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经合研究》2016年合刊
时间:2017/2/27 8:27:52 来源: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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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洋 经 合 研 究
中国太平洋经济
合作全国委员会 201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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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合研究2016年合刊
上篇 领导重要讲话、刊文............................................................................ 1
再接再厉,发挥优势,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2
对接互联互通倡议,深化亚太经济合作...................................................... 8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5周年回顾与展望.............................................. 12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前景................................................................ 15
亚太自贸区:梦想照进现实........................................................................ 18
进一步积聚势头,推进互联互通合作........................................................ 21
关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相关作用的几个问题................ 25
关于亚太区域内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建议................................................ 29
“亚太自贸区:2020年及以后的亚太经济合作”研讨会总结............... 33
G20中国峰会前瞻暨亚太金融合作前景座谈会情况报告......................... 42
亚太互联互通倡议对接国际研讨会总结.................................................... 46
下篇 区域经济合作具体问题研究.............................................................. 52
中国-东盟自贸区互联互通问题研究........................................................... 53
如何利用外资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 67
关于“走向2020及其后的APEC”的几点意见........................................ 70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先任务.................................................................... 73
亚太经济合作的五大优先任务.................................................................... 76
坚持改革开放,以优质增长力推亚太经济一体化........................................... 79
上篇 领导重要讲话、刊文
再接再厉,发挥优势,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①]
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会名誉会长 黄孟复
(2016年1月15日,北京)
很高兴在新年伊始,与各位委员、各位朋友再次见面,共同回顾2015年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并对2016年的工作进行展望。
首先,祝贺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祝贺唐国强会长当选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双主席之一。希望我会能够再接再厉,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发挥优势,促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一、世界经济形势及亚太经济合作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投资低迷,债务高企;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外流、内需不振、结构调整等因素,经济增速下降,全球贸易形势严峻,全球化趋势受阻。2016年,世界经济仍将呈复苏乏力的态势,发达经济体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不高,特别是美国政策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的冲击造成明显影响,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势头趋弱。
亚太地区2015年先后完成了几个大型的自由贸易安排,包括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东盟经济共同体。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未能按期在2015年底完成,各方致力于2016年底完成。目前双边和多边区域自贸区方兴未艾,成为各国及地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过于封闭性的区域贸易交流和合作有搞“小团体”之嫌,对全球化贡献有限。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受到沿线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传播速度之快,参与范围之广,令世界惊叹。有57个创始成员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于去年年底正式成立,最近又宣布开业。与自贸区进程相反,我们的倡议是打破“小团体”,“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是走向全球化的替代形式。这样开放、多元的体系,对所有国家都是机遇,因为其可以在“一带一路”发展中,把自己国家的比较优势融合进去,从而实现互利共赢。
二、国内经济形势与改革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7%左右,继续保持在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预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投资逐步向更加可持续的增速水平回归,消费增速总体平稳,进出口增速下降,贸易顺差持续扩大,CPI与PPI背离的剪刀差扩大,居民收入稳定增长。
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6%-6.8%,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在加快,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仍将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已经很大,投资增速将回归常态;消费总体仍将保持平稳。
2015-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在新常态下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十八大以后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现在改革的红利已经差不多了,必须要创造新的红利继续激励我们全体的人民投身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不是调动某一个因素,压制某一个因素。所以现在的改革应该是更深入、更全面、更彻底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力军,中国的民营经济,这是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最大的成果,我们从一体的清一色的国有变成现在这样的一种有外资、民营、国有的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国有已经从GDP占比的100%退到现在将近占GDP20%多,而民营经济现在已经占了整个GDP的65%以上。这块经济非常具有活力,是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这一块的力量必须要珍惜,要发扬。我们把民营经济叫做“富民经济”,也叫民生经济,现在就业的80%以上、GDP的65%以上全部是由民营经济提供的。民营经济的活力仍然是中国经济活力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在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中如何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继续发扬国有经济的活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特殊的作用。我国100多万亿的经营性的国有资产是我们人民几十年来共同奋斗共同积累所形成的国有资产。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的改革,重心应该放在提高效益,增加财政收入,为退休的员工提供保障,我们现在劳动者的养老支出比率就可以大幅度下降,而不是像现在社保和“五险一金”等就要占工资收入的40%多,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都太重了。所以,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应调动各种各样的积极因素,把我们现有的国有的、民营的、外资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还有一个是要调动政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句话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政府简政放权,简政放权是对的,但是简政放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因此一方面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重要作用,使国有、民营、外资都能在这个体制下健康发展;一方面是政府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还要继续积极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政府的支持是不行的。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2016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央提出,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我认为,我们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如果大家齐心协力,能够按照这个改革的进程,2020年实现GDP翻一番,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也可以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对全委会工作的期待
最后,我想对我会工作谈三点想法。在当前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下,我会要发挥好官产学三结合的优势,加强机制化建设,促进决策科学性,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大政方针的理解,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
第一是向亚太地区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舞台。这里平台众多,但最为重要、最成体系的还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对APEC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特别是通过主办2014年APEC会议,使得APEC取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只有落实这些成果,才能说得上“塑造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PECC是APEC的智囊。因此,我会作为PECC的成员,有责任促进PECC的工作更好地为落实APEC 2014年成果服务。
当前,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仍在继续,但是近年来显得动力不足,这个主要是美国带头搞封闭性的贸易安排引起的。中国本着开放性的姿态开展“一带一路”,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这是符合经济全球化潮流和各国发展诉求的,美国对此却持消极态度,甚至有拆台的小动作。作为PECC的成员,我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行动,促进亚太经济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向而行。
我了解到,我会今年要办两件大事,一是推动并参与PECC就APEC的《亚太自贸区联合研究报告》提意见、建议,二是举办研讨会讨论如何将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项目联系起来,其中包括 “一带一路”。我想,这两个项目体现了我们参与国际合作的开放性姿态,我们强调合作共赢,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亚太地区情况纷繁复杂,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等各不相同,在这样一个地区搞合作,没有共识不行。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阶段,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谋求进一步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深化改革使得我们能够进一步拉近与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坚持发展使我们能够与发展中经济体保持一致。因此,中国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方面是最能够左右逢源的,最能够汇聚共识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要抓住不放。
第二是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
近年来,国际社会围绕新贸易投资议题、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增长战略、全球价值链等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也形成了很多共识。有些问题对我们目前是具有挑战的,譬如,将劳工和环境问题纳入自由贸易安排。
有些对我们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譬如,对知识产权的高度保护问题,这对发展中国家明显是不利的,对中国的某些产业,如制药业,也将形成冲击。但是,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贡献、知识产权总量等方面迅速发展,已经位于世界前列,适度的保护对我们是有利的。再比如,投资商诉缔约方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这些年搞的自由贸易区多数采取的是这一机制,跟发达国家谈自由贸易安排,我们也许会吃一些亏,可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大趋势,投资商诉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从三一重工告倒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案例上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好处。
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所要解决的,譬如,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负面清单问题,这些是国际通行做法,我们也开始试点推进。再比如,APEC近年来呼吁包容性支持,去年的主题是包容性经济,这与我们的“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一致的。
今年,秘鲁办APEC会议要推动人力资本开发。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法宝,我们所注重的正是人力资本的建设。前年年会上,我曾经强调过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要靠我们受教育水平高、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优势。APEC的这些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坚定决心,采取措施,加强这一方面的优势。
我会深度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政策研究,熟知亚太经济合作的议题和相应成果,可考虑积极引介国际经济合作的成熟经验,推动国内经济发展。
第三是发挥作用,开展双边合作,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
新世纪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已形成一种潮流,一种常态。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均位居世界前列,这种“大进大出”体现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一体化水平。同时,我们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已超过吸引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相对于吸引外资我们走出去的经验、力度相对不足,“走出去”的企业成本较高、风险较大、落地率和成功率有待提高,“走出去”难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举两个例子。我去年到文莱了解到,我们一家企业在那里下大本钱投资石油冶炼,设施都配齐了却开不了工,这个损失是巨大的。经了解,是文莱政府要求采用欧洲标准,我们采用的虽然也是最高标准,但人家不认。追本溯源,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信息不对称上,我们不是不能用欧洲标准建设,试想如果我们早了解情况,就不会匆忙上马,也就不会造成被动和损失。
在印度尼西亚,他们的副总统卡拉一见我就抱怨,说我们的项目执行率太低,不到1%,不知道是中国没有诚心,还是印尼方面存在什么问题。你看,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影响到两国关系的地步了,不能说不重要。
我的感觉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热情很高,外国政府希望利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吸引来自中国方面的投资的期望也很高,这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但是从两厢情愿到项目落实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一步就是要沟通信息,让他们了解我们有什么,让我们了解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优惠,投资环境怎么样。
PECC是亚太地区的一个网络,每个PECC委员会都是官产学三结合的。这是我会的一个巨大资源,要用好这个平台,通过双边交往,为我们企业走出去探路、搭桥、呐喊、助威。
总之,我同意唐会长的一句话,PECC是一块金字招牌,让我们共同把它擦亮。
对接互联互通倡议,深化亚太经济合作[②]
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会名誉会长 黄孟复
(2016年9月27日,中国扬州)
很高兴在金桂飘香时节,在历史文化名城扬州,与来自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官员、学者和企业家共同探讨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议题。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恢复期,经济增长疲软,复苏步履孱弱。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大量的自由贸易安排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形成了贸易与投资的“团团伙伙”,产生了“面条碗效应”。二是,尽管近年来互联互通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而言仍然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
互联互通所谋求的是更好的市场准入、更便捷的交易途径、更方便的物流、更低的交易成本、更自由的人员流动和更稳定、便利的营商环境。因此,本质上,互联互通议程是调整结构、改革开放的议程。它要求加大对互联互通的建设力度,以拉动经济增长,并为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它也要求开放的区域主义,破除自由贸易区悖论,促进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
今天,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开展互联互通合作迎来了一些有利条件。
第一,互联互通已经成为各经济体的共识。根据APEC的不完全统计,APEC经济体仅基础设施项目到2020年将达到579项之多,这些项目分布在太平洋两岸各经济体之中。APEC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打通供应链阻塞点、到2020全面建成单一窗口系统、在规制衔接方面分享最佳实践和案例,大幅提升营商便利度,以及到2025年实现APEC地区接待8亿旅游者等。
第二,各经济体在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和思路。如加大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推动、早期收获;如推进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项目的对接、小区域内的对接、小区域与大区域的对接;如创新融资机制,鼓励工商界积极参与,等等。
第三,互联互通项目已经为有关经济体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显示,基础设施网络的质量和普及度能够对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问题具有重要影响,例如,老挝沙湾拿吉省东西经济走廊的建成六年内使得收入贫困降低了35%。中国的经验表明,每1亿元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带动3.5亿元的社会总产出,并直接创造2000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相关经济体经贸合作更加紧密。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直接投资148.2亿美元,相关国家对华投资84.6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2%和23.8%。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和区域组织都为互联互通议程制定了行动指南。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确立了在2025年在硬件、软件和人员交往互联互通方面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的远景目标;去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提出,要“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进一步提出建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联盟”,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整体协调与合作。这表明,互联互通已经是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全球共同目标。
当然,我们推动互联互通建设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我们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解决亚太地区互不相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要形成合力去建立互联互通合作机制;要积极应对各种难题和潜在风险,等等。
女士们,先生们,亚太地区肩负着引领世界经济的重任,在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加强互联互通对接方面,亚太地区也要发挥引领作用。我们今天讨论推动亚太互联互通的对接,可以说恰逢其时,我愿就此谈谈几点个人建议:
首先,我们应以全球的视野深刻认识互联互通建设和对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树立大联通思想,互联互通不仅是各经济体内部的联通,还要经济体之间联通,不仅各地区间要联通,全球也要联通,从而使全球形成一个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网络。在亚太地区,互联互通,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关键,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环太平洋、跨太平洋、群岛及大陆内的发达和新兴增长中心的联通。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够降低供应链壁垒,由此达到全球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就可以增长4.7%,世界贸易就可以增长14.5%,相比而言,全面取消关税只能使全球GDP增长0.7%,世界贸易增加10.1%。
第二, 我们要建立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对接的合作平台,其任务是推动互联互通相关的政策沟通、经验交流、进展评估和能力建设。在这个平台的框架下,可在硬件、软件和人员联通三方面分别建立工作机制,以具体落实项目对接,三位一体推进互联互通。
亚太地区互联互通项目并不少。但是由于我们目前在区域内尚无这种对接机制,这就限制了这些互联互通项目潜力的发挥,整个区域难以形成推动互联互通建设的合力。通过建立平台和工作机制,不但能为我们提供一个透明的、可预见的政策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能为各方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
第三,我们应该合力创新融资机制。据不同的经济机构预测,未来15到20年,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达50万亿美元。世界经济论坛指出,全球每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为2.7万亿美元,而实际需求为3.7万亿美元,缺口为1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投资,不是哪一个经济体或者哪一个国际机构能够独自承担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通过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合作,将更好地为亚洲地区长期的巨额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提供资金支持。我认为,我们特别要动员社会资金进入互联互通建设领域,为此要下功夫用好公私伙伴关系模式(PPP)。
第四, APEC要继续在推动互联互通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并积极考虑将互联互通列为面向2020年及未来合作的支柱性议程。可以预料,亚太互联互通建设与贸易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和便利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推进,三者之间必将产生越来越大的联动效应。因此,APEC要具有长远眼光和区域关怀,在今后10年以及更长的时间内,努力推动落实《APEC 互联互通蓝图》。我了解到,越南、巴新等经济体担任APEC东道主都将互联互通纳入所设定的主题和重点议题之中,这是保持互联互通建设和合作势头的重要举措。
女士们,先生们,在座各位长期致力于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对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发挥了先导作用。我期待各位在今天的研讨会上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实现本地区无缝和全面的互联互通提供新的智力支持。预祝本次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5周年回顾与展望[③]
