月的东亚峰会上，东盟及其6个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启动RCEP谈判。RCEP旨在在东盟成员与其自贸区伙伴之间建立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互利的经济伙伴协定。亚洲开发银行的斯里尼瓦萨·马度尔（Srinivasa Madhur）表示，“RCEP首要的任务是统一东盟所参与的各自贸区的规则及其应用”。RCEP将在成员经济体之间深化经济一体化、支持公平的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合作。

东盟官网首页上写道：“遵照2012年11月20日RCEP领导人关于启动RCEP谈判的联合宣言，以及2012年8月30日RCEP部长会议达成的关于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RCEP谈判旨在：

●     达成一个现代的、全面的、高水平的及惠及各方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本地区营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促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的扩展，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发展；

●     立足于成员国间现有的经济联系，通过RCEP促进经济增长、推动公平的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合作、扩大和加深区域一体化”。

2013年，Yoshifumi Fukunage和Ikumo Isono 建议，RCEP应该引进一系列一致的原则，如统一的关税减让办法、对非关税壁垒清晰的定义和方法、用于制定具体原产地规则的通用规则、区域通行的贸易便利化与经济合作办法、服务业优先以加强东亚同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系等。

鉴于韩国对区域内经济高度依赖、具有同发达经济体建立自贸区的丰富经验、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中等大国位置，韩国将积极参与RCEP谈判。尽管韩国仍然追求同RCEP成员国建立双边FTA，并继续中日韩三边FTA的谈判，但韩国需要采取战略步骤，通过RCEP加深并充分利用东亚生产网络。韩国不应只把目光放在关税减让上。为了以东盟国家为生产基地，将产品打入中国市场，韩国应该同中国建立双赢关系，而非仅仅是竞争关系。

TPP

TPP起始于2003年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三国关于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构思。其时称为跨太平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2005年秘鲁加入谈判，2006年谈判结束。2008年3月，美国加入剩余的关于投资和金融服务条款的谈判。

这一跨太平洋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协议最终发展为TPP倡议。2011年11月12日，9个TPP经济体——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和美国——的领导人共同推出了这一雄心勃勃的21世纪TPP的纲要。TPP将加强伙伴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随着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的加入，TPP 12个成员国正在着手制定贸易和投资规则。

一份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将TPP描述为一个“全面的、高标准的”FTA，目标是实现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并超越WTO业已确立的承诺。报告认为“TPP有利于保证国内经济政策改革的长效性……TPP被视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一环……为应对21世纪贸易挑战需要一个更可行的多边贸易体系，而TPP可以为这一多边贸易体系添砖加瓦。”

2013年11月，韩国表达了加入TPP的意愿。关于韩国加入TPP谈判事，金三洋（Sangkyom Kim）2011年曾说道，“TPP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整合大量交叉议题来确立全球贸易的新标准，一旦TPP成功建立，韩国所要承担的机会成本将是巨大的。”

总结：从韩国角度提出的政策建议

韩国立场是，保持与贸易伙伴缔结的每一个贸易协定的开放性，这是至关重要的。韩国认为，贸易自由化的最终目标之一是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作为通向这一最终目标的途径，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韩自贸区、RECP和TPP谈判都是十分重要的。从韩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就加入TPP形成国民共识的条件已经成熟。在我看来，TPP可能发展成为塑造新的全球贸易规则的主要的规则制定进程， 韩国需要加入其中。韩国应该不断为统一区域贸易安排献策献力。事实上，韩国既然有能力顺利开展与TPP成员国的双边磋商，韩国正式加入TPP后，也会让人们认识到，这一努力是值得的，这些重大的区域贸易安排将最终导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亚太共同体。

             图4：新贸易路线图

资料来源：Younggui Kim(2013),“Korean perspective o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Presentation material.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谈判的深入，韩国将发挥孵化器作用以协调区域贸易安排，发挥骨干作用以促进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

图5：韩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角色

资料来源：Younggui Kim (2013),“Korea-US FTA and Prospects of Korea-China FTA.”Presentation material.                                                       

                                                         

                                       （杨子力 译）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下一步的展望

新加坡亚洲贸易中心主任  黛博拉·凯·艾尔姆斯

最终博弈中的未尽事宜

经过四年多的磋商，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等12个参与成员的官员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正手忙脚乱地结束谈判。经过数十轮在不断扩大的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谈判者们已走到就未来TPP的深度、广度和雄心，最终做出政治决定的地步。

    大多数难点本能够（也已经）在磋商的开始就预先估计到。本文不拟赘述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糖、乳制品、大米、知识产权或环境的章节（Elms2013a,Schott et al.2013）等，而是将重点讨论谈判中一直存在的一些更具广泛影响的议题[14]。本文讨论的是谈判背景、“常变常新协定”的概念、以及创建TPP秘书处的重要性。而且，本文还会探讨未来新成员的准入程序问题[15]。

这些影响更广泛的议题很可能对TPP未来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有关这些议题的很多想法，各方2010年3月在墨尔本开始谈判之际，就详细讨论过了。然而，当官员们开始认真处理技术问题时，大多数更深层次的问题就顾不上了。随着官员们跌跌绊绊地迈向终点，为协定中的这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寻找解决方案就变得尤为迫切。

分组处理方式

贸易官员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使TPP达到从一开始就确立的“21世纪，高质量”目标的最高限，这促使他们尽可能周到地考虑他们行动的影响。TPP 12国一直以来都十分积极地参与自贸区协定（FTAs）的谈判，在很多谈判官员的眼里，TPP不过是另一个贸易协定罢了，尽管这个协定比很多其他的协定范围更广，谈判难度更大。

在墨尔本的第一轮磋商中，官员们想要创新思路。他们没有按照传统的章节，就商品、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讨论，而是分成若干小组。这些小组需考虑涵盖多项议题领域的统领性主题。而且这些主题或许比过去自贸区的做法更好地顺应商业的“真实世界”。然而，当讨论开始涉及实质性领域时，分组处理的办法很快就难以为继了。官员们又返回到按传统章节讨论的老套路，分组处理的办法迅速被抛弃了。

唯一的例外是横向章节。在这里，TPP中几乎任何新的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经过反复讨论，其中包括扶助中小企业、健全供应链、促进规制一致化（regulatory coherence），还有所有与发展和合作有关的内容。

