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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洋 经 合 研 究

中  国  太  平  洋                                                

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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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合刊目录

上篇 领导讲话、刊文

1、王毅部长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3

2、黄孟复名誉会长在我会第十三届大会上的讲话…………………………………18

3、李保东副部长《人民日报》署名文章：携手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22

4、苏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25

5、苏格：2017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乱中有变，变中有治 …………………… 28

中篇 会议成果文件、学术报告

6、“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探索”国际研讨会会议纪要………38

7、秘鲁前外长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45

8、新西兰ABAC雅克比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如何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51

9、智利前驻华大使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58

10、全毅：携手共迎亚太新时代……………………………………………………62

11、唐国强、王震宇、刘洋：对后2020时代亚太自贸进程“三步走方案”

的有关考虑和建议………………………………………………………………65

                                                                                                                              

下篇 区域经济合作具体问题研究

12、张蕴岭：亚太经济政治局势发展趋势及特点…………………………………75

13、阮宗泽：“一带一路”开辟合作共赢新天地 …………………………………81

14、彼得·派特瑞：美国撤出不应妨碍亚洲经济一体化…………………………87

15、冯慧兰：亚太数字经济议程……………………………………………………90

16、陈文玲：“E国际贸易”将成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 …………………………106 

 

 

 

 

 

 

 

 

 

 

 

 

上篇  领导讲话、刊文

 

 

 

 

 

 

 

 

 

 

 

在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1]来源： （供稿） （供稿）

外交部部长 王毅

（2017年12月9日，北京）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很高兴又同大家在年末相聚，共同回顾一年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盘点中国外交的春华秋实，同时也听取大家对下一步外交工作的真知灼见。

　　即将过去的2017年，不论对世界还是中国，都是具有特殊和重要意义的一年。

　　对世界而言，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处于发展演变的重要关头，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人类社会再一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是共赢还是零和？对这些问题，各方都在认真思索。在此过程当中，大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将会牵动世界的未来发展，也攸关人类的前途命运。

　　就中国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年我们胜利召开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征程，同时也明确了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应当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对困扰世界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国答案，那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2017年，既是中国外交的回顾总结之年，又是开启新篇之年。

　　今年以来，我们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过去5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推动中国外交继续积极创新，开拓进取，又取得不少重要突破和进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描绘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世纪蓝图。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四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不断释放合作共赢的红利，不断汇聚吸引力凝聚力，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把合作的希望寄托于“一带一路”。

　　今年5月，习主席在北京成功主持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各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与会，出现一席难求的盛况。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首脑齐聚北京，130多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踊跃参会，成为中国首倡主办、层级最高、规模最大的多边外交活动，形成世界各国合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共识。

　　这次论坛上，习主席提出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目标，规划了“一带一路”未来合作的路径，展示了共同发展繁荣的前景。论坛以行动为导向、以项目为落脚点，达成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合作成果，推动一系列重大合作项目落地，编织起以亚欧大陆为中心，辐射全球各大陆、连接世界各大洋的互利合作网络，构建起发展战略对接、各自优势互补、彼此互联互通、包容开放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关键在于抓住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两大矛盾，针对经济增长乏力、合作动力不足双重困境，顺应各国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从全球更大范围整合经济要素和发展资源，从而为破解发展难题、完善经济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全球化再平衡开辟了新的路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同80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契机，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全面展开，日益呈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不仅对全球发展产生积极和深远影响，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和持久动力。

　　二是发出了引领全球化方向的时代强音。面对世界经济低迷不振，复苏艰难，面对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纷争不断，政治家的判断力、领导力和行动力比黄金还要宝贵。习主席年初达沃斯之行，为世界各国提振了信心，给全球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习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再大的困难都不可能阻挡人类前行的步伐。遇到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开全球化的历史倒车行不通，就像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退回到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强调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习主席还提出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再平衡的中国方案，呼吁联手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习主席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领导人首次到访这一多边国际组织，也是继习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后又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进一步发出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全力支持多边主义的明确信号。习主席登上万国宫讲坛，系统阐述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国际倡议，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全球性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使中国理念上升为国际共识。

　　从达沃斯到日内瓦，从汉堡到岘港，习主席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发表重要演讲，提出鲜明主张，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体系变革最为积极的因素，正在成为完善全球治理最为活跃的动力，中国梦与世界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是在稳定大国关系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美关系不仅攸关两国福祉，而且牵动整个世界。中美打开交往大门45年，一路走来有鲜花也有荆棘，有风雨更有彩虹。中美从相互隔绝发展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关键在于双方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把握好前进的正确方向。