外交部副部长 李保东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今年11月19日至20日秘鲁利马举行,中国国家领导人将应邀与会。此次会议是今年多边经济外交的收官大戏,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秘鲁利马,对进一步深化亚太区域合作、提振世界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在此次会议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期待。
1991年,中国正式成为APEC大家庭成员,今年是中国加入APEC 25周年。25年来,中国和APEC各经济体精诚合作,砥砺前行,矢志不渝地推进亚太地区大开放、大融合、大发展,有力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25年来,中国日益深入地参与APEC合作,已经成为重要的引领者,走到了舞台中央。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板块,也是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几乎涵盖了整个太平洋经济圈,人口占全球的40%,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60%,贸易额占世界的48%。APEC是亚太地区级别最高、领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合作机制,也是中国加入的最重要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
加入APEC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加速融入世界经济的历史性选择,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外贸和外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并不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成员,也尚未加入1994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APEC于1994年确立了旨在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中国加入APEC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稳定和开放的外部环境,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助于与世界经济接轨。经过25年的发展,中国与亚太经济体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目前中国贸易的62%、实际利用外资的83%、对外直接投资的68%都是与APEC成员进行的。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绝大多数都是APEC成员。在人员流动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了APEC商务旅行卡计划,迄今共颁发了四万多张,大幅简化了出入境程序,为中国商务人员的旅行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中国需要APEC,APEC同样也需要中国。作为人口最多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积极参加APEC合作,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APEC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93年西雅图第一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APEC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彼此开放、共同繁荣的主张,成为指导APEC合作的重要原则。中国积极支持茂物目标并付诸行动,多次在APEC框架内采取行动大幅降低关税水平,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推动APEC为加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作出贡献,受到各方欢迎。中国广泛深入参与APEC各领域合作,特别是针对APEC成员多样性的特点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需求,积极推进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过去10年,中国共主持了200多个经济技术合作项目,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科技、环境、中小企业等多个领域,受到APEC成员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高度赞赏。
最为突出的是,中国先后两次成功主办了APEC领导人会议,擦亮了APEC的牌子。2001年,中国在上海举办了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亚太区域合作迈出坚实步伐,增强各成员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挑战、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和决心,为新世纪亚太区域合作开辟了道路。2014年,中国在北京成功举办了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的主题,围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三大重点议题展开讨论,启动了建设亚太自贸区进程,指明了创新改革增长路径,制定了互联互通十年期合作蓝图,设立了关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新的合作议程,为APEC注入了巨大活力,为亚太合作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保护主义抬头,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突出,经济全球化遭遇强劲“逆风”。在此背景下,世界对亚太充满期待,对利马充满期待,对中国充满期待。
今年会议主题为“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展”。我们将继续同亚太各方携手应对挑战,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我们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反对碎片化;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促进包容发展。
两年前北京会议提出,APEC要建立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APEC要成为全球和亚太合作的先行者、引领者和开拓者。我们将同APEC各成员经济体一道,继续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不断提升区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充分发挥亚太对世界经济的引领和引擎作用,充分释放亚太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在具体议题上,首先是继续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根据北京会议确定的路线图,今年将完成集体战略研究并向领导人提交报告。亚太自贸区关系到亚太未来,关系到APEC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主张采取有雄心的战略举措,巩固推进势头。第二是支持制订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为服务业发展设立十年目标。第三是继续推进落实互联互通十年期合作蓝图。第四是推进创新增长和结构性改革,抓好城镇化、粮食和农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互联网经济、妇女参与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APEC在1994年确立的茂物目标将于2020年到期。今年在东道主秘鲁倡议下,我们开启了关于亚太未来合作愿景的讨论。利马会议在上述议题上的合作进展和成果,将帮助勾画亚太合作的新愿景和新蓝图。
中国加入APEC 25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亚太,亚太的共同繁荣同样离不开中国。亚太是我们的港湾,是我们的家园。走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历程,中国和亚太的关系历久弥新,亚太和中国的未来前景光明。2016年也将成为中国与亚太合作的新起点。
APEC在时隔8年后再次回到拉美举行,将为加深中国与拉美经济体的合作提供历史性机遇。我们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APEC利马会议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亚太区域合作谱写新篇章。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光明前景[④]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 张军
11月19日至20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将聚首秘鲁利马,共商亚太经济合作大计。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处于关键时间节点的背景下,本次会议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当前,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上升推高“反全球化”声浪,贸易和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引擎的动力减弱,保护主义上升。在此形势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路何去何从?如何化解经济全球化“开倒车”的风险?APEC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机制,将如何发挥引领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遭遇的困难不可否认,但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不会止步,而会升级换挡进入新阶段。作为全球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大趋势未变,前景依然看好。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贸易投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各国总体上都是其中受益者。在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各方一致承诺,继续努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同时要确保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提供惠及更多人的机遇,并得到公众普遍支持。亚太作为全球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有责任扛起推进包容性经济全球化这面大旗。
APEC成立于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兴起之时,区域经济一体化是APEC的安身立命之本,是APEC永不褪色的主题。面对反全球化浪潮,APEC将当仁不让成为搏浪穿涛的旗舰。成立27年来,APEC始终顺应发展潮流,致力于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APEC制定和推进茂物目标,促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初步形成亚太大市场。APEC确立构建亚太自贸区的宏伟目标,开启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纪元。APEC倡导互联互通合作,颁发商务旅行卡,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硬件、软件和人文基础。APEC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承诺不采取新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APEC助推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达成信息技术协定,推动制定环境产品清单,注重解决下一代贸易投资问题,积极引领世界经济潮流。
APEC是集合了亚太地区主要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区域组织,各成员发展阶段、开放水平不一,具有充分的多样性。APEC秉持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非约束性合作方式,自下而上、循序渐进达成共识,而非通过磋商谈判和主权让渡推进议程。APEC尊重各成员特殊需求,注重培育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良好和谐的合作氛围,创造了发展水平悬殊的经济体共同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典范。APEC致力于共同发展,大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成员加强能力建设,不让任何一方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掉队。
APEC应抓住今年利马会议的契机,继续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建设亚太自贸区是对反全球化的有力回应,也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剂良药。一方面,亚太自贸区包容性强,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都有机会参与,充分照顾各经济体发展需求和舒适度,其建成后的经济收益将超过任何现有区域自贸安排。另一方面,亚太自贸区将为整合本地区自贸安排,化解区域合作“碎片化”挑战,也为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指明方向。
面对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可能降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的严峻形势,亚太各方高度期待建设亚太自贸区对保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意义。国际知名智库近期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相关负责人的访问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都强调应推动亚太自贸区安排早日破局,助力亚太经济形势脱困。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融合,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早已不限于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互联互通已成为另一重要抓手。中国人常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充分说明了互联互通对经济发展和促进贸易能力的意义。2014年,APEC北京会议通过了十年期亚太互联互通蓝图,确立了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亚太的愿景目标。目前蓝图落实全面推进,硬件、软件和人员流动方面均取得积极进展。今年APEC将利用会议在拉美召开的机遇,深化太平洋两岸经济体的包容性参与,强化蓝图落实工作,拓展互联互通合作深度和广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巨轮,一定能行稳致远,驶向亚太共同发展、繁荣、进步的彼岸。中国愿同各成员一起,为打造开放型亚太经济,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的“亚太梦”贡献力量。
亚太自贸区:梦想照进现实[⑤]
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谈践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于11月19日至20日在太平洋彼岸的秘鲁利马召开。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论坛,今年会议的主要看点将是亚太自贸区的新进展。
亚太自贸区最早源于亚太工商界人士的倡议。本世纪初以来,亚太地区各类自贸安排和经济合作机制丛生,各种规则、标准、安排不尽一致,甚至交叉并存或存在冲突。拿原产地规则为例,各自贸协定中的内容差别很大。这形成了“面条碗“效应,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所适从。亚太工商界由此萌生整合和促进相关安排的期望,率先于2004年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的构想。
2006年,因应工商界呼声,APEC领导人会议宣布将亚太自贸区作为长期愿景,不过随后沉寂于纸面。2010年,APEC领导人确定了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首次勾勒出亚太自贸区的轮廓,指出亚太自贸区将在“10+3”、“10+6”、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现有区域贸易安排基础上发展建立。2014年APEC会议上,亚太自贸区进程在北京雁栖湖畔正式启航。21个经济体领导人一致通过《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决定启动并全面系统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迈出了从梦想到行动的历史性进展。
从工商界建言,到APEC愿景,再到经济体共同行动,亚太自贸区的追梦之路,我们走了10年有余。为什么当下我们如此需要亚太自贸区?
亚太自贸区是提振贸易投资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心针。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贸易投资低迷。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亚太作为全球经济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肩负着带动全球贸易投资回升的艰巨任务,也需要向世界发出维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有力信号。研究报告显示,如果建成亚太自贸区,2025年将给APEC成员带来2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超过任何一个现有的区域自贸安排。亚太自贸区将成为整合与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驱动力,将为亚太迈向更广泛而深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基础。
亚太自贸区是普惠包容的粘合剂。近年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碎片化”风险有增无减。截至2015年,APEC成员间已总共缔结160项自贸协定,包含60多项区域自贸协定。加强机制和规则整合更为迫切。亚太自贸区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手段,是对现有自贸安排的有力聚合,犹如百川最终汇入的大海。它既以高质量为目标,更以包容、平衡、惠及各方为己任。它不是封闭的小团体,而是开放的朋友圈,将使亚太地区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经济体共同获益。它是亚太大家庭的缩影,是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精神的生动写照。
亚太自贸区是长远发展的指南针。APEC曾于1994年确立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亚太自贸区成为继茂物目标之后APEC最为宏伟的梦想。随着茂物目标2020年达标期限日益临近,我们迫切需要打造成面向未来的亚太合作新旗帜。亚太自贸区有望成为引领亚太长远合作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宏伟蓝图。在其指引下,各广泛领域合作必将大有可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密切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联接,深化服务业、中小企业、互联互通、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示范口岸网络等领域务实合作,并注重增强贸易投资的包容性普惠性,巩固亚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地位,实现亚太长期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正是从亚太自贸区进程重要性的共识出发,过去的两年,APEC成员稳步推进北京路线图落实,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APEC就亚太自贸区开展了集体战略研究,评估亚太自贸区潜在经济影响和社会效益,盘点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各个可能路径,找出贸易投资壁垒,分析经济体在实现亚太自贸区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APEC还同步推进自贸区信息交流和自贸谈判能力建设。今年11月的APEC会议上,各方将梳理相关工作进展,并讨论通过研究报告和下步行动建议。中方将与各成员一道,就未来工作作出有雄心水平的规划,维持亚太自贸区进程的积极有力势头。
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APEC作为亚太自贸区孵化器的作用,继续把亚太自贸区作为APEC核心议程,借助APEC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领导力和智力支持,推动早日实现亚太自贸区愿景。我们将根据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在APEC推进各项有利于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工作,制定务实行动计划和具体时间表,为实现亚太自贸区创造条件。我们将支持亚太自贸区能力建设行动计划,帮助经济体提高自贸区特定议题的谈判能力;促进区域自贸安排信息交流,增加透明度;继续探索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我们也将继续发扬官产学互动的传统,让APEC工商界人士等继续深入参与亚太自贸区进程,凝聚共识、贡献智慧、增强动力。
如果说APEC是筑梦者,APEC的21个成员经济体就是不忘初心的追梦人。怀揣亚太自贸区的光辉梦想,我们将携手前行,走向更加融合、繁荣、进步的未来。
进一步积聚势头,推进互联互通合作[⑥]
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谈践
(2016年9月27日,中国扬州)
非常感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和扬州市政府组织此次国际论坛。我很荣幸在扬州见到各位。之所以愿意来参会,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我非常喜欢扬州,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其次,许多参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很高兴能在扬州见到你们。
再次,互联互通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话题。2014年中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时,我是负责起草和谈判《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的工作组主席。在外交部,我同时主管APEC和“一带一路”倡议。
各位尊敬的参会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良好的道路、运河和通航河道有助于降低运输费用,使一国偏远地区与城镇周边地区更接近于同一水平。因此,这是最重要的改善。
的确,互联互通事关重大。
它有助于经济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认为,互联互通有助于达到短期和长期的经济目标。
互联互通有助于扶贫。
2016年是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一年。互联互通将带来巨变。中国有句谚语:要致富,先修路。道理很简单,交通若不便必将落后。
互联互通关乎区域经济一体化。
它将有助于开发经济增长新源头,塑造包容性发展,让APEC各经济体形成更紧密的共同体。
互联互通关乎APEC健康运转。
传统中医认为,健康人身体能量循环应该顺畅不受阻塞。我们APEC成员经济体正在努力打通供应链的阻塞点,协调规章制度,这仅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互联互通关乎APEC的未来。
茂物目标年——2020年即将到来。是时候思考2020年后的APEC了。
互联互通兼涉贸易、投资、能力建设——这些都是APEC的核心任务。互联互通既影响发展中经济体,也关乎发达经济体。互联互通囊括硬件联通、软件联通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跨领域属性充分说明它对APEC的未来很重要。
2014年,各经济体领导人在北京通过《APEC互联互通蓝图》,并愿致力于2025年前实现亚太全面无缝互联一体化的总体目标。这一任务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已经得到授权。我们应将互联互通放在APEC议程更重要的位置。
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施取得稳步进展。互联互通是这一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和三十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多项重大项目已启动。中方推动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当一个人拿出钱来,采取实际行动,别人都知道他是认真的。
“一带一路”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大规模系统工程。它有助于和平与发展,将使中国和沿线国家受益,同时也会使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和发达国家受益。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文明古国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倡导丝绸之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我们的官方态度是“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平等协商,兼顾各方利益,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
这就引出了我们会议的主题——互联互通倡议对接。 不仅中国有倡议,许多其他国家和组织也提出了许多关于互联互通的倡议。
让我来简要列举一些:
欧亚经济联盟、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蒙古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越南两廊一圈、土耳其中间走廊、韩国欧亚倡议、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以及2010-2020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等。还有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通过的多项高速公路、铁路和无水港协议。
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就是连点成线。通过这些倡议互相补充,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
在不久前闭幕的杭州G20峰会上,领导人们一致支持今年启动的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以便从整体上促进各基础设施项目之间的合力与合作。
的确,通过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各国能够自我调动起来,以主人翁的精神,寻求合力。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中国非常重视全面实现互联互通。我们决不强迫;我们提出倡议,并欢迎合作。
因为这必将通向双赢的局面。而只有互利,才能成功。
2500年前扬州的诞生取决于其地处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这也是如今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的总部位于扬州的原因。
中国拥有长城和京杭大运河。请暂且允许我将二者进行比较。修筑长城本为防御,现在却成为名胜古迹。长城真的能够阻止游牧民入侵吗?很多人表示怀疑。听说今天仍有人沿用这个办法来阻挡移民,不知会不会奏效。
修建大运河本为发展,且大运河仍对运输和灌溉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由于中国的地貌,大部分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汇入太平洋。南北河道的大运河连接着五大主要水系,包括长江、黄河、钱塘江、淮河、海河,形成中国水域网络,成为其经济动脉。
由此可见,大运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促进了互联互通的对接,从而促进了发展。
世界连接愈加紧密。这股潮流不可逆转。它就是未来。
我们拥有授权、机制、路线图、资金和技术。
我们准备好合作了吗?