然而，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把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问题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让小部分官员着手解决广泛的话题和关切，这一方法也将会问题重重。麻烦的是，以前的贸易协定都从未处理过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太棘手了。现在是棘手问题都被打包交由一个团队处理[16]。因此，横向章节的结果会让很多人失望，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扶助中小企业的努力旋即被分包给一个网站去处理[17]。很多供应链及商业互联互通的“精华”都被抽出去，放在了协定的其他部分。这对其他企业没有问题，但对供应链企业却是个例外。很多供应链企业尤其是在物流业中的企业数年来一直声称，供应链运营者面临的主要问题落在数个部委的中间地带，因此从未得到任何一个部委的妥善管理。TPP应当为一系列议题的集中讨论提供一个难得的良机，并使政府集中处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键的21世纪商业议题。如果把这些内容从其特定的章节中抽走，并将它们放回各个实质性章节里，如货物或服务，那么一些本应通过捆绑在一起才会得以释放的协同效应就会消失。

规制一致化议程可能是最令人沮丧的。每当TPP谈判国的官员们被问及协议中21世纪要素时，他们就提到规制一致性。其观点就是，如果可能，所有经济体将在食品、农业和其他领域尽量统一标准。如果做不到统一标准，他们将至少接受尽可能小的一小部分可兼容的多种标准。例如，如果经济体A准许对苹果采取某种类型的食品安全检测，那么，经济体B也将接受这个检测证明，即便他们的检测标准会有所不同。他们不会被迫将标准统一到同一水平（这被视作过于雄心勃勃），但是他们也会超越自贸区协议的典型形式，在多方参与的情况下尤其要这样。

2011年11月12日，在TPP领导人声明中特别强调了规制一致化，并指出成员应保证努力“提高监管实践，消除不必要的壁垒，减少在标准方面的地区差异，增强透明度，用一种使贸易更加便利的方式管理我们的监管程序，消除在测试和认证方面的冗杂，并增强在具体监管问题方面的合作”。

如此远大的志向导致了在落实方面的困难。让不同部委和机构的规则制定者们在围绕增强成员市场准入的议程上与贸易官员们合作尤其困难。最终，TPP关于规制一致性的内容将变为达成一致性的制度框架。它将包括信息查询点、信息获取程序和增强透明度等信息，而根本不会真正讨论标准问题。一些内容被纳入了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或者贸易技术壁垒等具体章节。但是总体上说，让规则制定者们就TPP进行合作的确是非常困难的[18]。比起开始时的信誓旦旦，最终结果远不够有雄心，也不够21世纪。

常变常新的协定

然而并非一无所获。在初创TPP时的最好想法之一，就是把TPP创造成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这一想法得到了官员们的普遍认同，因为他们看到世贸组织（WTO）的信息技术协定（ITA）存在的问题。在TPP谈判开始时，ITA又开始重新谈判。在ITA中，电子产品部门实现自由化，从而激发了巨大的增长，在亚洲效果尤为突出。但是官员们很快意识到磋商方式（正面清单）的一个严重缺陷，即要使某项技术自由化，只有将其包含在清单之中，（c.f.,Beltz1997,Lee-Makiyama2011,Lin2011）。这意味着，随着新技术的开发，它不会随着市场开放自动被包含在内。久而久之，在一个迅速更新换代的工业领域，ITA会因为其涵盖的产品越来越少而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比如，电唱机可能符合条件，但智能手机可能就不行。因此，让各经济体坐下来重启谈判也会极其困难和烦琐。

的确，FTA中通常有定期审议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审议经常未实施或者大部分是流于形式。即使当各经济体认真审查时，采用的修正条款通常包括文件法律语言的变化，使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相互一致或尽量使不同的FTA条款互相保持一致。但是，迄今为止，定期审议的做法还未用于FTA的重要重新谈判。

在其他的协定中，官员们并不会忘记这些问题。通常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法来避免在“现代”自贸区协定中出现不合时宜的保证。第一，官员们尽量在“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进行磋商。这一方式意味着，除非成员专门会面并宣布对开放部分的保留意见，否则，新的行业会自动向合作伙伴的偏好开放。TPP在投资和服务方面都会使用负面清单，部分是因为这将是一个不必对协定进行复杂修改而能够延续到未来的机制。它保证了新产业和新行业能够自动向投资或外部竞争开放。

其次，大多数的下一代FTA一开始就在协议中设立了复杂的委员会结构。参与方可同意创立一个能够每年或每两年召开的总体贸易委员会，又对该委员会辅之以货物、服务、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其他具体委员会。这些次级委员会或者说工作组也定期会晤，通常是每两年一次。

然而，虽然这些委员有定期开会的安排，但这些会议是否会持续且富有成果，这一点还有待观察。在最近达成的很多FTA中， 由于协定刚刚完成尚未进行审议，因此，坦白地说，这些委员会设置有多大成效尚言之过早。如果协议有明显的缺陷，委员会将允许参与方改正问题。但是，不太可能为使协议能够更加行之有效而对协议进行修改或者改进。在大多数情况下，委员会会议将很可能是由低级别官员参加的简短会谈。

让我们回顾一下很多TPP成员国在签署多重自贸区协定方面的混乱情况吧。智利与60个经济体签署了协定。墨西哥在加入TPP前，与44个经济体签有12个自贸区协定。截止到2013年，新加坡签署了20个协定，另外还有5个协定在谈判之中。其中，很多协定伴有复杂的委员会管理机构。在大多数TPP经济体中，一些贸易部官员需将其整个职业生涯用于一个接一个的自贸区委员会审议工作。

正因为如此，TPP官员们在早期的会谈中建议采取稍许不同的路径。这个FTA将成为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这意味着它不仅仅为每年的评议开放，还会进行定期的、持续的讨论，并不断进行修订。这样一来，TPP将会永不过时。

从制度的视角看，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的好处是TPP成员经济体将委托特定的个人来监督TPP承诺的落实情况。TPP将不会仅仅在每两年召开的委员上予以审议。

举例说，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会把TPP原文中有关规制一致性的限制性框架逐步变为更加具有实质性的东西[19]。TPP各经济体的规则制定者们能够参加会议，逐步习惯于彼此间协调规定，然后采取能够影响自身的变化。根据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一些新元素，如次级联邦实体或州加入到政府采购承诺中，会变得相对简单些。在涉及具体的服务领域或次级领域中，一些保留意见，将随着时间的推进被移除，而不必需要就此进行整体的重新谈判。

在TPP谈判之初，已就“常变常新的协定”的想法进行过详细讨论。在之后的三年内的大部分会谈中，这一议题又被搁置了。这是因为官员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关于具体章节的更实质性的会谈中。2014年当谈判进入尾声时，仍然不确定这个想法能否如愿以偿，还是说，将仅仅变成为通常FTA评议机制中的一个膨胀的或者增强的版本。