　　两国元首的引领，历来都是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今年以来，习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举行3次会晤，多次通话通信，为世界上这对最复杂、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发挥了战略稳定作用。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不久，中美元首就举行海湖庄园会晤，确立了涵盖中美关系各个领域的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商定了主要方向的合作规划，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和良好开局。中共十九大闭幕不久，特朗普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同意在互利互惠基础上拓展广泛领域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善管控分歧，访问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果，就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美方表示期待建立起更为强劲有力的美中关系。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彼此良性互动，致力合作共赢，是向国际社会发出的积极信号，也将为各方带来正面预期，不仅对中美双方有利，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当然，中美关系从来都难以一帆风顺，始终是在克服各种困难和干扰中向前发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中国无意改变美国，也不想取代美国；美国无法左右中国，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发展。随着两国各领域合作全面铺开，各层次交往日益密切，中美彼此的利益越来越相互交融，共同利益已经远远超越分歧。合作则共赢，对抗必双输，这是任何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会认同的客观事实，也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为此，中美之间需要进一步相互适应。中国愿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平共处；美国也需要了解和接受一个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中美交往当然要遵守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是中美共同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对中美两国而言，零和博弈、寻求对抗的陈旧思维已不可取，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才是开辟未来的正道。

　　中俄两国互为最大的邻国，中俄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的检验，日益显示其坚韧性和稳定性，呈现出历史的厚重感和穿透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努力下保持高水平运行。今年一年内，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实现了互访，举行5次会晤，密集沟通对表，在关乎全球战略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紧密协作，在关乎欧亚地区振兴的发展战略上加强深度对接，引领中俄战略协作向着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不断迈进，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维护和平安宁、主持公平正义、倡导合作共赢的重要基石。

　　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习主席成功访问德国、瑞士、芬兰，在汉堡同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以及英国首相梅举行会晤，保持和加强战略沟通。李克强总理出席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推进跨区域合作平台建设。面对欧洲内部聚集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中国对欧政策稳如泰山，始终如一。我们将继续从全球格局和世界大势看待和推进中欧关系，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乐见欧盟的团结与发展，坚持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和处理分歧。同时，通过扩大相互利益汇合点，打造区域合作增长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中欧关系的战略内涵。

　　四是维护了周边形势稳定和地区合作势头。中国人常讲，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同邻国关系理应好上加好，亲上加亲。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首次出访就选择了越南和老挝这两个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国，传统友谊焕发生机，务实合作深化拓展，并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明确信号。一年来，习主席两次会见杜特尔特总统，李总理成功访问菲律宾，中菲关系展现稳定发展的前景。我们结交新朋友，更不忘老朋友，同柬埔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传统友好国家深化了彼此互信，巩固了相互支持。

　　一段时间以来，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遭遇寒流。文在寅总统就任后，选择了对华友好合作，对外作出了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的重要表态，双方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一致。再过几天，文在寅总统将应习主席邀请对华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方愿同韩方共同努力，以中韩建交25周年为契机，珍惜迄今合作成果，增进相互了解信任，有效管控矛盾分歧，深化务实互利合作，推动中韩关系健康发展，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45年的经验教训足以使人们认识到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和健康发展的至关重要。中方重视日方这段时间采取的改善对华关系举措，欢迎日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希望日方不犹豫，不后退，不反复，多做有助于增信释疑的事情，多出有利于良性互动的主意，只要持续向前走，光明就在前头。我们愿与日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使中日友好重新成为两国交往的主流。

　　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战略契合点远远大于具体分歧，合作需要明显超越局部摩擦。我们一贯重视作为两大邻国和两大文明古国的睦邻友好，同时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权益与领土完整。我们有理有利有节处理了印度边防部队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事件，通过外交手段使印方撤回装备和人员，既体现了对中印关系的珍惜和重视，也彰显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诚意与担当。我们相信，只要双方深入开展战略沟通，及时消除战略疑虑，中印合作的战略价值就会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印就能实现两国领导人期待的“龙象共舞”和“1+1=11”的前景。