让我们将互联互通纳入主要议程吧。
让我们进一步积聚势头,推进互联互通合作。
让我们突破融资瓶颈。
让我们将《蓝图》变为现实。
让我们对接互联互通倡议。
让我们树立远大目标,把这个星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缩小如一个湖泊。
仅天空为限。
(何丹翻译)
关于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相关作用的几个问题[⑦]
我会会长、PECC 双主席之一 唐国强大使
(2016年12月8日,越南河内)
同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往历次会议一样,越南主办的2017年APEC系列会议仍将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首要议题之一。这表明地区经济一体化作为恒久性的中心议题是APEC存在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当我们回顾近期世界发展动态,就更能发现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对APEC以及我们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近来,人们对地区经济一体化提出了许多问题,今天我试图对此略作回应。
一、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什么是亚太地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这是亚太地区担负的最重要的历史责任。亚太地区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它占世界人口的40%,世界经济总量的57%以及全球贸易的48%。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具发展潜力和合作活力的地区,亚太地区也理应担负这样的责任。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上述数字以及亚太在世界经济中的现有地位,因为我们也面临一些重要挑战,有可能阻碍亚太地区在整个21世纪可持续性地发挥经济引擎作用。
二、亚太经济引擎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方案
亚太经济合作面临诸多挑战,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曲折复苏,正处在新旧增长引擎更迭的关键时期。上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动能正逐渐消退,而新动能正在酝酿生发。亚太地区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打造更多内生增长动力。
其次,互联互通仍然是本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主要瓶颈。当前我们面临着互不联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着力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力争在2025年前建成覆盖整个亚太地区的多维度互联互通网络。
最后,同等重要的是,就加速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言,目前存在着众多不同的努力方向和优先任务,不断涌现各种自由贸易安排。地区合作的碎片化令人难以做出选择。因此,我们应该将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向更高水准,力争打造亚太自由贸易区。
我认为,亚太地区要想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互联互通是基础,改革创新是动力,亚太自贸区协定是方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一个整体。
三、反全球化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有多严重?
当前,人们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存在激烈争论。客观的说,经济全球化符合经济规律并对所有人都有益。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双刃剑,在推动全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需要加以应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并不能说明反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中国有一句俗语,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一些人将贸易自由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视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因而都应加以抵制。我认为,自由贸易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非障碍。欧洲和美国发展现状告诉我们,自由贸易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
在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国际分工加速调整,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这些发展态势为经济全球化增加了新动能。全球化不应成为任何人都可以用来抛弃他们不喜欢东西的“垃圾箱”。正确的态度是积极引导全球化,倡导公平公正原则,使全球化更加坚韧、包容和可持续。
四、遭遇挫折的TPP和正在艰难谈判中的RCEP会成为建设亚太自贸区的障碍吗?
根据《亚太自由贸易区北京路线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是亚太自贸协定的可能路径。美国即将执政的新当选政府已宣布将退出TPP,这将使TPP因难以生效而无法成为FTAAP的可能路径,从而对FTAAP的最终实现带来负面影响。然而,TPP受阻不是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终结,也不应成为FTAAP停滞不前的理由。我仍然希望TPP能够生效。即使不能生效,我也认为TPP当中许多有利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合理内容应该被借鉴并纳入将来的FTAAP当中。RCEP有关各方应该努力推动早日完成谈判。同时,我们也应当欢迎其他地区一体化努力为FTAAP做出积极贡献。
五、《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能否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发布以后,一些商界人士对其作用做出如下评论。他们说,亚太自贸区进程仍在继续是好事,但进展太慢了。APEC用了10年时间来酝酿亚太自贸区这一概念,看来还得用10年时间完成集体战略研究以及相关检验、讨论和评估等程序,此后至少还需10年时间完成亚太自贸区协定谈判。因此我们可能需要至少30年时间建成亚太自贸区,这实在是太长了,意味着我们这些商界人士不得不在一个日益混乱的“面条碗”效应下继续生活20年。不幸的是,亚太地区目前已有16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60多个地区贸易协定。
这些商界人士还说,人们期待FTAAP应该是高质量的协议。但考虑到地区经济体不同的发展水平,如果将目标定得太高,短期内就很难实现。因此我们不应忘记FTAAP的初衷,即应该推动FTAAP在限定的时间内尽早完成,以便为有关各方都带来广泛利益。
2015年10月,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举办了一次FTAAP研讨会。有关与会者建议加紧推进FTAAP进程,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想法。
六、在当前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当选等新形势下,可能涵盖20至30个经济体的FTAAP应当注意什么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将FTAAP作为维护亚太开放经济的制度机制加以推进。通过该机制,我们可以重振贸易与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使有关自由贸易安排更加开放,从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其次,FTAAP应当成为以“共商、共建、共赢”为特征的地区合作框架。
第三,FTAAP应当坚持包容性和促进共同发展原则,推进有关进程应当循序渐进,展现灵活,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当承担“共同而有区别”责任,有关目标的设定应视具体问题有所区别,并照顾到过渡期内的舒适度原则,使所有各方均能受益并参与有关规则制定。
七、APEC在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方面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面对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势头,APEC应当成为自由贸易、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倡导者。APEC应当发挥领导者作用,推动FTAAP成为APEC 2020后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议程和推动力。APEC应当排除干扰,付诸行动,积极主动地落实《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有关政策建议。APEC应当成为能力建设和信息共享的有力支持者,鼓励商界和学界人士积极参与有关进程。
(刘洋翻译)
关于亚太区域内互联互通倡议对接的建议[⑧]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 我会副会长刘晨阳 教授
(2016年9月27日,中国扬州)
过去几年,APEC在推动亚太区域的互联互通合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比如,《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得到批准和实施。有了APEC的开创性努力与成功经验,包括APEC成员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区域经济体均将认识到,互联互通合作意义重大。事实上,全面互联互通不仅会缩小各经济体间的在地理、硬件和软件等方面的距离和差距,而且会深化其贸易投资关系,从而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区域价值链系统,提升整个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同时,考虑到亚太经济对世界举足轻重,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与长期的健康发展。
在这方面,APEC应勇于担当,进一步发挥其在推进亚太互联互通合作上的带头示范作用。长期而言,APEC应加强其对总体合作框架和互联互通主流合作的顶层设计,作为其后茂物时期APEC进程的新支柱。这将会为APEC注入新的活力,并有望重塑亚太区域合作形势。中短期内,APEC将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期实现2025年《互联互通蓝图》目标。例如,一些硬件和人员互通目标将有望得以实现。同时,应设计一套评估指标系统,推进互联互通相关项目的实施,从而以结果为导向推进整个区域的互联互通合作。
当然,亚太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不但面临机遇,而且也不乏挑战。挑战主要来自软件障碍和条件障碍。
这里的软件障碍指的是不同的互联互通合作框架间缺乏互通机制。目前,已形成一些区域、次区域和双边互联互通合作框架,其目标、机制、优先任务和参与成员有一定相似性。但是,框架之间互通性较差将导致其无法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福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APEC或许可发挥协调作用,鼓励各方和利益相关者建立一个机制化的跨组织平台,推进互联互通合作。这一平台主要负责政策经验交流、能力建设、过程评估等。在这一平台框架下,可分别建立硬件互通、软件互通和人员互通工作机制,协调推动相关项目对接。同时,这三个支柱领域之间也应建立起有效的横向联络机制。
对于合作平台的实施机制,早期可采取部长级会议、高级别政策对话或峰会的形式,然后根据实际进展不断改进其组织结构。通过此平台,APEC也能够加强与其他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协调,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20国集团(G20)、东盟(ASEAN)、欧亚经济联盟和太平洋联盟(PA)。
谈到条件障碍,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缺乏,特别是在硬件互通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近年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和其他金融机构致力于推进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一地区的实际资金缺口仍然很大。所以,如何建立系统、合理、高效的投资和融资机制,成为影响亚太区域互联互通合作前景的关键因素。
在这方面,应推广应用公私伙伴关系模式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并募集资金。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将会在推进融资创新上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亚太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将来条件成熟时,AIIB、ADB和其他相关亚太区域金融机构,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可合作创立亚太互联互通发展基金。此项基金不仅将为推动亚太区域互联互通合作提供更多金融支持,也有利于相关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展更有效的项目合作。
另一项建议是通过在亚太区域建设经济走廊来促进互联互通对接。经济走廊将特定地域的经济节点或枢纽连接起来。这些节点和枢纽不仅是人员和商品流通必经的运输对接点,也与周围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主体密切相关。鉴此,在它们之间开展全面互联互通合作非常理想。亚太区域广袤,周边经济体间可取长补短之处众多,使其得以在区域、次区域和双边框架下开发经济走廊。经济走廊网络化将不仅促进亚太区域贸易投资,也为不同互联互通合作框架进一步对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应该指出的是,鉴于亚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经济系统和规制上具有多样性,应建立并执行一套基本原则,以保证经济体在参与互联互通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这些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保持灵活性、渐进性和包容性
确保有效性;
坚持开放性;
倡导共赢合作
最后,建议PECC将亚太互联互通对接议题列入近年的旗舰研究项目,未来继续在此问题上发挥孵化器的积极作用。
(何丹翻译)
中篇 会议总结
——对“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的建议
2015年10月15日至16日,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CNCPEC)举办了“亚太自贸区(FTAAP):2020年及以后的亚太经济合作”研讨会。研讨会的目的是向APEC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动FTAAP“主席之友会”建言献策,供其参考。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菲律宾、新加坡、中华台北、美国等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成员经济体专家及其他专家出席会议,APEC秘书处政策支持中心及PECC国际秘书处相关人员参加。
与会专家讨论了下列议题:
1.茂物目标和亚太经济合作;
2.FTAAP的角色与定位;
3.FTAAP的三大领域,即货物贸易、投资与服务、21世纪新议题;
4.FTAAP实质性内容展望;以及
5.实现FTAAP可能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基于上述讨论,与会专家就如何推进FTAAP建设提出一系列建议。其想法与观点概要如下:
1. 集体战略研究(CSS)应考虑茂物目标通过后亚太经济发生的变化与动态,它们构成推进FTAAP建设的背景。
a) 茂物目标通过后,亚太地区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区域内贸易比重达到65%,实际关税平均税率从1989年的16.9%降至2013年的5.8%。
b) 然而,若非加大力度推进共同体建设、实现单边自由化,并辅以地区和多边自由化,茂物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外,区域一体化进程需有效应对边境上、跨境以及边境内各类壁垒,推动硬件、软件和人员互联互通,还需建立商业竞争环境、实现包性容增长;
c) 由于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亚太地区依然是最有活力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2014年,亚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57%和全球贸易总额的49%。亚太地区占全球的经济比重持续上升,美国、中国和日本分别为全球第一大、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
d) 亚太经济体发展水平不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部分经济体步入高收入阶段,更多的经济体则跨入中等收入行列;
e) 亚太地区的区域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协定数量增长了11倍,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导致贸易碎片化。这一“面条碗”效应引发诸多关切,例如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发展受到负面影响,中小企业遭遇歧视,以及由此造成的自由贸易协定利用率较低等;
f)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太平洋联盟(PA)等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涌现,将自贸区的“意大利面碗”整合成一盘“千层面”是十分必要的;
g) 互联网经济、蓝色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增长引擎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经济版图。这些变化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更对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新增长引擎带来的变化速度非常快,许多政府尚需充分准备、有效应对并从中获益;
h) 在部分经济领域内,全球价值链已渐趋普遍,APEC经济体应明确自身定位和参与方式,以便获取最大收益。APEC应推广对相关问题的认知,鼓励形成高效的全球价值链,并协助APEC成员提高自身能力、有效参与其中;
i) 推动硬件、软件和人员互联互通、实施《APEC互联互通框架》和《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至关重要,亚太经济体已就此形成普遍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有助于推动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合作;
j)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包容支持和城镇化被视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支柱;
k) 但是,伴随国际金融危机,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为更深层次经济一体化设置了新的障碍。贸易和投资深度自由化的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转型和结构性改革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推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政治经济环境已变得十分不利。强大的利益集团推高了自由化政策的政治成本。反全球化的非政府组织正在挑战自由贸易的合法性,自由贸易协定政治化已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因素。
尽管挑战重重,但FTAAP仍是亚太地区保持发展活力、维持数十年间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地位的重要方式。
2.与会专家认为推动并实现FTAAP具有巨大价值。
a) APEC追求的茂物目标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FTAAP的概念将有助于实现茂物目标,同时成为推动2020年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手段。FTAAP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构建一个亚太经济共同体;
b) 有预测称FTAAP带来的经济利益将超过所有现有的区域贸易协定,这对TPP、RCEP以及APEC成员而言尤其如此。彼得·派特瑞(Peter Petri)等认为,以2013年为基准,FTAAP将使上述三大组织成员2025年的收入分别增长2.3%、3.5%和3.5%。川崎研一(Kawasaki)(2014)也估计,对APEC经济体而言,TPP会带来 1.2%的整体收入增长,RCEP使整体收入提高2.1%,而FTAAP则会使整体收入上涨4.3%。金尚谦等的模拟模型也做出了类似预测。彼得·派特瑞等还指出,TPP仅为其成员带来0.9%的收入增长,为RCEP成员带来0.4%的收入增长;而RCEP会为其成员带来1.8%的收入增长,为当前12个TPP成员带来0.5%的收入增长。TPP将为APEC成员整体带来0.4%的收入增长,RCEP带来的增长较多,为0.9%;
c) TPP、RECP等区域超大型自贸协定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会侵蚀非成员经济体的经济福利,而FTAAP则能避免APEC经济体间产生贸易转移效应;
d) FTAAP将有助于简化原产地规则(ROOs),把亚太地区如“面条碗”一般错综复杂的自贸协定整合成一盘“千层面”,使企业从中获益;以及
e) 随着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安排及自贸协定的增加,区域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有被分割的风险。FTAAP应简化上述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参与过程。