TPP秘书处

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如果想存续下来并且发挥作用，就需要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秘书处致力于对TPP的监管。TPP的目的是未来持续的发展，至少在成员数量上是如此。如果“常变常新的协定”理念继续升势，该议题的领域和协定覆盖的范围也将日益扩大。

即使TPP一点也不扩大，它也包括将近30章节的内容和12个经济体成员。其中的很多规则超过了在WTO或者在其他FTA所允诺的内容。做出的承诺将在实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引入，开始日期很有可能根据不同成员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也增加了管理协定的复杂性。

TPP将需要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从事监管工作，并且将工作开展到每一个经济体成员的商业领域中。否则，多年花费巨大、攻坚克难达成的条款有可能无法被充分利用。

例如，在协定中的很多承诺大大超出了在WTO中的义务。故此使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DSM)无法解决TPP中的问题。和很多FTA一样，TPP具有自己的DSM。然而，与很多FTA不同的是，TPP的DSM旨在积极运用。争议案件的管理需要一个制度性的机制。如果TPP的DSM影响与日俱增，那么其案件量也会增长。甚至可以去想象这样一个场景：TPP发展成为了一个常设的争议解决系统（更加类似于WTO）。

撇开DSM不谈，这样一个复杂的协定不能如同其他很多双边FTA一样，仅仅是由负责亚洲事务的贸易官员来管理的。现有的区域性FTA目前没有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且不包括如此深入的境内承诺。这些FTA在不设秘书处的情况下工作，这不能成为未来TPP管理方式的令人信服的论据。其实很多参与TPP的官员对于协调工作的难度早已满腹牢骚了。

有些人曾建议把亚太经合组织（APEC）秘书处作为TPP的秘书处，毕竟TPP是APEC通往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四种可能性之一[20]。目前，所有的TPP成员也是APEC成员。TPP的加入条款也给予APEC成员以特权[21]。先把TPP是否可能最终变为FTAAP这一问题放在一边，让我们看看APEC秘书处能否担当起TPP秘书处的双重责任吧。

至少有三条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利用APEC是有问题的：

第一，APEC对其目标的陈述是“作为理念的孵化器发挥作用”。如果把秘书处分成部分人员负责监管TPP，另一部分人员负责以约束力的方式孵化理念，那么APEC的作用将会消失。APEC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并且为数不多的秘书处成员，要以轮换举办地的方式召集有数千人参加的数百次会议。

第二，并不是所有的APEC成员同时也是TPP成员。APEC的非TPP成员极有可能非常反对把APEC的秘书处转变成TPP的秘书处。即使只有APEC秘书处的一部分人员忙于TPP事务，这也有稀释议程中非TPP部分内容的风险。

第三，两条通向FTAAP的可能路径目前正在发展：即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在亚洲有16个伙伴成员，或许在未来某时也需要一个秘书处，这取决于该协定能否发展成类似于TPP一样的谋求深度一体化的进程。但这意味着APEC秘书处实际上将分裂为三个不同的部分：即在APEC内的一个无约束力的理念中心、雄心高大的TPP以及雄心（稍许）不那么高大的RCEP。

从长期来看，有理由认为这些功能可能会在FTAAP下重新整合。与此同时，设立TPP秘书处的代价可能会十分高昂。然而，即使TPP最终演变成了FTAAP，这样的结果也将是十年（很可能二十年）之后的事情。在过渡时期里，商业能够从一个强大的、有效实施的、复杂的TPP协议的制度性结构中获得实质利益。

总之，运用APEC秘书处作为TPP的秘书处的想法并不高明。这两者可以进行协调，但是它们应当保持独立，这样才可为两大机构提供最优质的服务。TPP需要自己专门的秘书处，以管理这个复杂并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TPP新成员的加入

除了围绕秘书处的制度性问题之外，另外一个更影响广泛的、长期性的且必须在TPP协议达成前解决的议题是新成员的加入问题。根据目前的“规则”，新成员需首先向现有成员提出申请，才可以加入。每一个未来的成员必须参加一系列的双边会谈，以讨论其加入会对协议成员的整体关系带来的棘手麻烦。而这些问题需要在加入前得到解决或者在解决方案上取得进展，以避免对与其他方的谈判造成不利的干扰。最后，所有TPP成员必须集体批准新成员的加入。新成员必须等待最后的国内程序完成之后才能被允许看到谈判文本以及正式与其他成员坐下来谈判[22]。

当加拿大和墨西哥在2012年末加入的时候引入了一项非正式的条款。该条款阻止了新成员就任何已经被现有成员同意的已完结的章节或条款“重启谈判”。可讨论未决问题（即在方括号里的问题，也就是谈判者在文本中标明的不同意见），也可以提出新的问题，但是任何已达成的决定不得再议。

总体来看，这些有关新成员加入的程序表明，今后TPP的新成员将不可能参与TPP各项规则的谈判。新成员可以在货物、服务、投资、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就自己市场准入承诺进行讨价还价，但他们在文件的其余部分将无可置喙。

对那些刚刚用了四年多时间就现有协定的每一个逗号、句子和段落进行了谈判的经济体而言，这种规定的意义重大。它们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让新成员能够就刚刚敲定的文件的任何部分重启谈判。毕竟，很多人认为自2008年开始该协议就已经随时对新成员（尤其对APEC成员）开放，如果有哪个经济体想加入到谈判，他们完全可以举起双手，加入进来，就他们想讨论的重要问题进行谈判。

然而，灵活性的缺失与重要的政治现实发生了冲突。如果中国——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加入的话，TPP将得到实质性增强。毕竟驱动这个庞大地区前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有机会将全球价值链编织到一种无缝的贸易协定中去，这个协议中不仅仅是涉及关税减免，而且也包括实质的境内条款。因为很多潜在的第二批成员，如中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等均深度融入亚太地区的价值链中。它们如能加入TPP，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Wignaraja2013;Baldwin and Kawai 2013; Petri, Plummer and Zhai2012）

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在根本没有机会就当前条款谈判的情况下加入现有TPP，这可能在国内层面带来政治困难。这意味着现有的TPP成员如果明智的话就要针对第一拨新加入者参加今后的谈判仔

细考虑设立一个机制。在协定中写明每一个新加入者以后可就加入条款进行谈判，这一点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因此需要对新申请加入国家所需的准入条款做出某种澄清。

一个建议是官员们现在创造性地推出一个条款，该条款对加入TPP的第一拨成员给予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该条款不会整体重写协议，但允许一些轻微的修改，或者可能参与新规则或者新章节的编写。如果做得足够谨慎，它将满足新成员的要求，既能将他们的集体意见加入协议，也不会延长新谈判的时间。