　　中蒙关系前一段经历了一些曲折。蒙古人民党新政府成立以来，更加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上个星期，蒙古新任外长首次访华，强调蒙古把中国置于对外政策的优先战略位置，重申蒙古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在涉藏、涉疆以及台湾问题上的核心利益，中方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蒙方意识到保持自身政策稳定的重要性，希把蒙中关系打造成邻国交往的典范，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愿与蒙方为此作出共同努力。

　　中国历来是周边区域合作的引领者，地区和平发展的守望者。在岘港，面对亚太经济合作新形势新挑战，习主席在APEC领导人会议上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呼吁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取得新的进展。在阿斯塔纳，习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首次峰会，强调应不忘初心，弘扬“上海精神”，同时与时俱进，开创地区合作新局面，确保上合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向前发展。在马尼拉，李总理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从成长期迈向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成熟期，呼吁加快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进程。我们还积极推动澜湄合作这一中国首倡的次区域合作，弘扬“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的澜湄主题，培育“平等相待、真诚互助、亲如一家”的澜湄文化，以推土机精神，开展接地气合作，突出务实高效，聚焦民生改善。启动一年多来，已取得可观早期收获，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全面运行，创造了“天天有进展，月月有成果”的澜湄效率。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为历届中国政府所坚持，既体现了中国在政策上的连续性，又展示了我们维护主权的坚定性。南海沿岸诸国都是中国的邻国，我们始终希望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推动南海局势降温趋缓，同东盟国家恢复并巩固了通过当事国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推进了地区国家共同制定南海规则的进程。在提前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基础上，已正式宣布启动“准则”实质性案文的具体磋商。

　　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的信任弥足珍贵，稳定南海局势的成果来之不易。个别域外国家似乎对南海风平浪静并不舒服，还想伺机兴风作浪。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和东盟国家完全有能力，也有智慧共同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作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中国积极斡旋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在半岛核问题上，我们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出发，始终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为此，我们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各项涉朝决议，一方面以实际行动阻遏朝鲜的核导开发进程，一方面提出旨在为恢复对话谈判创造条件的“双暂停”倡议。中国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秉持负责任的态度，为执行决议、劝和促谈、维稳防乱履行了应尽的国际义务，发挥了自身的独特作用。我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推动双方同意建立双边危机管控机制，为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与重建、改善阿巴双边关系作出了贡献。我们对缅甸和孟加拉展开斡旋努力，提出了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的“三步走”设想，得到缅孟两国积极响应，为双方坐下来达成初步共识、签署相关协议发挥了作用。

　　五是开启了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在习主席亲自主持下，通过金砖五国共同努力，金砖机制顶住各种唱衰的论调，在厦门举行的领导人会晤取得圆满成功。厦门会晤决定，发展更紧密、更广泛、更全面的金砖战略伙伴关系，打造金砖合作经贸财金、政治安全、人文交流“三轮驱动”升级版，不仅为金砖国家合作开辟了更加光明的未来，而且提振了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前景的正面预期，在金砖合作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厦门会晤还开创了“金砖+”合作新模式，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首次从全球范围邀请埃及等5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出席，聚焦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了与非洲、拉美、中东、欧亚国家的务实合作，构建了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新平台。

　　除了这五大方面主要成果，我们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积极服务国内开放发展，加快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不断创新公共外交方式，启动推进对外工作机制体制改革，中国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能够全方位展开，取得开创性成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外交工作的正确领导和亲力亲为。五年来，习总书记洞察世界大势，站立时代潮头，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和新战略，引领着中国外交不断前行；习总书记不辞辛劳，密集的元首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提升了国际地位，树立起大国形象，展现出领袖风范。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构建”概括了中国外交今后努力的总目标。

　　“两个构建”，源自五千年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优良传统，源自六十多年来新中国和平外交的核心价值，也源自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与各国人民福祉融为一体的世界情怀。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其核心内涵，一是相互尊重，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同制度、宗教、文明一视同仁。二是公平正义，强调反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维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三是合作共赢，呼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倡导共谋发展、互利互惠的新思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要拿出解决各种全球性难题的方案。不管什么国家，哪个民族，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可谓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应当把这个世界建设成和睦的大家庭，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具体而言就是推动建设“五个世界”，包括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既是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国际层面的延伸，也顺应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2018年，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也需要呈现新气象，展示新作为，体现新担当。