f) 为应对上述问题,2014年APEC经济领导人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FTAAP北京路线图》,APEC在此框架下做出许多努力,与会专家表示欢迎。他们对相关工作组依据“北京路线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认为FTAAP的建设已迈上坚实的发展轨道。
3. 与会专家认为,作为区域性安排,FTAAP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a) 建设FTAAP应以支持和补充多边贸易体系为基础;
b) 在2020年之前以及其后,FTAAP应继续推动茂物目标--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并促进区域经济技术合作;
c) 应建立全面、高质量的FTAAP,涵盖并应对“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其目的在于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能力和互联互通建设,适应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和生产营商新模式,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并改善供应链;
d) 由于亚太经济体发展的多样性,FTAAP应以灵活透明的方式,在普遍共识的基础上逐步推进。专家建议FTAAP的雄心水平应因议题而异。例如,在市场准入方面可设较高标准,而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竞争政策、政府采购和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不必过于苛求。在过渡期内,应保证成员经济体的舒适度;
e) 应建立包容的FTAAP。在推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同时,应致力于共同体建设、促进共同发展;
f) FTAAP应以TPP、RCEP、太平洋联盟(PA)和东盟经济共同体(AEC)等自贸协定为基础,尽早达成协定;以及
g) FTAAP成员的确定应当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原则。但是,为尽早达成协定,创始成员可考虑囊括APEC、TPP、RCEP和PA成员经济体。
4. 与会专家就货物贸易提出如下建议:
a) CSS应强调货物贸易协议的重要性。据估计,下一代自贸协议带来的经济收益中,约一半收益源自货物贸易自由化。与会专家强调,各经济体将能从取消自身贸易壁垒中获得最大收益;
b) 由于市场化进程各异,FTAAP可能无法实现全部产品的关税减让,但专家建议应努力实现至少90%的产品覆盖。对农产品关税、高峰税率和税率升级应予以特别关注;
c) FTAAP应充分解决非关税壁垒问题。移除非关税壁垒和贸易扭曲措施将比削减关税带来更大的实质性收益;
d) FTAAP的原产地规则应高度简单、灵活、可预测,以简化贸易流程、推动自贸协定的使用并促进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发展。应将区域价值成分和关税分类变化作为原产地规则的基础,其水平不应让人望而却步。专家建议FTAAP采取完全累积法,实现APEC范围内原产地规则的统一。有与会专家建议成立“泛亚太区累积模式”(PAPCS);以及
e) FTAAP原产地规则的操作认证程序应秉持稳健、透明、实用的原则,避免不必要的成本、不确定性和风险,将自我认证作为首选。有关原产地规则管理的良好实践应推广宣传,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自贸协定的利用率。
5. 与会专家就服务和投资提出如下建议:
a) CSS应强调服务和投资的重要性。服务与投资对推动高质量、包容性、均衡、可持续和绿色增长,加强互联互通必不可少;
b) 高效的服务贸易条款是提高成员经济体生产力和竞争力的要求,也是保证供应链成功运作的关键;
c) FTAAP应提高成员经济体的政策可预测性、开放度和透明度,减少APEC经济体当前对服务贸易的诸多限制,拓展服务贸易与投资的市场准入。应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内推动实现最惠国待遇和准入前国民待遇;
d) FTAAP应设立高标准的服务和投资安排,提高服务贸易及商品、服务领域投资的意义和效率;
e) 为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FTAAP应推动软件联通,加强规制一致性,尤其是边境内政策的一致性;
f) 投资领域内,应妥当处理“绩效要求”条款的实施。
6. 与会专家就新议题提出如下建议:
a)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和新经济的发展,APEC已开始确定“新议题”的范围。FTAAP应在协商一致、充分考虑各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列出新议题清单;
b) 清单既要够长,还要有雄心,兼顾可行性与舒适度。清单内容应逐步推进,与地区整体和各成员经济体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c) 新议题应当以坚实的经济原则为基础,兼顾各方利益,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树立先例;
d) FTAAP应以充分、均衡和优化的方式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刺激知识和专利广泛传播、推动创新,同时避免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影响社会福祉;
e) 一名与会专家指出,随着知识储备增加、新奇感减少和技术周期缩短,应相应缩短、而非延长知识产权保护的期限;
f) FTAAP应涵盖电子商务和电子贸易议题,推动相关领域发展。尽管依惯例,新议题尚未涉及此领域,但FTAAP应为此留出足够的应对空间;
g) FTAAP应包含竞争政策。要重视竞争中立,妥善应对成员经济体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
h) 在遵循FTAAP竞争政策相关条款的前提下,要兼顾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妥善处理国有企业问题。政府采购条款应着力提高透明度。
7. 与会专家就推进FTAAP建设提出一系列建议措施:
a) APEC应继续发挥孵化器作用,各成员合力推进APEC和FTAAP进程。作为FTAAP的孵化器,APEC已经并应继续发挥作用,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加强能力建设和发展合作,推进互联互通。上述成果应囊括在FTAAP中;
b) 应加快FTAAP建设步伐。TPP已结束谈判,RCEP和其它次区域贸易协定将随之加快进程。在CSS完成后,考虑开启实质性的FTAAP可行性研究恰逢其时;
c) CSS研究应为FTAAP完成谈判设定时间表,如在10年内结束谈判;
d) FTAAP建设应吸取其他自贸协定的长处。TPP协议签署、RCEP和PA取得重大进展、东盟经济共同体如期建成,或将为FTAAP建设注入良好动力。同样,与会专家呼吁相关国家积极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e) 多数专家倾向将FTAAP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或使其成为囊括TPP、RCEP等其他超大型自贸协定的总协定。少数专家认为TPP扩员是达成FTAAP的最可行模式;
f) 一位与会专家提出“三步走”建议。第一步,以RCEP为标杆,于2025年完成FTAAP谈判;第二步,2030年完成RCEP与TPP标准对接;第三步,2035年FTAAP完成向TPP标准靠拢;
g) 另一位专家提出平行推进的设想,即APEC与FTAAP平行推进,并与现有超大型自贸协定同时推进。他亦提出谈判进程三步走的建议,即FTAAP谈判最晚于2018年开启并于2022年结束,2025年前发达经济体需履行协定承诺,发展中经济体于2030年之前履行协定承诺。这一揽子谈判将涵盖基本的自由化协议,以及合作与发展协议;
h) 为研究建设FTAAP,各方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i) 各方应加大投入,加强能力建设。例如,只有通过知识传播、经验共享、最佳实践推广和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才能保障服务和投资自由化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进而吸引潜在意向经济体参与FTAAP建设。同样地,各方有必要推动规制合作,减少在数字领域的分歧,尤其是在隐私权、跨境数据流动、网络安全及其他敏感议题上的分歧;
j) 各意向经济体应本着真诚伙伴关系的精神,建立互信,共同推进FTAAP建设。建议各方避免将自贸区问题政治化。与会专家强调各方应以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建设性态度,通过集体决策推进自贸区建设;以及
k) 积极的领导力至关重要,是成功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关键所在。正如部分专家所言,中美两国是FTAAP这一盘“千层面”的主要成分,两大经济体全心全意的合作是自贸区成功的关键。
(王震宇整理,王嘉珮翻译)
G20中国峰会前瞻暨亚太金融合作前景座谈会情况报告
2016年4月11日,我会与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CLIIF)在上海共同举办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全球与亚太金融合作----二十国集团(G20)中国峰会前瞻内部座谈会”。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大国关系深度调整、对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竞争加剧、我即将主办G20峰会、我金融和汇率机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等大背景下,本次研讨会重点探讨如何配合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全球和亚太金融合作。外交部G20事务特使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国内相关金融政策研究单位、金融机构的官员、专家学者约30余人出席会议。
本次座谈会着重就如何推动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全球及亚太金融合作展开热烈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一、全球金融治理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我参与有关进程需从长计议,顺势而为
王小龙特使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今年我主办G20峰会的背景、筹备情况、主要议题以及此次峰会与全球和区域金融合作的关系等情况。
针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王特使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新兴市场经济普遍面临增长困难等新形势下,全球金融治理进入调整期,面临发展中国家力不从心、发达国家意愿下降等新问题。中国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将在今年G20峰会上表达以下主张:
一是兼顾增长和稳定关系。除使用财政和货币等周期性政策工具外,还应关注经济发展长远动力,促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二是平衡改革和代表性关系。应体现全球发展变化趋势,适当增加亚洲经济体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三是制定规则和拓展合作。可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研究在亚洲建设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升级版和重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可行性。四是推动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
与会学者指出,相对于广义的全球经济治理,全球金融治理还是一个在不断演变的新生事物,尚无统一概念,主要是指有关经济体在没有强制约束的多边机制下,通过自愿协商和共识原则对全球金融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往往发端于金融危机,同时具有渐进性和边际递减等特征。当前国际金融治理存在货币政策失调、金融监管缺失、金融市场无序等三大风险,新一轮危机暗流涌动。
与会学者主张对现有金融治理体系进行改革,要循序渐进,关注创新和发展,并注重各国间协调合作。
与会学者指出,美国长期享有的全球金融地位正日益受到挑战,这在客观上为中美加强金融政策协调创造了好时机。但美联储稍一加息就会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这种结构性矛盾又导致双方货币政策很难协调。
二、人民币国际化要避免盲目性,顺势而为,按市场规律办事
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是我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地位显著提升的现实需要,有利于纠正亚洲经济治理特别是资本项目不平衡等问题(所谓货币、期限和结构错配)。
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具备一定有利条件。在市场方面,我国际贸易和投资地位显著上升,国内市场潜力巨量释放,人民币利率走低,币值较为坚挺,海外市场持有和使用意愿上升。政策方面的有利条件则体现在我跨境人民币结算管理办法和清迈倡议多边化等内外政策积累,我国内金融市场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培育和开放,纳入SDR篮子以后的货币信用上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显著助推作用等。
但人民币国际化是系统工程,须有完备的基础性制度、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有竞争力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以及高效的央行决策和执行系统等基础性条件。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仍面临诸多困难。一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二是价值驱动等诸多内外因素的不确定性,包括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能否持续发展、人民币币值能否保持长期坚挺等。三是相关政策选择困境,主要是我金融制度和汇率机制改革目标和路径问题。四是美元核心地位造成的网络外部性问题。五是国际政治等非经济因素。
从路径上看,多数学者认为,抓住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可兑换的时间窗口,抓住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之机,努力管控货币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对结构性矛盾,审慎渐进推动金融体制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逐步开放资本账户,进而推进有关国际金融合作。
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包括,尽早向海外提供人民币资产,需要央行在资本市场开放的顺序和品种选择上做一些安排,可考虑先从设立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可以对外发行)做起;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区域经贸和金融合作,提升持有人民币意愿,同时探索大宗商品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网络外部性;应该对内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对外大量提供并培育人民币资产,推动中国人持有更多人民币海外资产而非人民币负债(相关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
三、亚太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合作,提高本区域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
专家们普遍认为,亚太地区应建立与其自身经济水平相适应的金融治理与合作机制。现阶段,我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的目标和诉求应是:通过建立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重大战略性项目投资基金和区域性金融合作组织,为本区域乃至全球提供新的制度选择和市场选择工具;打造人民币经济圈,进行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主要国际货币选择的金融体系建设。
目前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面临众多机遇。一是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亚太新兴经济体有较强的危机防范需求;二是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的建立,提供了与其他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进行合作的平台;三是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需要金融合作支持。
中国参与和促进亚太金融合作的重点领域有:1、建立亚太货币互换网络,实现美元、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区域互换,强化区域金融安全网;2、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中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来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的金融合作,在APEC范围内,探讨设立亚太第三方合作基金的可能性。3、在亚太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发行国债和中国地方政府债,使其上升为全球安全资产;4、促进人民币境外投资;5、提高跨境金融活动协作,加强对跨境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保护,实现跨境征信信息共享,落实对信用评级的监管;6、在亚太地区推动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
四、发挥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优势,促进亚太金融合作。
与会专家表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曾在贸易和金融等领域有较为深厚的政策咨商和学术研究优势,今后可结合形势发展需要,集视情在以下领域推动金融合作:一是推动亚太地区的金融稳定与发展,使其成为APEC的第三个轮子;二是发挥传统贸易研究优势,探索如何利用自贸区推动金融合作,尤其是在未来FTAAP的设计中加入金融治理的内容;三是加强经济体研究,利用PECC这一平台,就各经济体对开展亚太金融合作的态度进行摸底;四是结合《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有关目标,兼顾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别和共同需求,研究发展融资;与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展开联合研究,解决基础设施融资瓶颈,推动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五是结合亚太金融合作需要,研究建设区域金融安全网络、推动货币互换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
(刘洋、贺熙琳整理)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于2016年9月27日在中国扬州举行了亚太互联互通对接研讨会。
近年来,亚太地区对互联互通兴趣不断提高,APEC在2013年印尼巴厘岛峰会上确立《APEC互联互通框架》,在2014年北京峰会上确立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这两个文件均明确表示APEC将致力于建设一个无缝、全方位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亚太。在此背景下,研讨会通过汇总亚太地区在建的或计划中的互联互通项目的相关情况,探讨如何将这些项目对接起来。我们相信,将这些倡议汇合起来,形成合力,避免重复,集中力量完成APEC领导人所确立的目标,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这一想法得到来自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24个成员经济体和东盟秘书处、APEC国际秘书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国际组织的120余位参会者的支持。在1天的讨论中,与会者肯定了互联互通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作用,分享了推动APEC互联互通议程的方式方法,讨论了推动互联互通的原则,就如何推动区域内和次区域内互联互通项目的对接、整合硬件互联互通、软件互联互通和人员互联互通等三大支柱提出了建议。以下汇总了研讨会的重要观点和建议。
一、与会者重申了互联互通的重要性。
互联互通是实现长期平衡、安全、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动力之源,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能够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商务、通畅物流、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员流动、提高营商便利度。
二、与会者高度评价APEC在推动地区互联互通议程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其中包括《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以下简称“《蓝图》”)。
认为《蓝图》是APEC互联互通进程的里程碑,将有利于实现到2025年建成无缝、全方位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亚太的总体目标,APEC应该将互联互通列为优先议题。正如2015年《蓝图》年度评估报告所指出的,APEC成员经济体在改善硬件、软件和人员互联互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APEC将有579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不少APEC经济体在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累积了成功经验,推出了明智的解决方案,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三、与会者建议,要落实《蓝图》,APEC就要
1) 加强对合作和一体化总体框架的顶层设计,将互联互通列为后2020的主要支柱。
2) 要解经决济体之间互不联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问题。
3) 强调包容,务必去除对地区互联互通进程具有负面影响的政治化和孤立主义。