这样的一个机制也将鼓励所有那些考虑加入协定以维护其利益的经济体加入TPP。这也更加有助于使所有潜在的新成员同时加入协定。一个替代的方案可能是持续并且定期增加新成员，但这将会问题不断。

协议中某些条款给予第一拨新申请者的特权对推动TPP的近期扩张有极大帮助。该条款不必对现在文本作整体修改，但能够表现出的灵活性可给新加入者以鼓励。否则，加入TPP变成了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命题，这样就会增加未来成员倾向于离开的风险。

再谈“常变常新的协定”

当然，协定的修订难以驾驭。这也对官员们提出一个最终的告诫。尽管有强烈的动机去创造一个“常变常新的协定”，以便使协定在向前发展时具有总体灵活性和进步性，但是至少还有一个挑战需要应对。对于那些需要经过批准程序才能通过TPP的经济体来说，文件中的一些改变也许存在无法超越的门槛，过此门槛将引发新一轮批准程序。换言之，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无须引发成员国批准程序的前提下，在有关文本、规则、降税清单、承诺和新成员等方面的修订还有多大空间。在结束协定之前，这些条件应当被尽可能清晰地详细说明，以便使成员国知道未来从彼此身上期待什么。

结束语

结束TPP谈判的压力正在形成。达成协议也十分重要。12国将从这份协定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但TPP并非仅仅是另一个FTA。它意味着就亚太地区各个经济体所关心的广泛经济议题制定贸易议程的机会。这意味着这个协定不应当仓促确立。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需要对具有更广泛影响的涉及TPP制度结构做出关键性决定。这些决定必须在TPP终止之前做出。决定涉及以下议题，比如把TPP创造为“常变常新的协定”、设立TPP秘书处、以及明确未来成员的加入条件等。做出这些抉择时需要小心翼翼，即使是当官员们为达成协议就剩下的最具敏感性的议题而奋力谈判时也应如此。这将十分艰难，但为保证TPP长期的成功，需要做出明智的决策。

                                     

                                     （杨勇 译）

日本的TPP之路

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生院专案教授  河合正弘

前言

    尽管遭到国内农业游说集团的强烈反对，日本还是在2013年7月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从那之后，日本一直就贸易和投资规则与其他成员经济体进行多边谈判，并就贸易自由化措施与其他成员，尤其是美国进行双边谈判。TPP有望成为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FTA），其内容涵盖了21个领域，包括市场准入、原产地规则、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等等。这些的确都是支持亚太地区供应链发展所必需的21世纪议题。

   TPP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可以帮助其在20年的经济低迷之后实现复苏，恢复持续增长。这也是“安倍经济学”增长战略的一部分。此外，寻求加入TPP，如同日本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东亚合作，以及通过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协议（EPA）与欧洲合作一样，符合日本的EPA政策。TPP和日本的各项经济伙伴关系协议的目的，都是深化日本与世界主要经济中心的联系，并以此为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本文试图回答下面几个关键问题：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迄今TPP的进展如何？如果要成功达成TPP协议，日本面临的重要挑战是什么？TPP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

日本的经济挑战与贸易政策战略

日本政府将经济从20年低迷中的复苏视为至关重要的大事。没有增长，日本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如确保和扩大就业、在老龄化社会中维持可靠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国债降低到可持续的水平等。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日本经济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都是相对封闭的。图1表明，日本的贸易（出口和进口）和FDI存量（内向和外向）在GDP中所占的比例都很低。这说明，日本还可以进一步开放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以强化其增长潜力。

日本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传统上都是美国和欧洲。但近年来，它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和FDI关系在不断深化。日本各大跨国公司最先在整个新兴亚洲中建立了广泛的生产网络和供应链，通过技术能力的提高帮助创立了“亚洲工厂”。图2表明，当人们日益担忧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可能发生“中国风险”的时候，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已经迅速增加。    

由于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大量投资，日本企业在新兴的亚洲已经积累了可观的FDI存量，超过了在欧美的投资量（参见图3A）。图3B则表明，在新兴亚洲核算后的FDI收益率要高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那几年）。

   上述图表充分体现了新兴亚洲对于日本产业的重要性。

    鉴于欧美成熟的市场对于日本跨国公司依然重要，同时新兴亚洲在迅速增长，因此，日本将贸易和FDI的政策重点放在加强与欧美和新兴亚洲的经济联系上也就非常自然了。

日本的贸易战略

    日本之前一直通过GATT/WTO多边机制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但到了2000年前后，日本开始从唯WTO方式转向多轨方式，即同时推动WTO进程和EPA的政策。

    迄今，日本已经实施的EPA有13个，对象包括一个地区（东盟）和12个经济体（7个东盟成员、墨西哥、智利、瑞士、印度和秘鲁）。刚刚与澳大利亚完成了EPA谈判，正在正式谈判中的有加拿大、哥伦比亚、欧盟、海湾合作委员会和蒙古以及“东盟+6”的RCEP、中日韩和TPP。

    近来，日本的EPA发展道路受到了多个问题的困扰。其中一个是日本EPA伙伴的贸易覆盖率仅有19%，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参见图4A）。这反映出一个事实：日本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即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都还没有达成EPA。近年，日本努力进行TPP、日欧EPA、中日韩FTA和RCEP的谈判，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些EPA为日本与美国和太平洋沿岸拉美国家、欧盟以及中国进一步深化贸易联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它们也有助于日本提高经济的开放度，实现更加多元的贸易和FDI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的FTA/RTA自由化率也很低，只有84%—88%（参见图4B）。这与其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自由化率形成鲜明反差。比如，美国、欧盟、韩国、马来西亚和另外几个国家的自由化率已经高达95%以上。日本的低自由化率是由于对过多产品（主要是农业部门）进行保护造成的。

   

注：FTA/EPA贸易覆盖率是与FTA/EPA伙伴经济体的贸易在本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东盟数据包括东盟内部贸易，而欧盟数据则不包括欧盟内部贸易（如果包括的话，比例则为76%）。FTA/EPA自由化率是10年内实现零关税的关税细目在总细目中的比例。

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和日本内阁府数据计算得出。

   阻碍日本关税减免的是对农业部门的政策考量，日本农业被认为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得到关税保护。日本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增强农业部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样才能经受来自扩大市场开放后的压力，逐渐消除关税。

TPP的要点

   TPP常常被标榜为一个全面的、高质量的21世纪自由贸易协议（FTA）。这意味着它在原则上要消除所有的关税，并纳入大力支撑国际供应链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如今12个APEC经济体正在进行TPP谈判，韩国、菲律宾和泰国有可能在近期加入。谈判涵盖了21个领域（分为29章），包括商品的市场准入（关税减免）、原产地规则、服务、投资，等等。[23]