　　我们将践行十九大作出的战略规划部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十九大报告关于外交部分的开篇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要把自身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3亿多中国人整体实现现代化，将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外交必须首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更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更坚实的外部助力。与此同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应当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心系全球，兼济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应尽的国际责任，为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应当有更加远大的目光，更加恢宏的格局，更加开阔的胸襟，更加从容的气度，更多从全世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作为。

　　面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我们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我们将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当代国际体系，维护和拓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我们将发挥好负责任大国作用，始终坚定不移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一、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近年来，中国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并建设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在这一开放包容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已同100多个国家建立起伙伴关系。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各有不同，伙伴关系的名称和形式也不尽一致，但其实质内涵都是平等相待，互利共赢，都超越了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的这一重要实践，为各国之间探索相处之道提供了新的选择，受到各方的普遍欢迎和认可。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不断提升伙伴关系的含金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创造条件，增添动力。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大国是关键。我们将继续加强同俄罗斯、美国、欧洲等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维护全球和平安宁，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二、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着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我们与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历来是和平与发展的同路人，具有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天然条件。习主席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倡议，首先就是立足周边，面向发展中国家。我们将从周边起步，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稳步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

　　我们将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抓住明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等重要节点，通过制定“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帮助友好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办好博鳌亚洲论坛、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两大面向周边的主场外交，凝聚守望相助的地区共识，增添区域合作的发展动力。我们将坚持落实《宣言》和“准则”磋商“双轮驱动”，同域内国家一道，维护南海稳定，推动海上合作。我们还将同地区各国继续推动RCEP有关商谈进程，争取早日签署，为亚太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我们将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继续用好中非、中拉、中阿之间业已建立的机制性合作平台。明年中国外交的一件大事，就是主办好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这一盛会。我们愿同非洲的兄弟姐妹共商未来发展大计，就中非合作推出新举措，打造新亮点，迈上新台阶。尤其是响应广大非洲国家的愿望，把“一带一路”倡议与非洲2063年议程更紧密相互对接，让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引领中非全方位合作新的强劲动力。我们还将同拉美、阿拉伯国家举行中拉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的部长级会议，为中拉、中阿合作注入新的内涵。

　　三、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互利合作造福世界各国。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的重要讲话，擘画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我们愿同各方一起，脚踏实地加油干，实施好首届高峰论坛的270项成果，建设好论坛的后续机制，开好重点领域部长级会议，为2019年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做好准备。我们愿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落到实处，同更多国家达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以骨干通道和关键节点上的大项目为重点，取得更多惠及民生的早期收获。从中巴经济走廊到中老、中缅经济走廊，从比雷埃夫斯港到皎漂港，从亚洲的中老、中泰铁路到非洲、欧洲乃至拉丁美洲的铁路项目，我们将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动力转换、提质升级。切实贯彻落实好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充分发挥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辐射和带动功能。

　　此外，习主席已经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宣布，明年中国将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将是全世界第一个专门为进口举办的博览会，向世界表明中国愿意打开自己的市场，让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四、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为世界稳定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中国愿意参与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介入方式。我们将继续倡导并践行“解决热点问题三原则”，即：坚持不干涉内政，反对强加于人；坚持客观公道，反对谋取私利；坚持政治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这些原则经历了实践检验，取得了积极成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当前，朝鲜半岛形势仍然深陷示强与对抗的恶性循环，前景不容乐观。但同时也要看到，和平的希望仍未湮灭，谈判的前景依然存在，动武的选择绝不可接受。我们认为，下一步各方还是应当认真考虑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先走出缓和局势的第一步，至少先把半岛局势从目前的“对抗黑洞”中拉出来，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氛围。

　　在半岛核问题上，中方做了比各方都要多的努力，承受了比各方都要大的代价。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应当有一个共同的遵循，那就是必须遵循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规定和精神。安理会决议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是各成员方都需要遵守的国际责任，中方也将予以严格执行。如果谁提出不符合安理会决议的要求，实施安理会决议以外的举措，甚至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势必破坏安理会的团结，损害别国的正当权益，我们也决不会赞同和接受。