4) 要在目标、领域和维度上,继续充实《蓝图》。
四、与会者建议亚太经济体采取具体措施将各经济体在建或计划建设的互联互通项目有效对接起来。
1) 要通过共同目标、对标和能力建设来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推动互联互通要采取配套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能力建设和新技术的传播与利用。
2) 要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双管齐下,推动互联互通。 APEC不但要倾听工商界的呼声,也要倾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呼声。
3) 互联互通项目要让大众用得上、用的起、用着称心,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
4) 建设互联互通要考虑到资源的紧缺性,要有序推进。
5) 应推行可持续互联互通概念,提倡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五、与会者呼吁APEC、东盟、亚欧会议、太平洋联盟、“一带一路”等机构和倡议之间加强协调。
1) APEC、东盟和亚欧会议等均设立了包含三大支柱的互联互通议程,三大机构存在议题和成员的重叠,因此,APEC要加强与东盟和亚欧会议的合作。
2) “一带一路”是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互联互通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相关经济体已经迈出了坚实的实施步伐。“一带一路”与亚太其他互联互通倡议是相辅相成的,它具有包容性,希望并欢迎与互联互通相关的项目开展合作。
3) 东盟在落实《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方面制定了6个方面的战略:重点和目标明确、责权清晰、计划清楚一贯、核心技能、激励措施和融资到位、利益相关者处理措施积极、效能管理措施有力。这一战略可资APEC借鉴。
4) 东盟作为APEC观察员要在APEC会议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推动互联互通。APEC国际秘书处和东盟国际秘书处之间可就推动互联互通议程(特别是具体项目,如单一窗口制度和全球价值链等)加强协调。
5) 拉丁美洲与会者重申,有必要加强太平洋两岸的互联互通,APEC的互联互通倡议要与太平洋联盟的相关倡议对接起来。
6)APEC与“一带一路”可合力推动互联互通。APEC可以将其在软件互联互通方面的最佳做法以及共同制定政策的做法向“一带一路”传经送宝,而“一带一路”可向APEC展示如何就改善互联互通而动员融资。
六、与会者强调合作平台在推进APEC互联互通进程方面的作用。
1) APEC经济体应鼓励建设旨在促进政策沟通、经验交流、进展评估和能力建设的合作平台。在此平台框架下,可就推动硬件、软件、人员互联互通分别建立工作机制,这将有助于将相关项目对接起来,从而推动这三个方面的互联互通。
2) 平台有益于分享信息、学习最佳实践、提高效率、避免重复,加强互联互通措施的标准化。APEC不能将此项工作单纯交由贸易与投资委员会或互联互通主席之友会去处理。
3) 能力建设对《蓝图》的落实至关重要,应该成为平台议程的重要一项。
七、与会者指出互联互通三大支柱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要采取整体性的措施加以推动。
1) 互联互通三大支柱是密切相关的,硬件互联互通将促进和便利产品、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软件互联互通改善网络效率, 而人员互联互通促进相互信任、以及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分享。这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2) 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最终源泉,因此科技互联互通应是互联互通的第四支柱。
八、与会者认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的对接至关重要。
1) 要加强项目管理方面的合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可持续性和应变能力。
2)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提出了促进国际公路项目的方式,即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广泛使用新技术、开展职业培训、建立并加强国家级便利化协调机制、促进跨境路段的联合控制、在跨境路段、无水港和物流中心的经济区建设、推广使用便利化工具。这些方式可资APEC借鉴。
九、与会者建议,有必要整合各种融资机构的力量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1)在全球经济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各经济体政府应在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建设战略交通走廊方面发挥催化剂的作用,让私营部门相信这是建设基础设施的最佳时刻,21世纪是亚太地区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世纪。
2) 与会者称赞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支持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多边银行开展合作。拉丁美洲与会者表示希望太平洋沿岸的拉丁美洲国家也能加入该银行。
3)与会者表示,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11家多边开发银行所达成的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的行动计划令人振奋。
4)应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加强基础设施融资。亚太地区亟需公私伙伴关系的最佳实践,各经济体宜共同合作,汇集并推广这些最佳实践。要创造和推行风险控制的好点子,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
十、与会者高度强调软件互联互通和规制一致化的重要性。
1)在互联互通三大支柱中,软件互联互通能够促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降低成本,从而保证硬件互联互通的效率,能够保证扩大硬件互联互通和深化经济关系的社会经济回报,因此,应该是APEC互联互通进程的起点和锚点。
2) 顺应包容性要求,需要将交通走廊变为经济走廊,同时关注到非走廊地区,以保证平衡增长,管控好走廊的副作用,弱化其所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
3) 应优先处理海关和边境管理(海关、移民、检验检疫与安全)、结构改革、以及规制优化、一致化和合作。可将航空服务及物流列为目标区域。要在各方面加大力度分享信息和最佳实践。
4)应在推动互联互通过程中,继续实施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应进一步促进单一窗口制度,要为此设立固定的时间表。
5) 有必要统一和简化原产地规则,形成系统化的原产地规则,譬如建立“泛亚太累积体系”,增进原产地规则的透明度、简便度、一致度和灵活度,消除“面条碗”效应。
6) 在数字/互联网经济时代,要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手段,加强规制一致化,监督和管理各种交易。
十一、与会者建议采取一致的措施促进亚太地区的人员流动。
1) 建立互信对本地区至关重要。人员互联互通是增进了解、友谊和互信的有效途径。
2) 有的与会者认为,当前反全球化形势部分是由于市场全球化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全球公民和全球社会所导致的。
3) 人员互联互通需要透明、合理的政策环境,需要有紧扣部门需要的管制结构,统一的人力资源开发标准和透明的、规范的雇佣过程。
4) APEC应建立适应信息通讯技术进步、促进利益相关者协作与网络化、传播最佳实践的职业培训平台,形成人力资源开发的合力。
5) 要实现2025年亚太经济体之间达到8亿旅游者的目标,人员互联互通要有与之配套的旅游促进和便利化措施。
6) 要促进人员互联互通,就要发挥非本国出生人员、留学生和友城的作用。
十二、 要监测和评价《蓝图》落实情况,势必要建立指数化和测量体系。
1) 在加强对《蓝图》年度评估的同时,要开发《蓝图》落实的指数化和测量体系。这个体系应是一个实时体系。
2)次地区互联互通进程也应采取这一体系进行监测和评估,并将其纳入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十三、与会者认为,PECC 能够为亚太互联互通提供不带偏见的智力投入,要发扬PECC的这一作用。
与会者鼓励PECC继续推动《蓝图》的落实,促进各种互联互通倡议的对接。PECC的贡献可体现于开发一套指数和测量体系。
(王震宇执笔、王震宇翻译)
下篇 区域经济合作具体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自贸区互联互通问题研究
亚太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林发彬
互联互通是当前区域合作中倍受关注的概念。2010年,东盟发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将其界定为“在东盟,互联互通指包括基础支持和便利措施的物理的、制度的和人与人的联系,它们形成经济的、政治安全的和社会文化的支柱,为实现一体化的东盟共同体愿景提供支撑”,“东盟互联互通的主要因素包括:物理联通——交通运输、信息通讯技术、能源;制度联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投资和服务自由化和便利化、相互认知协议/安排、地区运输协议、跨境手续、能力建设项目;人与人的联通——教育和文化、旅游”。 简而言之,东盟界定的互联互通,包括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性自由化安排以及人员互动和交流三个方面,目的是为了便于东盟实现一体化,加快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现今,互联互通的理念正在更大的范围内达成共识并将付诸实施。2014年11月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21个亚太经济体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为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描绘出愿景蓝图,各方决心在2025年前实现硬件、软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在亚太地区构筑起互联互通网络,以为亚太长远发展夯实基础。从二者的关系来看,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扩展板。二者不仅将促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基建和经济发展、亚太区域一体化,而且还将改变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因此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互联互通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安排可以为成员国带来静态和动态的经济效应。前者在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后者主要集中于规模经济效应、刺激竞争和投资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效应。
(一)从静态效应来看,互联互通将明显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流、货运成本,有助于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
在静态效应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果等于贸易创造的收益减去贸易转移的损失。若结果为正,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于成员国有利,反之,则不利。东盟经济一体化水平与欧盟、北美自贸区仍有较大的差距。东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联系不紧密,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联不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新加坡基础设施完善,拥有全球最繁忙集装箱码头、服务最优质机场、亚洲最广泛宽频互联网体系和通信网络。而柬埔寨80%的农村地区用不上电,想搞工业难度非常大,吸引利用外资难度也非常大。[⑨]老挝目前的道路交通发展水平则落后于其他东盟国家,许多道路建设标准低于东盟地区基准。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较低。一方面是贸易创造效应不明显。成员国在实施区域贸易协定之后,从区内伙伴国进口产生的运输、通关、配送等中间环节导致的成本并不比国内生产的成本低。这样,成员国无法节约本国的生产资源,伙伴国也无法有效扩大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是扩大了贸易转移效应。区内成员国原先从区外非成员国获得低成本进口品,现在被区内伙伴国的高成本进口品所替代,导致资源浪费。
(二)从动态效应来看,互联互通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扩大了出口市场,产生了规模收益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任务是发展工业,扩大出口。而贸易转移引发的互联互通,恰好使成员国将进口由外部世界顺利转到成员国之间。这对于急需发展新兴工业的国家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具体而言,互联互通为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市场,获取规模收益提供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来源:
1.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形成的新的交通运输路线或方式,改变产品的可贸易性和贸易规模。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使得牛奶、啤酒、新鲜水果等运输、通关、配送等中间环节的时间缩短、成本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吸引更大的消费群体,扩大贸易规模。
2.相互开放市场中制度政策上的互联互通,实现商品、投资和服务的跨国界流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垂直专业化分工所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在不断延伸。一个产品的生产流程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经济体之间,这为每个参与到其中的经济体都提供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扩大就业等难得的发展机遇。而这种模式在区域发展的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政策上的互联互通对于跨国公司产生较大的吸引力。
3.人与人的互联互通,彼此在语言交流、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乃至世界观等众多领域产生互动和融合。更多的人融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扩大了消费人群,由此产生对书籍、报刊、音像资料等的贸易需求。
二、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现状与需求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如期建成,中国与东盟双方合作的重点开始从经贸拓展到互联互通领域。同年10月,东盟推出《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了未来五年实现互联互通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关键项目和资金筹措。中国-东盟的互联互通,包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机制的互联互通和人员的互联互通。以下为这些领域中国和东盟实施的具体措施和进展情况。
(一)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为满足中国—东盟各领域深入合作所带来的交通需求,中国—东盟之间逐步搭建起便捷的陆、海、空全方位交通通道。同时,双方在信息通信领域也已形成完善的合作机制。
1.在陆路和航运通道方面,主要有公路“五出境”,水路“三出境”通道建设。(1)“五出境”公路通道。第一条是昆明经磨憨出境至老挝再至泰国曼谷公路:国内段688公里,除小勐养至磨憨段175公里为二级公路外,其余已实现高速化。小勐养至磨憨高速公路试验段开工仪式已于2015年5月16日举行。老挝段229公里,泰国段890公里,连接老挝和泰国的会晒-清孔湄公河大桥已于2013年12月11日建成通车。第二条是昆明经河口出境至越南河内再至海防公路通道:国内段400公里已实现高速化;越南老街至河内段264公里,已于2014年9月建成高速公路。通车后,老街至河内通行时间由原来的8至10小时缩短至3至4小时。河内至海防段为在建高速公路,长105.5公里,预计2015年建成通车。第三条是昆明经瑞丽出境至缅甸皎漂公路通道:国内段726公里,除龙陵至瑞丽高速在建,其余已实现高速化,龙陵至瑞丽高速公路也已于2015年建成通车;境外从中国瑞丽至缅甸皎漂公路,长901公里,中缅双方交通部门正商议合作建设事宜。第四条是从昆明经腾冲出境经缅甸至印度公路通道:国内段昆明至腾冲624公里已建成高速公路,腾冲至猴桥段74公里已建成二级路;境外段猴桥至密支那129公里为二级公路。第五条是从昆明经清水河出境至缅甸的公路通道:国内从昆明至墨江265公里为高速公路,墨江至临沧为拟建高速公路,已于2015年开工,长247公里,临沧至清水河220公里为二级公路。国外段临沧孟定清水河至缅甸登尼106公里,已建成二级公路。(2)“三出境”水路通道。它指的是澜沧江-湄公河水运通道、中越红河水运通道和中缅水运通道。其中,澜沧江-湄公河已开通国际航运。目前,云南省交通厅正配合交通运输部联合老挝、缅甸和泰国共同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航道二期整治相关工作。[⑩]
2.在铁路建设方面,中国积极支持并推进泛亚铁路建设。泛亚铁路过去泛指连接欧亚大陆的货运铁路网,现在主要是指连接中国(广西、云南)与东南亚国家(老挝、越南、缅甸、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铁路网。泛亚铁路东、中、西三个方案中国境内段的建设已纳入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且建设情况良好。其中,在东线,新建玉溪至蒙自的铁路已于2005年开工建设,并于2012年8月建成开通。蒙自至河口的铁路已于2009年底开工建设,在2014年12月10号正式开通客运。在中线,昆明至玉溪铁路扩能工程已于2010年开工建设,将于2015年完工。玉溪至磨憨铁路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2014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玉磨铁路的项目建议书。[11]同时,中国也致力于支持泛亚铁路东、中、西三个方案境外段的建设,但是目前东线、西线处于停滞状态。唯中线取得较大进展。中线中老铁路项目从线路规划、可行性研究到具体的设计和开工准备,都由中国中铁垫资完成。[12]中泰铁路合作至今已举行六轮会谈,双方拟于2015年9月上旬签署中泰铁路合作的政府间框架协议,预计10月底举行开工典礼。
图1 泛亚铁路中国段
3.在民航方面,2010年11月19日,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航空运输协定》及其第一议定书。目前,中国已与东盟10个成员国签有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并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覆盖中国与东盟各国主要城市的航线网络,有效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员往来和经济贸易。2010年,中方共有10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东盟国家的直达航线,每周450个客班,13个货班。东盟方面,有18个航空公司经营至中国的航线,每周380个客班,19个货班。双方航班总量已达到每周862班。[13]
4.在信息通信领域,2006年至2011年,中国与东盟共举行了六届电信部长会议。双方签署的重要合作文件包括《中国-东盟信息通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共同发展的信息通信领域伙伴关系北京宣言》、《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等。中国-东盟电信周是双方信息通信合作的重要平台,2004年由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举行。2005年以来共举办了三届,包括部长论坛、工商论坛、无线电频谱管理研讨会、信息通信展示等活动。此外,应东盟方邀请,中方于2006年起参加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圆桌会议。中方在2001年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中国将为东盟培训100名电信高官。2002年至2010年,双方共举办了27期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以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为东盟国家培训不同专业领域、不同类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总数超过500名。[14]
(二)机制的互联互通
1.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大致分三个阶段:(1)2002年-2010年,启动并大幅下调关税阶段。自2002年11月双方签署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始,至2010年1月1日中国对东盟93%产品的贸易关税降为零。(2)2011年-2015年,全面建成自贸区阶段,即东盟越、老、柬、缅四国与中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亦实现零关税,与此同时,双方实现更广泛深入的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和投资市场。(3)2016年之后,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入巩固完善阶段。[15]
东盟统计,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3195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会议当天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宣布,中国和东盟同意开始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燕表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有望于2015年内完成,争取实现到2020年双边的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的目标。