    TPP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其谈判成员的多样性，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农业进口和出口经济体。[24]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让它们达成一个有意义的高质量协议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具争议性的问题包括市场准入、知识产权（IPR）、竞争政策（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政府采购、投资（尤其是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DSD）机制）、环境和劳工。表1对上述问题及谈判成员间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总结。

    好几对成员正在TPP框架下进行市场准入的双边谈判。[25]其中要数美日之间的双边谈判最为激烈。日本一直雄心勃勃地要打开美国的制成品市场，尤其是汽车和家用电器，而同时却要守住自身的农产品市场。同样，越南也雄心勃勃地想要打开美国的纺织品市场，而美国则处于守势。

  

表1：截至2014年6月TPP谈判中的争议性问题

领域	涉及最多的经济体	问题
市场准入	美国对日本	美国称日本的农产品关税应有实质性削减，日本则称美国应减免汽车关税。
知识产权	美国（日本）对马来西亚与越南	美国称药品的数据和（小说、电影、音乐等的）版权保护应该是长期的，马来西亚等则主张短期。
竞争政策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对马来西亚、越南、文莱	美国称应取消对国有企业的倾斜政策（如补贴），为私企建立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马来西亚等则反对这一主张。
政府采购	新加坡（美国、日本）对马来西亚、越南、文莱	新加坡等主张政府采购应向外国企业开放，马来西亚等不愿开放。
投资	美国（日本）对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	美国等主张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澳大利亚等则表示反对。
环境	美国（加拿大、日本）对越南、马来西亚	美国等主张提高企业活动的环境标准，越南等态度勉强。

来源：作者从多种渠道搜集整理。

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谈判则在所有经济体的参与下多边进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美国目前对新药数据的保护期原则上为5年（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是如此），但却坚持要将保护期延长到10年。在对小说、电影和娱乐产品的版权保护上，美国主张的保护期为70年（新加坡、澳大利亚、智利和秘鲁相同），而墨西哥为100年，其他经济体（日本、马来西亚、越南、新西兰、文莱和加拿大）则主张50年。

    要确保国有企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体也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另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马来西亚和越南强烈反对美国关于取消政府对国有企业优惠待遇的主张。马来西亚政府声称，这样的改革将迫使其重新考虑长期以来执行的促进本地马来人的政策，从而动摇社会基础。

    政府采购也是一个敏感领域。在中央政府实现开放采购并在地方政府至少实现部分开放采购的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秘鲁。中央政府实现对外国企业开放采购的经济体则有墨西哥、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26]对那些尚未开放任何采购的经济体，即马来西亚和越南，这个挑战是显著的。

    在上述大多数领域中，发展中经济体成员可能需要一些有差别的处理方式。比如，（为了抵御传染性疾病）某些药品在发展中经济体的数据保护期应短于发达国家，因为前者需要低成本的非专利药品。发展中经济体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和越南代表了许多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而这个角色本来应该由中国扮演，如果它是TPP谈判成员的话。

   

不同TPP情境下的收益

派特瑞、普鲁默和翟凡的一项研究（2012），探讨了TPP和

注：不同FTA情境在2025年与基线作比较后的百分比变化，（图五A中的TPP、RCEP和FTAAP；图5B中的TPP11国、TPP13国、TPP16国）对世界收益（图5A）以及对各个经济体的收益影响。TPP11不包括日本，TPP13包括韩国，TPP16进一步增加了印尼、菲律宾和泰国。

来源：派特瑞、普鲁默和翟凡论文（2012）。

其他情境对TPP成员体和其他经济体收益的影响。图5A表明，从2025年收益与基线情境作比较后的百分比变化看，TPP对世界各国的收益有积极影响，但这一影响不如RCEP的那么大，更比亚太自贸区（FTAAP）要小得多。因此该研究表明，一旦TPP达成协议，APEC成员体们就应该将其与RCEP融合成FTAAP，因为从世界视角来看这能带来更高的收益。图5B表明，马来西亚和越南与发达经济体展开多项争议性谈判，却实实在在地会成为TPP的大赢家。该研究建议上述两国通过积极的国内改革来完成TPP谈判，因为只有国内改革才能使其在争议性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上达成协议。此外，该研究还表明，随着TPP成员的增加，各成员获得的收益也将增长。

TPP给日本带来的机遇和风险

    在国内的一片争辩声中，日本于2013年7月加入了TPP谈判。产业界大力支持参与谈判，而农业游说集团则强烈反对。在安倍晋三首相2013年6月提出的增长战略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TPP等经济伙伴关系。

日本的机遇

    作为日本增长战略的一大关键支柱，TPP可以给日本带来三项直接受益。一是激励外国企业在日本投资；二是扩大日本厂商在美国等与日本尚无EPA安排的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三是通过东道国更加平等的外资待遇和知识产权保护，增加日本跨国企业在TPP成员经济体的投资信心。此外，通过简化贸易手续和商业人士的流动，TPP还将为日本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商机。

    但是，TPP给日本带来的最大无形效益是：日本能够参与21世纪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规则的设计。由于TPP可能成为迈向FTAAP的一个步骤，TPP之下的各项规则就有可能构成未来亚太地区普遍规则的基础。

    TPP还能给日本带来其他利益。它可以强化美日政治关系，实现日本贸易的多样化，以应对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以及感觉中的“中国风险”。TPP还能改变日企在美国市场上相对韩企的不利地位，因为后者享有特惠税率。TPP谈判还能使中国更加坚定地推进RCEP谈判，同时推动欧盟加速日欧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最后，TPP还能为彻底改革和强化日本农业提供机会。

    关于韩国企业的优势地位，值得做进一步阐释。随着韩美自贸协议在2012年1月生效，日本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已经不如韩国制造企业。由于2011年7月韩欧自贸协议的生效，韩国公司在美国与欧盟都享有特惠税率，而日本公司则没有。比如，日本汽车制造商面临着2.5%的乘用车税率和25%的卡车税率，而韩国厂商的税率为零。日本厂商的轴承税率是9%，聚乙烯和聚酯的税率是6.5%，彩电的税率为5%，而韩国厂商全都是零关税出口。TPP可以校正这一不平衡。

对于TPP的最初担忧

    当日本政府决定参与TPP谈判时，公众就TPP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担忧。

    首先，TPP要求立刻减免所有产品的关税，因此会让日本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如农业）面临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并导致这些产业的崩溃。如果日本的农业部门受到严重冲击，食品自给率就会进一步下降，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其次，TPP会弱化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因为它将允许私人企业进入医疗产业（如医院管理）。此外，对药品过多的知识产权保护将导致医药成本（如非专利药）的提高。批评者们认为，私营驱动的医疗卫生系统将导致贫富之间的巨大分化，降低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服务质量。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全民医疗体系的理念。同时让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来自国外的低水平的医疗人员将涌入日本，从而降低日本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准。