2.中国-东盟中心成立,作为信息、咨询和活动的核心协调机构。2010年10月,中国-东盟中心官方网站启动, 2011年实体中心建成。根据2009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国-东盟中心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中心将促进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
3.次区域合作机制。(1)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2008年06月6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走廊论坛在昆明正式成立,自此,中、越、老、柬、缅、泰六国的交通走廊将逐步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经济走廊,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GMS各成员国共开展了260个合作项目,共投入资金约169.4亿美元。其中,作为中国参与GMS合作的主体省份,云南与次区域五国的贸易额由2008年的22.11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110.7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30%。[16]2015年6月11日,第七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此届论坛的主要任务是落实2014年大湄公河次区域第五次领导人会议成果,继续推动次区域交通走廊向经济走廊转化,积极解决在促进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问题。论坛通过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部长联合声明》及《加强经济走廊论坛机制建设的行动纲领》和《跨境电子商务合作平台框架文件》两个附件。
《部长联合声明》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将GMS交通走廊转变为经济走廊,寻找促进区内外贸易投资的途径,确保 GMS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欢迎GMS秘书处制订《推动实施经济走廊具体项目试点概念计划》,继续切实采取措施推动落实《经济走廊战略行动计划》,进一步促进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具体项目或领域的合作。《部长联合声明》启动制订《交通与贸易便利化行动方案》,涵盖跨境交通工具、物资、人员流动等各个方面,提高次区域交通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在具体国家选定的地点建设特殊经济区,包括双边经济合作区、边境合作区、工业园区等形式,以此促进和吸引人员、货物、资本、技术、信息和其他生产要素流动,以加速重点边境地区及整个次区域的发展。《部长联合声明》同意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以此推动区域内的跨境电商企业深化合作,增加各国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
(2) 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迄今已举办8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该论坛从机制上扫清了泛北部湾发展的障碍,促进了该地区的合作。中国也将通过该论坛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2014年5月15日,“第八届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本届论坛以“携手推进泛北合作,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围绕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重点领域和实现路径以及金融创新、贸易与投资、港口物流合作、文化传播合作与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未来中国和东盟将形成“一轴两翼”的区域合作新格局,其中,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为一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区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为两翼。
(三)人员的互联互通
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一再提速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双向旅游及教育等人文交流发展迅速。
1.旅游。在过去的“黄金十年”中,无论国家还是地区,都在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的旅游展览;航空公司积极开辟直飞航线、增加班次;旅行社间积极地合作开发、推广新的旅游产品;同时,新媒体和传统媒体都在进行持续的旅游推广。2013年东盟国家就接待了930万中国游客,中国也接待了590万来自东盟国家的游客。[17]
2.教育交流。过去7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办了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大学校长论坛、研讨会、教育展、青少年体育文化活动、学生夏令营、美食文化节,并设立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部长讲坛”和“中国-东盟教育政策对话”等80项内容丰富的活动,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搭建了宽阔的平台,成果显著。国内外学校及单位共签订务实性合作协议(备忘录)654份。协议签署方覆盖东盟10国,协议层次涉及高、中等教育,协议内容涵盖大、中学生交流、教师交流、科研合作、图书及体育器材赠送、教师互派任教等各个方面。同时,交流周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的教育合作。2010年第三届交流周倡议中国和东盟在2020年前实现“双十万学生流动计划”。据统计,目前已提前完成目标。[18]
3.文化。近20年来,中国与东盟通过部长级会议、论坛研讨、人员交流、举办艺术节和展览等形式,开展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文化交流合作,有力增进了中国和东盟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尊重和欣赏。从 2006年开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已连续举办了7年,取得很多成果——相继签署了《南宁宣言》、《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互动计划》、《东亚图书馆南宁倡议》等,为推动区域文化交流的资源共享、务实合作,为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繁荣发展,以及深化中国东盟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所述,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东盟来说,中国巨大的市场带来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而东盟要想谈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也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促进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人才、资金、物流、信息等在区域内的无障碍流通,无疑会使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乃至RCEP更具可行性和吸引力。
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又是最基础的内容。目前东盟一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发展水平差异大,存在天量投资缺口。例如,2014年11月初泰国交通部的媒体通风会上宣布,2015年至2022年的8年内,该国基础设施投资发展规划需3兆泰铢。这个规划覆盖海陆空交通运输体系的全面建设。东盟设立的基础设施基金,初始金额不足5亿美元,每年仅能资助几个项目。再加上初始资本分别为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以及总规模达100亿美元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也并不足以满足这些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除此之外,中国-东盟的互联互通建设还面临着政治互信、外部势力介入和产业结构趋同等方面的障碍。下面以泛亚铁路建设为例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中国-东盟自贸区互联互通面临的主要障碍:以泛亚铁路为例
泛亚铁路运输的运力是公路运输的20倍以上,成本还不到公路运输的1/20,因此是一个非常好的陆路载体。它不仅可以改变中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海强陆弱”局面,优化中国经济的开放空间格局,还可以带动沿线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互通和经济融合。此外,泛亚铁路还可以分散海运风险,促进战略通道多元化。以昆明为例,从昆明至缅甸仰光铁路段全长约1920公里,仰光距出海口仅34公里,然后即可直入印度洋,因而经由泛亚铁路,昆明到印度洋的总运距约为2000公里,比传统从东南沿海绕道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缩短运距5000多公里。[19]但是如上所述,泛亚铁路的东线和西线停滞,只有中线还有进行的可能。究其原因,较为复杂,有以下方面:
(一)铁路轨距不统一,成本增加,投资回收难
从技术上看,泛亚铁路建设的障碍是所经国家铁路轨距不同。东南亚国家大多使用1000毫米的窄轨;中国使用1435毫米的标准轨,链接起来难度很大。在两国铁路交接处必须换火车,客运相对简单,货运则要重新装卸,成本大增。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如上所述,对于天量的投资缺口,泰国、老挝等相关国家建设资金来源只能依靠国外资金支持。例如,从昆明到曼谷的铁路必须经过老挝,这段铁路建设需要中国援助。但是,民间资金对于泛亚铁路建好后的收益普遍不看好,因此参与建设的意愿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为他们提供技术、资金建设铁路,面临投资回收难的问题。
(二)产业结构趋同,竞争有加剧的倾向
2014年,中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801.25亿美元,同比增长8.23%。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然而,中国与东盟产业结构趋同。根据台湾综合研究院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东盟在出口品项上逾70%属于重叠项目。与中国相比,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在机电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领域具有优势,越南、柬埔寨等国在服装、鞋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与中国形成竞争。这些成员国非常担心与中国的互联互通会影响到本国的部分产业,因此仍有很多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歧视主义的非公平竞争政策,阻碍贸易、投资和服务的自由流动。据《全球贸易警报》(Global Trade Alert)2014年的数据,从2009-2013年,东盟国家的非关税性保护措施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增长趋势。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反而实施更多的保护措施。[20]
东盟国家中除了新加坡、文莱各自凭借着自身产业特质跻身高收入国家外,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中等发展国家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其竞争力相对落后。在中国-东盟的产业同质性未能有效降低的情况下,泛亚铁路建好后因为增强沿线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反而会强化双方的产业竞争关系。
四、推进策略
(一)继续增强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
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有助于加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反过来,也只有政治互信,才能有效推动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尤其是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这方面展示了极大的诚意。例如,(1)在东盟所有对话伙伴中,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东盟国家还制定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包括南海在内的本地区和平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中国正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商签进程,为双方关系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21](2)为减少东盟国家间发展差距,在公布的《中国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中,中国政府明确将协助东盟国家缩减发展差距作为对东盟援助主轴。(3)与东盟国家开展合作项目,从示范效应和“互利”的角度促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在这方面,中国北斗企业已与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就是一个例子。目前,它作为我国开展对外科技输出和科技援助的国际级平台企业,已与东盟国家建立起了良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14年,中国APEC会议启动并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制订了《APEC 推动实现 FTAAP 北京路线图》( 简称《北京路线图》)。《北京路线图》致力于将 FTAAP“从愿景变为具体行动”。但是,在实现路径上存在争议:以东盟为中心的RCEP,还是以美国为主导、排斥中国在外的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TPP)。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算,至2025年,采取TPP演变的自贸区路径,中国将遭受210亿美元利益损失。[22]因此,中国从自身利益诉求和继续增强双方政治互信的角度考虑,应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积极推进 RCEP的谈判进展。
(二)充分发挥APEC平台的优越性
区外大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介入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趋势不可避免。就目前而言,一个没有中国的TPP和一个没有美国的RCEP客观上造成了“太平洋中间划线”的事实。[23]文莱、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已先后单独加入TPP 谈判。部分国家在TPP和RCEP两者中,采取骑墙主义,无心继续推进RCEP 谈判。这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为此,中国需要充分发挥APEC平台的优越性,继续将互联互通进程向更高水平推进。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它由非正式领导人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专题组会议等组成,还通过改革设立了专职秘书长和政策研究小组,这一架构是亚太地区任何其它组织或论坛所无法比拟的。APEC涉及到经济合作的各个部门,APEC活动几乎动员了各成员经济体的所有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各部门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开展对话和磋商,经年累月形成了地区经济合作的强大势头。更为重要的是,它奉行的是一种开放的区域主义,即协调的单边自由化、自愿性与非约束性和协商一致原则,照顾了东盟国家间巨大差异,有利于营造大家庭氛围。相比较而言,美国主导的TPP强调“对等原则”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不透明性,缺乏灵活性和舒适度,更缺乏照顾到发展中经济体诉求的经济技术合作安排。[24]因此,中国可考虑充分发挥APEC平台的优越性,把握互联互通建设的方向。
(三)通过产业整合推动双边关系由竞争转型为合作
中国与东盟许多国家仍处于产业链的尾端。为避免双方产业的趋同导致的恶性竞争,中国需要通过产业整合推动双边关系由竞争转型为合作关系。(1)提升产业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尽管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是相对于东盟国家,中国仍然拥有一流的基础设施以及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供应商体系。再加之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强化配套优势、导入创新,将东盟各国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整合到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体系中。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联想、华为、中兴等电子制造业有向产业链上游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为中国东盟开展产业供应链的整合提供了动能。(2)转移落后产能。那些能耗高、环境污染大、技术含量低的低端制造业、化工、能源等产业,中国可考虑转移到东盟,将其作为双边合作的对象。东盟部分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通过承接中国转移的这些落后产能,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同时,这也为中国发展技术、服务和人才等带来机遇。因此,双方可以有较好的合作前景。(3)对有互补性的产业,加强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对于拥有互补产品的双方来说,进行政策的沟通和协调的作用之一是使不同国家和区域能够发展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然后通过增强贸易,双方互利互惠。(4)引导中国企业有序到东盟国家开展投资与合作,规避潜在风险。东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市场。政府需要通过多渠道宣传,帮助企业加强对东盟国家招商投资、行政审批等政策法规、市场环境、发展商机、经济风险等信息的了解。同时,政府需要对企业开拓东盟市场进行有效地规范和引导,防止一些企业盲目投资。
(四)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培育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
了解和尊重对方文化是中国与东盟在人员方面互联互通的前提。中国与东盟拥有相似的人文资源,地理相邻,文化相通,历史上有过很多成功的人文合作先例。为了进一步深化双方人文交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寻找适合的合作项目。如,共同开发文化产品市场,联合保护及推广民族传统节日,举办更多更高规格的传统文化艺术活动等等。(2)重视媒体对中国东盟民间互信的影响和作用。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媒体之间的沟通,呼吁东盟国家的媒体做到理性、客观、公正报道,传播中国与东盟合作之声。(3)拓宽地方交流的渠道。各方可在文化、教育、旅游、学术、新闻和智库等领域进一步完善机制化建设,尤其是加强青少年之间的沟通,不断增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民意基础。简而言之,中国与东盟深化人文交流,需要拓宽渠道,注意结合政治、经济、外交等多元渠道,特别是要注意与经贸捆绑,争取形成文化产业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汪巍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投资自由化趋势,如何充分利用外国投资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趋利弊害,进一步提高全球化下背景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笔者认为,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可结合自身优势更好地嫁接外资,推动技术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引进、吸收、创新之路。
一、适度保护民族工业,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改善中国的产业结构。
建国后,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但目前中国一些行业几乎被外资垄断,导致民族工业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控制。这与中国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的初衷相悖。所以,现阶段中方有必要在国际投资协议框架内采取适当的措施对民族工业,尤其是一些优质产业、新兴产业和具有高增长性的产业进行保护。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造,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发挥实效,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在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强化市场准入原则,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保护民族品牌等民族工业的无形资产等。
由于中国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加快企业间的并购联合,提高产业整合程度,促使工业结构从以中小企业为主向大型企业为主转变,利用并购这一当今世界现代企业最主要的成长方式,通过并购实现“强强联合”,形成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并借此培育中国第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和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与实力强大的国外跨国公司抗衡。
二、制定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
近几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资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趋势,中方可顺应这种新趋势,制定相应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倾斜政策,鼓励计算机、生物技术、银行、保险服务业、通讯服务业、旅游、教育、文化出版业、交通运输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通过合资经营、战略联盟、联合技术开发等方式与国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合作开发,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样不仅可推动中国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合理引导外资投资方向,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根据中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基础产业薄弱的特征,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能源、交通等产业。同时,引导外资和东部发达地区将加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利于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三、实行灵活的引资措施,加速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
中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在引进外国投资时,不光要注重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引入,还要加强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因为发达国家中小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一般也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其经营方式也比较灵活多样。它们一般愿意与中方合作,这样就有利于中方通过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改造中国的中小企业。
其次,要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的力度,走引进资金同时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的道路。从外商投资中国的角度考虑,他们无疑会尽量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以便使中国长期处于对他们的技术依赖状态。所以跨国公司输入中国的技术不会是最先进的,加之目前中国缺乏较成熟的吸收和再创新机制,导致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上受到外资的控制。这就要求中方在制定引资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引进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可以通过合同要求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联合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具体措施加以实现。
四、健全和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推行国民待遇原则。
将中国引进外资法律与国际法和惯例相结合,从法律上保证引进外资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应逐步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实质是对等的原则,一直以来,由于强调吸引外资,现实上在税收等许多方面外资享有本国企业无法享有的优惠政策,使内、外资企业间的不平等竞争加剧。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不仅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也有利于中国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关于“走向2020及其后的APEC”的几点意见[25]
一、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力量孱弱,步履不稳。
(二)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或新中庸,全球贸易增幅大幅降低,形成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多边贸易谈判进程缓慢。各方对自由贸易的兴趣、信心出现不同程度的动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尽管平均关税有所下降,但关税高峰以及非关税壁垒仍普遍存在。
(三)有关经济体内部政治力量左转,失业、就业不充分、工资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人口减少、中等收入陷阱等现象导致反全球化、反区域经济一体化力量强势反弹,自由贸易政策受到挑战,美国大选显示出这一力量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深刻影响,英国退欧呈现出逆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头。
(四)地缘政治不稳,在亚太地区受美国再平衡政策影响,不少经济体表现出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倾向,区域经济合作势头受阻。
(五)大型自贸区的涌现尽管能够整合众多双边自由贸易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面条碗效应,但本质上仍造成割裂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效果,又带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对亚太和其次区域造成强烈的撕裂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减弱。
(六)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矛盾更加突出。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成为焦点,发达经济体在新经济方面有先发优势,谋求进一步巩固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而发展中经济体尚未准备好参与和利用新经济,双方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导致经济合作方向呈分散趋势,各方步调不一致。
(七)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作用值得重视,贸易自由化在促进竞争的同时,导致产业调整,在配套政策不到位的情况下,产生弱势群体,导致两极分化。
二、亚太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
(一)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体量巨大,成为亚太经济增长引擎。中国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始终不渝坚持和平与发展道路,致力于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亚太各经济体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中国的决心和信心有助于推动亚太经济合作走向深入。
(二)在茂物目标所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推动下,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引擎作用,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亚太地区有为谋求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而先行对话、协商和合作的必要。APEC在推动ITA(信息技术协定)、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等方面均对全球进程做出贡献,并从中受益。
(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太经济合作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各经济体均致力于改革,谋求通过自由化进程促进本经济体经济增长和发展。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各经济为摆脱危机、迎接新经济,正逐渐进入新一轮改革进程,尽管面临重重阻力,但结构改革的力度逐步加大,这将为亚太经济合作开辟新的空间。
三、亚太经济合作的道路如何走
(一)在合作宗旨方面,要在亚太和平、发展、繁荣的基础上,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力避政治化。
(二)在合作目标方面,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不但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贸易与投资、增长与发展的良好做法,促进规制一致化,改善营商环境,降低经营成本,还要充分重视相关改革的社会成本,以包容性增长、包容性支持,化解社会矛盾,凝聚力量,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既要照顾到经济体内部的弱势群体,又要照顾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机会均等、协同发展。
(三)在合作议题方面,APEC应改革偏重贸易自由化而对其他议题照顾不够的缺点。要立足于本地区实际需要和全球经济治理的趋势,全面规划远景目标,要有大的视野,制定综合性合作议程。旨在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北京纲领》正确规划了亚太地区合作的重点领域,即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
上述三大领域再加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该构成APEC合作的重点领域,APEC应该在致力于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加强其余三个领域的合作。
对一些新议题,如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新经济议题要积极探讨,但要注意平衡,不能向发达经济体一边倒。
(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要以亚太自贸区(FTAAP)为主渠道,FTAAP应该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路径尽快落实。在FTAAP之外还要在其余三个领域缔造伙伴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sia 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PEP)[26]。
(五)在合作方式方面,要继续发挥APEC行之有效的合作原则和方式,同时,尽量找出办法弥补现有方式的不足。
1. 新的合作目标要克服茂物目标所存在的模棱两可的缺点,注意可量化、可测定,要制定明确的时间表,这样能够保证APEC的可信度。同时,要坚持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区别对待的良好做法。
2. 轮流办会的优点是能够调动各方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积极性,缺点是对合作议题的推动缺乏连续性。亚太经济合作应采取综合方式而不是零打碎敲的方式。为此,需要制定综合性的合作目标,而不是单一的合作目标。在一定的时限内,各成员经济体持续推动,在此过程中,可适当照顾本经济体诉求。
(王震宇)
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先任务[27]
—CNCPEC提供
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目前已进入新常态。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要求更加紧迫。中国将根据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适度扩大总需求,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实现以下五项优先任务:
一、 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
1、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加快突破下一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核心技术。围绕现代农业、城镇化、环境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瓶颈制约,制定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2、 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建立一批带动力强的创新型省份、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3、 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面向大众、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各类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发展新引擎。
二、 优化现代产业体系
1、 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实施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工程。推动“中国制造+互联网”取得实质性突破,引导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在信息网络、生命科学、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领域培育新兴产业,使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15%。
2、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产业升级。强化行业规范管理,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通过兼并重组和重大技术改造,支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形成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产业组织形态,同时支持专业化中小企业发展。
3、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能源、交通、市政公用等行业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发展工业设计、工商咨询、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产业。同时加快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4、 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实现城乡全面深度覆盖宽带和4G网络。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
三、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1、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干预。提高政府监管效能,制定科学有效的市场监管规则和流程。优化政府办事流程和服务标准。
2、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和协调机制。优化税制结构,全面完成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开征环境保护税,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3、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多层次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准入,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中小微金融组织。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股票和债券市场改革。健全利率、汇率市场决定机制。构建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相协调的金融管理体制,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四、 推动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
1、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推进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建设,增强枢纽和干支线机场功能。大力发展城际、城市内大容量公共交通。加强中西部和沿边地区重要枢纽和口岸建设。
2、 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优化城镇化布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转变城市和乡村发展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治理能力,推动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3、 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全面推进节能行动,强化土地和矿产节约集约利用,加大环境综合治理。
五、 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1、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使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达到16%以上。促进双向投资。放开或扩大养老育幼、会计审计、银行、证券等服务领域外资准入。支持企业扩大在境外融资和对外投资。
2、 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全面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安排。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3、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推动与加拿大、欧亚经济联盟等建立自贸关系。继续推进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办好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等全球和地区性活动。
4、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新亚欧大陆桥、中巴、孟中印缅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建设。积极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参与沿线重要港口建设与经营。
(刘洋 执笔)
亚太经济合作的五大优先任务[28]
—CNCPEC 提供
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亚太地区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较高水平,亚太大市场初具轮廓。亚太经济体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纷纷涌现。
同时,亚太经济合作也面临不少挑战:一体化进程面临碎片化威胁;一些经济体的复苏仍然脆弱;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差距仍大;寻找新的增长点以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任务艰巨;互联互通现状不能满足经济一体化的需求。针对上述问题,亚太地区今后应围绕以下5大优先任务开展经济合作:
一、推进一体化,建立更加密切的亚太大市场
1.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主渠道地位,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2. 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逐步构筑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将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到新高度。强化区域贸易协定信息交流机制,促进区域贸易协定协调发展。
3. 加快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落实APEC茂物目标和其他计划,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尤其致力于消除非关税壁垒。
4. 就投资、服务、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全球价值链、供应链联接、海关合作、环境产品和服务,良好规制以及FTAAP应涵盖的下一代贸易投资议题等领域开展合作。
5. 照顾发展中经济体诉求,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并设计和实施更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项目。
二、 发掘新的增长动力,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1. 挖掘绿色经济、蓝色经济、互联网经济等发展前景良好的新经济形态,走绿色、循环、低碳和高效发展之路。
2. 促进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亚太城镇化合作,共同推进绿色、高效能源、低碳、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合作项目。