    再次，由日本邮政保险有限公司（JPI）和各大信用合作机构提供的保险服务将无法再从政府获得优惠待遇，只能与私营企业同等待遇。原因在于JPI作为一个政府所有的保险服务供应商，本来享有许多法律、监管和其他政府特权。与外国保险服务供应商相比，保险合作机构也享有产业、税收和监管上的优势，这会扭曲与私有部门在市场上的竞争。[27]人们担心的是，一旦这些保险供应商不再享受优惠待遇，并改造成私营实体后，那些小地方或偏远地区的人们将失去获得保险服务的机会。

    第四，TPP将导致地方政府采购向外国企业开放，夺走国内企业手中的商机。它还会引发更多的外国投资者与国家间的法律纠纷，从而可能有损日本的国家主权。此外，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放宽，TPP还可能导致更多不安全食品的进口。

    上述这些初期的担忧，多数都是由于对TPP的误解造成的。随着美日双边谈判信息的公开，大多数的担忧已经消散。但是，对日本农业遭受TPP负面影响的忧虑依然存在，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TPP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关于TPP对农业影响的政府报告是自相矛盾的。农林水产省（MAFF）强调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内阁府和经济产业省（METI）报告的则是积极影响。

    农林水产省估计TPP将给日本农业和整体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据其估算，如果取消所有进口农产品的关税，报告认为日本农业产值将减少4.1万亿日元，多功能农业的价值将减少3.7万亿日元，就业机会将减少340万个，GDP将减少7.9万亿日元。日本的食品自给率将从40%下降到14%。

而内阁府的报告（2010年发表，并得到川崎研一2011年研究的支持）则认为，日本参加TPP并取消关税，将使其实际GDP增长0.48%到0.65%（参见图6）。[28]该报告还指出，日本若不参加TPP，再加上韩国与美、欧、中国执行自贸协议，将导致日本GDP

实际减少0.13%。原因在于，随着日本汽车、电气和电子产品、机械和其他制成品在美、欧、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韩国企业夺走，这些部门商品的出口和生产将减少。如果日本不加入TPP，制造业受到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大。

    经济产业省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日本如果没有加入TPP，也没有与欧盟和中国达成EPA，而同时继韩美、韩欧之后韩国与中国的FTA也生效，2020年日本的实际GDP将比基准水平减少1.53%。这意味着日本将失去81.2万个就业机会。其出口、生产和GDP都将下降。

    分析还发现，日本参加TPP将给某些亚洲经济体也带来显著变化，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原因在于，日本的经济体量之大足以为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带来额外的收益。因此，日本参加TPP，受益的不仅是日本自身，还有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

TPP谈判的进展

    对日本来说，与美国的双边谈判中最大的难题是农产品的关税减免，尤其是猪肉和牛肉。第二大难题则是美日双方的汽车市场。鉴于美日两大经济体GDP之和占所有谈判成员GDP总量的80%，其双边谈判的结果对TPP整体的谈判至关重要。

农产品的关税减免

    日本政府将五类主要农产品设定为关税保护产品，即大米、小麦、牛肉和猪肉、乳制品以及食糖。这五大类下面包括了586个关税细目。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总共有9018个关税细目，其中的8089个已经确定要减免关税（由此日本的贸易自由化率最高将达到89.7%）。至于余下的929个关税细目（包括上述五大类中的586个和其他343个敏感产品），则从未实行过关税减免。

    美日的双边谈判表明，美国对打开日本的大米市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它最感兴趣的是开放猪肉和牛肉市场，其次是开放乳制品市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肉生产国和第二大猪肉生产国（仅次于中国），每年出口约70亿美元的牛肉和60亿美元的猪肉。日本则是最大的美国猪肉进口国。图7显示，在日本的牛肉市场上，日本生产者是最大的供应商（占42%），其次是澳大利亚（占36%）和美国（15%）。在日本的猪肉市场上，日本生产者的份额高达55%，美国则是最大的外国供应商，占18%。对美国的猪肉和牛肉生产商来说，日本的确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

表2：日本进口产品的分类

从未实行关税减免的产品（929个关税细目，占10.3%）	五类关键农产品（586个关税细目，占6.5%）	大米（58个） 小麦（109个） 牛肉（51个）和猪肉（49个） 乳制品（188个） 食糖（131个）
	其他敏感产品类别（343个关税细目，占3.8%）	农、林、渔产品（248个）	鱼类（91个） 豆类（16个） 魔芋（3个） 预加工食品（30个） 胶合板（34个）
		制成品（95个）
已经确定关税减免的产品（8089个关税细目，占89.7%）
日本总进口（9018个关税细目）

来源：作者根据多种资料整理得出。

来源：农林水产省

   

     美国和日本展开了密集的谈判，内容涉及关税减免的程度、关税减免的时间框架、启动保护措施的条件以及低关税或零关税进口配额的利用。日本想通过保持高关税、进行长期的渐降式的削减（10年以上）并且引入便利的保护措施来保护其牛肉和猪肉生产者。[29]相比之下，美国则想通过深度和快速的关税减免及限制保护措施的使用来打开日本的牛肉和猪肉市场。只要美国生产者能够切实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美国似乎并不会坚持完全减免五类主要农产品的关税。

    至于大米和小麦，现有的高关税可能得以延续，不过日本将在私人贸易的形式下设置针对美国大米和小麦的特别零关税进口配额。在乳制品上，日本正在考虑就奶酪增加低关税或零关税进口配额。讨论尚未涉及食糖。

    因此，可能对牛肉和猪肉进行减税，但不太可能免税。这就给日本的自由化率带来了问题。日本如欲实现高自由化率，比如95%甚至更高，就必须减免五大类关键产品和其他从未实现关税减免的敏感类产品。我们发现，在五大类关键产品的586个关税细目中，181项细目的产品在2008—2012年期间从未有进口记录，具有减免关税的潜在条件。如果日本政府能够进一步从其关键和敏感产品类中再确定269个减免关税的细目，日本的自由化率就能达到95%了。