3. 推动创新增长,加强政府、学术界和私营部门利益相关方的协作,培育有助于创新的环境;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的扶持。
4. 加强地区金融合作。增进地区货币合作;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发展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完善跨境金融交易和清算机制;扩大经济体本币在区域内的使用。
5. 在推进结构改革方面加强政策协调、对话和经验交流。
三、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实现无缝、全面联接和融合的亚太
1. 建设、维护和更新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提高其质量、可持续性和韧性。推广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帮助破解互联互通建设资金瓶颈。
2. 采取共同行动,解决贸易便利化、结构和规制改革、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领域以及其他涉及“边境后”商业环境的重大问题。努力在2020年在各经济体建立“单一窗口”系统。
3. 促进商务旅行、跨境教育、旅游便利化和专业技术人才流动,促进资质相互认定和文化交流。
4. 促进互联互通三大支柱有机结合,建立各环节相匹配的机制,充分发挥互联互通对促进贸易投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四、规划后2020亚太经济合作目标,构建亚太经济新格局
1. 通过评估茂物目标的落实情况和相关机制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在亚太地区构建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一轮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打造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亚太经济格局。
2. 探讨如何继续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新领域、新途径,特别是如何制定综合、可量度和具有时限性的目标,整合相关进程,做到协同增效。
3. 探讨如何以开放、包容原则推动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形成合力,并维护和完善对各方都有利的多边贸易体制。
4. 研究如何注重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谋求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巩固合作基础。
五、支持并完善APEC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
1. 未来10-20年是亚太地区加快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时期,为使亚太继续引导世界经济发展,要支持APEC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
2. 要充分肯定APEC奉行的协商一致和非约束性原则以及开放的区域主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坚持APEC大家庭精神。
3. 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共同规划发展愿景, 制定富有雄心的合作目标和蓝图;积极发挥孵化器和推进器作用,将共识转化为行动,推动APEC取得新成果,实现新突破,为亚太未来增长和共同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探讨提高APEC工作效率的途径。
4. 将APEC打造成推动一体化的制度平台,加强经验交流的政策平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开放平台,深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平台,推进互联互通的联接平台。
5. 加大对发展中成员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优势互补,扩大联动效应,实现共同发展。
(王震宇执笔)
--简评秘鲁APEC会议
第二十四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已经落幕。这是秘鲁相隔8年之后第二次主办APEC会议。秘鲁上次办会恰逢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本次办会之际,世界和亚太地区仍未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的脚步仍显孱弱。但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面临强大的反全球化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给APEC 所倡导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放弃推动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批准程序,而特朗普在选举过程中一再声称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撤回TPP,TPP的暗淡前景对今年的APEC会议投下了阴影。另一方面,APEC东道主在主办大会之年迎来总统大选,但大选之年不可避免的难以全副精力办会,所幸政权平稳过渡,新任总统库钦斯基延续了秘鲁对APEC的承诺,APEC会议圆满结束。
一、会议议题和主要成果
评价APEC会议要看其主题议题是否切合时代要求,看其取得何种会议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APEC进程。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高质量增长和人类发展”,在此主题下,设有四个优先议题,即区域经济一体化与高质量增长、加强区域粮食市场、中小微企业现代化、以及人力资本开发。主题和议题的选择一方面反映出当前亚太地区对经济增长的普遍关切以及对增长动力之源的探索。另一方面也凸显出秘鲁作为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增长的关注和对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重视。回顾2008年APEC会议,秘鲁所强调的是发展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的社会维度,希望社会各方全体参与全球化,全体受益于全球化。本次会议则强调增长质量,强调中小微企业参与国际化。上次办会,秘鲁将粮食安全作为重点议题,本次会议仍将粮食安全作为四个优先议题之一,这是与秘鲁粮食尚不能完全自给、政府力图振兴农业的战略[29]密切相关的。
本次会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议题上形成了两份重要文件和一项影响APEC未来发展的重要行动。
首先,会议积极推动落实2014年APEC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北京路线图》方面取得重要成绩。APEC利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亚太自贸区的《集体战略研究》,提出了政策建议,并将这些建议以《利马FTAAP宣言》的形式列入APEC领导人宣言的附件。APEC领导人重申FTAAP的最终实现是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工具。
《利马FTAAP宣言》为在对未来数年继续推动FTAAP制定了工作规划,该文件重申了《北京路线图》的相关原则、要求加快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作为通向FTAAP的路径加快进度,继续加强结构改革和能力建设等APEC现有工作,在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业、投资和原产地规则等方面提出了重点工作目标,并为完成这些工作制定了工作进展制度。APEC领导人明确要求相关官员如实完成和汇报相关工作,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制定实现FTAAP的后续步骤。
可以说,APEC作为FTAAP的孵化器,保持了持续推动FTAAP的势头。笔者参加了今年的APEC双部长会议,与会各经济体部长对这一成果给予高度评价,纷纷表示这是今年APEC会议的最突出的,或者说,唯一重要的成果。
其二,会议出台了《APEC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2016-2025)》。这与2015年马尼拉会议上出台的《服务业合作框架》一起构成了APEC推动服务业自由化的一揽子文件。《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强调行动,制定了到2025年完成的一系列的政策目标,其中包括放宽服务与投资限制、扩大APEC经济体在世界服务业总出口的比重、服务贸易综合平均增长率超过6.8%[30]、到2025年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全球平均值等。《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列出了14项APEC的共同行动计划,并鼓励各经济体开展与服务业相关的单边改革,文件并制定了实施措施,如开展同行学习、制定服务业规制指数衡量各经济体服务业环境等。
各方对《服务业竞争力路线图》表示积极支持。这是与服务业在各经济体的重要地位所分不开的,平均看,服务业占APEC各经济体经济比重的三分之二,亚太地区服务贸易占总贸易额的45%,占世界服务贸易的52%。各方认识到,要促进高质量增长就需要提高服务业竞争力,因此,APEC领导人提出致力于创造一个开放的、可预见的服务业准入环境。
其三,APEC领导人重申了对茂物目标的承诺,对各经济体完成该目标的情况进行了第二期评估。各方面认识到各经济体在执行该目标方面进展是不均衡的,存在一些问题,例如,APEC各经济体平均最惠国关税尽管已经下降到5.7%(2012年),但农产品平均关税仍达12%,零关税产品仅占45.4%,特别在农产品领域还存在大量关税高峰。近年来,非关税措施在APEC地区大量出现,从2004年的814项提高到2014年的1364项,10年提高了68%,特别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数量猛增。[31] 在离2020年茂物目标的最后完成期限还剩4年的时点,APEC领导人指示有关官员继续工作。
在这方面,秘鲁的一大贡献是围绕2020年以后亚太经济合作前景开展了一系列对话。领导人决定在2020年之前每年都开展这样的对话,制定迈向2020和其后的亚太经济合作议程。APEC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茂物目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20之后APEC之路该怎样走?秘鲁发起的对话具有战略意义。
此外,APEC继续保持推动互联互通议题的势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互联互通不是今年APEC会议的优先议题,但APEC领导人宣言以较大篇幅强调了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宣言提出了“建设真实(real)、管用(functional)的地区互联互通”的说法,重申建设全面无缝连接和一体化的亚太,承诺积极落实2014年北京会议制订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并为此加强政策协调、设施联通、无障碍贸易、金融一体化和人员交往纽带。
二、利马会议高度呼应北京会议,中国作用凸显
2014年APEC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在塑造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会议成果重在落实,而对《FTAAP北京路线图》的落实工作是重中之重。
中国对秘鲁APEC会议的成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FTAAP方面,中国与美国密切协调,加强对话,确保了《集体战略研究》按时完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与美国的消极保守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是APEC正式提出FTAAP的十周年,要是中美双方不配合,导致《集体战略研究》流产,那么,APEC的推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形象和推动重大战略举动的信誉将倍受打击,在全球化进程进入困难时期之际,这种失败将是悲剧性的。这样看来,中国对FTAAP的推进之功就相当明显了。
同样,在推进互联互通方面,中方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恐怕更多的是中方以实际行动发挥表率作用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长足进展,参与和支持国家和国际组织从50余家发展到100余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快速发起,起步良好,丝路基金业已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对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拉美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秘鲁前外交部长、前驻华大使冈萨略•古铁雷斯就呼吁“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拉美。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也倡导互联互通,宣传了“一带一路”的进展和理念,并向各方发出了邀请,满足了有关方面的期待。
秘鲁会议关于高质量增长的探讨与北京会议《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遥相呼应,创新、结构改革、包容性支持等共识在秘鲁会议上再度得到强调。
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力挺经济一体化
习近平主席在两个重要发言中均开宗明义,强调APEC要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指出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倡导“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32]。这是中方在APEC会议上反复强调的观点,今年的APEC宣言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思想。
会上,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率先发言表达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非关税措施盛行的担忧,坚定支持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赞同FTAAP。同时,发展中经济体也表达了对能力建设和包容性增长的积极诉求。发展中经济体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不退缩,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四、发达经济体较为失落,美国仍然留在亚太
TPP遇挫使得其成员国精神不振,一些成员国呼吁有关各方尽快完成各自的国内手续,推动TPP早日进入实施阶段。有些成员国则相对超脱,只字未提TPP。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双部长会议上说,美国政府换来换去,但美国的利益不变,美国仍将与亚太各方保持接触。这句话透着无奈,但也是大实话。
这也让人回想起习近平主席四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太平洋够大,足以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为了APEC的持续发展,为了亚太的和平与繁荣,中美两国还要携手合作。
(王震宇)
[①] 本文是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会名誉会长黄孟复在我会2016年年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定)。题目为编者所加。
[②]本文是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会名誉会长黄孟复在我会举办的亚太互联互通倡议对接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③] 2016年是中国加入APEC 25周年,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5周年回顾与展望》的署名文章,回顾25年来中国参与APEC的贡献与收获,展望未来APEC合作前景。
[④]本文是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署名文章。
[⑤]本文是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谈践于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夕,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
[⑥] 本文是中国APEC高官、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司长谈践在亚太互联互通倡议对接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翻译,未经作者审定,题目为编者所加。
[⑦] 本文是我会会长、PECC 双主席之一唐国强大使应邀在越南河内举办的"APEC2017年工作重点"研讨会上的讲话。
[⑧]本文是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我会副会长刘晨阳教授在亚太互联互通倡议对接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⑨]互联互通促东亚经济一体化 摒弃“你输我赢”零和思维[EB/OL],http://finance.cnr.cn/jjpl/201411/t20141114_516778970.shtml
[⑩]昆缅大通道——墨江至临沧高速公路今年开建[EB/OL],
http://www.zgjtb.com/gonglu/2015-05/26/content_30163.htm
[11] 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EB/OL],http://www.fmprc.gov.cn/ce/ceph/chn/zt/zgdmjldhgx20zn/t893348.htm
[12] 孙伯银. 泛亚铁路开启一带一路[EB/OL].
http://sunboyin.blog.163.com/blog/static/210813074201562161947262/
[14]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EB/OL],http://www.fmprc.gov.cn/ce/ceph/chn/zt/zgdmjldhgx20zn/t893348.htm
[15]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三个阶段[EB/OL],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5-04/6290721.html
[16]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论坛召开 各方关注推进务实合作[EB/OL],http://gb.cri.cn/42071/2015/06/11/8011s4994556.htm.
[17] 东盟民间人士期待与中国进行更多旅游合作[EB/OL]],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4-09/21/c_1112562683.htm..
[19]互联互通促东亚经济一体化 摒弃“你输我赢”零和思维[EB/OL],http://finance.cnr.cn/jjpl/201411/t20141114_516778970.shtml
[20] 周玉渊.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J], 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
[21] 王毅. 东盟共同体:亚洲一体化的新起点[J],人民论坛,2015年第5期。
[22] 赫荣亮 关兵. 亚太自贸区:中国的机遇和挑战[N], 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3月17日。
[23] 唐国强、王震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变、路径及展望[J], 国际问题研究. 2014(01)
[24]赫荣亮 关兵. 亚太自贸区:中国的机遇和挑战[N], 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3月17日。
[25] 近年来,随着2020年这一茂物目标最后实现期限的来临,人们开始考虑走向2020年及以后的亚太经济合作议程,2016年9月PECC将此课题列为旗舰项目,为APEC的相关讨论和议程制定提供智力支持。本文是作者对相关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研究。
[26]此观点由美国东西方中心主任查尔斯莫里森于2013年在我会组织的APEC基金项目上首次提出,当时他提出“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PEP),但其目的是要消解FTAAP。此处,我们强调FTAAP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27] 为推动PECC加强合作,重塑活力,PECC双主席之一、我会会长唐国强大使在PECC扬州常委会前夕,提出PECC各成员经济体委员会各自列出本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先任务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五大优先任务,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决定PECC今后的研究课题。本文是我会列出的国内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先任务。
[28]为推动PECC加强合作,重塑活力,PECC双主席之一、我会会长唐国强大使在PECC扬州常委会前夕,提出PECC各成员经济体委员会各自列出本经济体经济发展的五大优先任务和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五大优先任务,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决定PECC今后的研究课题。本文是我会列出的亚太经济合作的五大优先任务。
[29] 驻秘鲁使馆经商处,秘鲁农牧业简况,2011-08-27,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i/dxfw/nbgz/201108/20110807714298.html
[30] 历史平均值。
[31] 有关数据见APEC关于实现亚太自贸区相关议题的集体战略研究报告第4章。
[32]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11月19日,利马,http://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cfegdwbl_688230/zxxx_688232/t141687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