日本与美国的汽车市场问题

    美国一直坚持认为，日本的汽车市场是封闭的。如图8所示，日本汽车在本国市场中的占有率高达95.5%，外来的汽车只占4.5%。相比之下，美国汽车只占其本国市场的47%，日本汽车则占了美国市场的35%。美国将这些数据视为日本汽车市场封闭、美国汽车市场开放的证据。由于日本对汽车进口的关税为零，美国认为日本汽车市场的问题在于非关税壁垒。换句话说，日本的汽车法规（例如安全标准等）使美国汽车很难进入日本。美国还认为，日本汽车产业的规则和法规经常是在不透明的方式下制定的，也没有与外国生产者进行协商。此外，日本向一些特定的汽车类型提供特惠待遇，这就是所谓的“轻型汽车”，而这种车只有日本才生产。另一方面，日本汽车厂商则认为本国市场是完全开放的，质疑美国到底意欲何为。尽管美国似乎是想要日本放宽其安全标准，取消对轻型汽车的特惠待遇，但是，即便日本真的这么做了，美国汽车是否能够扩大在日本的销量，还是一个未知数。

    日本厂商也期待美国取消汽车关税（乘用车2.5%、卡车25%）。美国似乎会同意，但这一关税减免过程可能会在TPP许可的最长时间框架下进行，比如20年，而这是日本无法接受的。

结论

    日本需要进一步开放其经济，加强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尤其是与美国、欧盟和新兴亚洲。美国主导下的TPP要在志同道合的经济体中实现高水平的开放，而且与RCEP一道成为走向FTAAP的重要一步。加入TPP可以让日本获益良多，这是因为TPP可以给日本带来更多的市场准入、海外投资保护、执行知识产权规则并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

美日之间的双边谈判表明，TPP不会要求日本立即减免所有产品的关税，而是会允许很多例外项目。日本的大米关税很可能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美国的汽车市场也很可能会对日本汽车实施零关税，只不过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位。这种状态与日本对

TPP的最初期待可能相去甚远，但无论如何，已经取得的进展还是应该得到珍惜的。

    要成功完成TPP谈判，日本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通过全面的改革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尤其是牛肉和猪肉的生产。如果想要继续长期保护农业，日本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将保护模式从边界措施（如关税和配额）转变为境内措施（如收入转移）。重要的是，日本应该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开放牛肉和猪肉市场，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框架内让美国减免对日本汽车的关税。另一项挑战是撤销或弱化边界内法规，这也是日本—欧盟EPA所需要做的。

    美国谈判者必须得到贸易快速审批权（TPA）才能确保TPP的批准不出现大的问题和拖延。否则，如果没有TPA，美国国会可能要求政府重新谈判，那么其他谈判方可能不会做出尽可能大的让步。

    一旦实施TPP后，亚太各经济体必须将其与RCEP融合成一个更大的FTAAP。很可能是通过让更多的RCEP成员加入TPP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从这一意义上讲，TPP发挥着制定基准的作用，并最终将被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其他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所接受。

    对TPP和TTIP的成员经济体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共同努力，进一步将两大巨型区域建制联系起来，切入点就是采纳共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尤其是原产地规则。这将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全球一体化，以制衡WTO自上而下的运转不良的方式。希望这一进程将倒逼WTO恢复其无歧视地促进全球一体化的功能。

参考文献：

[1]日本内阁府：《关于EPA的各种估算》，2010年10月27日。

[2]川崎研一：《确定EPA中的优先者：哪个贸易伙伴的经济影响最大？》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专栏第318期，2011年5月31日。

[3]彼得·派特瑞、迈克尔·普鲁默、翟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与亚太一体化：定量评估》，《国际经济政策分析》第98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东西方中心。

                     （唐奇芳 译）

将服务业置于APEC更加优先的位置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高级研究员

                     雪莉·史蒂芬森

引言

服务业在现代经济体中具有极大的权重，占世界GDP、就业和外来直接投资的比重平均为2/3。以前，我们认为服务业只占世界贸易的22%；但以附加价值衡量贸易的话，由于服务业以投入的形式被纳入初级产品与制造品的生产中，使产品的价值显著增加，其占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可达到近50%。

在APEC中，服务业占地区GDP的比重已经达到67%，占地区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52%。但是，AEPC服务贸易的增长和服务贸易多样化的提高仍有很大空间。

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全球及APEC层面服务自由化程度的提高。本文认为，服务业应该成为APEC成员的关键优先项目，以促进互联互通及地区经济一体化。

将服务业置于优先位置有若干理由。首先，服务业仍然是APEC经济体中受限最多的部门，这意味着服务自由化将使地区贸易实现最大的提升。其次，运行有效的服务业能够实现生产力最大的提高，并使影响外溢到其他各经济部门；最后，服务业与投资是茂物目标尚未完成的两个主要领域，在地区层面上处理这些议题将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

服务业的全球重要性

传统方法计算，服务业占全球跨境贸易的22%。但是，这一数字并未包含商品生产、农产品生产和自然资源生产中的那部分服务，这些服务被计入这些产品最终出口价值中。随着世贸组织—经合组织（WTO-OECD）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的发布，我们对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也很可能是更准确的理解。这一理解考虑了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贡献，能衡量中间产品和服务在形成最终产品前通过全球价值链（GVCs）跨越国界而产生的价值。初级产业、制造业，以及其他服务业因“包含型”和“嵌入型”服务而使产值大为提升。这体现在图1中，该图显示了以总值和附加值角度衡量的服务业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对前者服务业的贡献率是22%，对后者是46%。因此，从增值角度看服务业对全球贸易的实际重要性是传统估计的两倍多。

而且，服务业足足构成了外来直接投资存量的2/3，这一数字将继续不断增加。考虑到外来直接投资在现代经济体中往往能带动贸易流量，这更加值得关注。

对服务业作用新的认识使人们意识到了它在商品贸易中的重要性，并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体若想提升它们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同时提升其服务业的生产力，使服务贸易自由化，并着重规则的改革。

服务业在APEC中的重要性

服务业对AEPC而言非常重要，占成员经济体GDP的比重平均为67%。许多AEPC成员经济体中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更大，

香港和新加坡是服务密集程度最高的AEPC经济体（服务业占GDP比重接近90%），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服务业占GDP比重近80%。2012年，服务业占AEPC总体就业的比重为52%，并预计成为下一个10年创造工作岗位最大的推动力。[30]

有趣的一点是，APEC经济体服务业占GDP比重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关联，体现在图2和图3中，更发达的APEC经济体有更高的服务业密集度。许多贸易分析家已经注意到，提高服务活动的密度，使经济结构具有更高程度的“服务化（servicification）”，与更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相关的。

图3显示，以服务业占GDP比重衡量，服务业密集度与人均GDP存在正相关。过去20年来，APEC经济体不断提高它们生产结构的服务业密集度。

尽管有些APEC成员的经济中服务业密集度高，但APEC成员间的贸易，服务贸易相比货物贸易仍处于低水平。2010年，APEC内部生产的全部服务只有6%用于出口，而货物则有63%出口。

图4显示，APEC间的服务贸易大部分在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领域，而其他服务业（通信、金融、保险、建筑、休闲等）在APEC内部的贸易量十分不起眼，因此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图5显示了以总值和服务附加值衡量的APEC服务出口情况。该图显示，自2002年以来，服务出口的增长远快于服务产出的增长。这一趋势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该地区高度参与了全球价值链的运转。

早前提到的新WTO-OECD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将服务业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按贡献其来源分为三部分：（1）直接的国内服务产业；（2）间接的国内服务内容；（3）包含在进口中间产品中的服务，如国内服务的再进口或外来服务内容。

如图6所显示，APEC超过20%的服务出口来自源于从国外进口的服务，30%来自直接的国内服务投入，近50%来自源于中间产品的间接国内服务投入。再进口的国内服务增值内容在出口总额中比重极小。

在服务增值的构成上，APEC内部存在非常不同的情况。美国服务出口中外来内容最少，少于10%。相比之下，新加坡服务出口中外来内容最多，占近50%。国内服务内容的巨大份额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得到解释，部分原因是在许多行业对服务贸易仍然存在壁垒，且这些壁垒影响显著，而且许多服务仍然需要买卖双方相互接近，部分原因是更偏好本地服务提供者。[31]

与贸易领域发生的情况类似，APEC的外来直接投资也日益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或许是贸易模式变化的原因。图7显示日本、中国、泰国和新加坡的这一情况。由于服务业是APEC中外来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领域，外来直接服务投资向APEC经济体日益增加的流动促进了生产者服务的成长，支持了全球价值链。

APEC内的服务贸易障碍

服务贸易在世界许多地区往往受到高度限制。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具挑战性，尤其鉴于其经常与监管结构的改革和边境内歧视相关。如图8所显示，根据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世界上所有地区——包括APEC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具有较高程度的服务业保护。专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尤其如此。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服务贸易仍受到高度限制，在受调查的五个行业的服务贸易壁垒显著高于OECD经济体。

境内壁垒和障碍是服务贸易面临的最显著的问题。国内监管、行业标准、专业要求和政府机构的效率比起市场准入壁垒有着更大的影响。如图9来自南加大马歇尔商学院的报告显示，市场准入限制指数在调查涉及的四个服务领域（零售与分销、交通运输、专业服务、金融服务）各有不同。但是，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总体上不如其他三种均与监管有关的壁垒严重。这些信息是南加大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和调查得到的。

在APEC成员经济体中，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新西兰是对服务贸易最开放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目前对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最低[32]。APEC经济体的服务出口和行业受限程度看上去存在大体的相关关系。地区最大的服务出口方（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在服务贸易领域拥有相对开放的监管环境。[33]

在APEC内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

由于服务业是APEC经济体中受限最多的部门，通过放宽限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潜力将非常显著。若干研究显示，服务贸易自由化所能产生的收益大于货物贸易自由化产生的收益。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的报告--《使贸易成为可能》，哪怕只是将供应链运营和服务业壁垒改善到世界最优做法的一半水平，全球GDP的增长也会比取消关税所带来的增长高出6倍。[34]

在APEC内，服务贸易自由化也有着巨大潜力。据估计，贸易成本若降低10%，APEC内部与服务业相关的GDP就会增加1000亿美元。[35]此外，APEC政策支持小组所做的有关服务业改革的调查[36]显示，诸如交通运输业、通信和能源等关键服务领域的限制大大拖累了地区经济增长与贸易。这些领域的结构性改革每年能够为APEC创造大约1750亿美元的收益。

将服务业置于APEC更加优先的位置

尽管服务业对亚太地区在经济上很重要，但要强化APEC对服务行业的政策聚焦和政策能动性，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2006年和2012年之间，38%受APEC资助的项目与服务有关，才刚刚超过1/3。在这些项目中，大约64%的支出用在了研习班和能力建设研讨会上，其他支出则包括研究工作或调查与数据库项目[37]。鉴于以附加值衡量的服务业平均占世界贸易的半壁江山，增加对APEC资助项目的投入，使其与服务业的相对重要性相称就显得尤为必要。

类似于各地区的经济体，APEC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服务贸易数据的匮乏。由于定义与衡量标准不同，以及缺乏各经济体服务贸易详细数据，这就难于判断贸易模式的变化趋势，衡量服务导向的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挑战是贸易协定谈判中对影响到服务业的规制缺乏关注。从APEC经济体达成的自贸协定看，这些协定中与服务业有关的条款80%关注的是市场准入壁垒，只有20%涉及诸如经济体间规制差异的边境内议题[38]。旨在协调规制、减少境内障碍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应与安排市场准入的义务相辅相成，并与其等量齐观。

更加高效的服务业能够对APEC经济体产生诸多溢出效应，因为服务业包含在所有经济行业的产出中。因此，更好的服务业带来更强的竞争力。着眼改善服务业的政策也因此间接地提高了诸如出口能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更加高效的服务业还有助于：

l     通过就业效应和给予妇女就业机会，促进包容性增长；

l     通过服务创新，加强绿色增长，减少经济增长途径中的自然资源和物质含量。APEC内对服务业的聚焦有助于从持续的经济体内部（如中国与拉丁美洲的APEC经济体）改革借力，为整个地区创造动能；

l     加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特别是占服务出口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SMEs）的参与程度[39]。

本文主张APEC加强对服务业的重视程度，提高服务业在APEC议程中的位次，APEC应努力在工作中突出服务业的重要性。对APEC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APEC对服务业的讨论应该提升至高官会的水平，以审视重要的跨界问题，提高认识和理解。高官会每年应发表声明，对服务业的重要性给予肯定。这可以通过年度公私领域的服务业对话实现，这一对话最好安排在APEC贸易部长会晤期间举行。这将显示APEC视服务业为优先事项，也将促进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跨界问题的解决，协调各种各样的APEC工作小组和委员会处理与服务业相关的——往往是在部门层面上发起的——不同倡议。

其二，APEC高官会应该设计出一套服务业政策框架，并专门制定服务业工作计划——这一计划可以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多年期优先计划。可考虑将下列问题列为APEC服务业工作计划所应关注的跨界问题之一部：

l     服务业、竞争力与中小企业；

l     服务业对APEC各经济体附加值的贡献；

l     服务业与APEC生产力提高；

l     审视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自身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服务业

l     服务业与规制改革（就各经济体整体而言）；

l     服务业与创新；

l     服务业、就业与更加包容的增长；

l     服务业对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的贡献。

第三，每年APEC领导人的宣言中应有一章节专门论述服务业。

                                  （吴劭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