　　这几天，中东局势再起波折。中国一向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须依据联合国决议通过对话谈判确定，“两国方案”仍是从根本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行途径。我们呼吁各方都保持谨慎克制，避免为挑战丛生的中东局势制造新的动荡。我们将落实好习主席提出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争取年内在北京举行巴以和平人士研讨会，为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叙利亚问题有望转入政治解决的新阶段，我们支持通过对话谈判达成未来政治安排，支持通过合力反恐维护地区稳定，支持通过和平重建实现长治久安。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与投入。年底前，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国外长预定在北京举行首次三方外长会，就阿富汗和平和解重建、改善阿巴关系、开展中阿巴三方合作等展开探讨，争取达成更多共识，取得可视成果。我们还将继续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缅甸若开邦问题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五、进一步贴近国情和人民需求，加大服务国内发展和保护海外利益的力度。今年，外交部先后在蓝厅举办了五场全球推介活动，支持云南、安徽、吉林、内蒙古、江西等5个中西部省区提升全球知名度，打造国际新名片，产生了积极成效。我们还成功举办多场外交外事知识进高校和进党校等活动，增进了社会各界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理解认知。

　　我们将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更好为国内发展服好务。2018年，外交部将以“新时代的中国”为主题，办好更多地方省区市全球推介，全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2022年冬奥会等战略部署，为各地扩大对外开放搭建高层次平台。我们还将发挥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信息资源优势，为国内改革发展提供“定制信息服务”。

　　打造海外民生工程永远在路上。我们将不断加强能力和机制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领事工作改革，完善12308微信版等领事信息平台，让外交领事服务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我们将适应海外利益不断延伸的新形势，适应人员和企业“走出去”的新特点，加大推动中外人员往来便利化。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领事保护机制体制，探索构建海外中国平安体系，编织中国公民和企业在海外的可靠安全网络。

　　各位专家，各位朋友，

　　“潮起宜踏浪，风正可扬帆。”今天的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调整；今天的中国，即将迎来民族复兴的最终胜利。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在此过程中，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建言献策。谢谢大家。

 

在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第十三届大会上的讲话[2]

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会名誉会长 黄孟复

（2017年12月21日，北京）

 

各位理事、委员，各位来宾：

上午好！今年是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成立三十周年。过去三十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亚太地区更是处于变化的中心。今天我讲话主要谈两点：一是如何看待变化；二是全委会的工作。

一、关于世界和国内变化

首先我们看世界经济变化。世界贸易组织（WTO）建立后，全球化速度增快，最初阶段平均每年经济增速达5%以上，表现为美国超前消费、欧洲高福利、中国大生产。在这段时期，我国建工厂、买设备、进原料，成为世界工厂。美国一方面享受着中国等地出产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不断膨胀，最终导致次贷危机。与此同时，欧洲民主选举制度陷入困境，谁都不敢触碰高福利这个敏感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消费能力下降，我国出口急剧下跌。国内生产面临能源紧缺，人力、土地价格上涨等不利局面。巴西等国也意识到矿产过度开发引起的诸多隐患。全球经济呈现整体性衰退。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变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每个国家都在思考全球化的出路，均认为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不可延续，必须要以新兴产业替代高消费、高耗能的旧模式。如今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在崛起，老产业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

再过几天，即将进入2018年，距上次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世界金融进入了新时代。全球化在这个新时代面临着哪些新问题？不难发现，那些经济比较优势明显的国家获利大，利益分配不均。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少地区出现了划小圈圈的现象，尤以美国为甚。而我国坚持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促进全球化的正能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化是个相对虚的概念，必须辅以具体方案才可落实。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即是中国版的全球化方案。它不设任何门槛，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国家加入。从历史上看，世界贸易是从东向西发展的。如果这条贸易古商道重新兴旺，必将带动全球经济活跃起来。如今中国经济的新增量对世界经济新增总量的贡献率高达33.2%，约占三分之一，位居世界各国首位。整个亚太地区更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APEC成员经济普遍向好。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遭遇困境，特别是在政治上不再相信自己秉持的那套理念。大家可以环顾四周，看看世界乱在什么地方？有西方掺合的地区大多生乱。本来乌克兰地处东西方交汇要塞，具有天然地缘优势。没想到一边倒向西方之后，反而落得两头不讨好，国家陷入混乱。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等国家亦是如此，经济全面停滞，恐怖主义滋生。西方国家没有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却不断输出武器。西方宣扬所谓“人权无国界”，却一再挑起战争。试问各位，还有什么比战争更破坏人权的么？每天会造成多少伤亡？多少人会变成残疾？有的国家还想在朝鲜挑事。如果一旦发生战事，还有比中国、韩国、日本更遭殃的国家么？美国倒是可以远远地作壁上观。我们绝不允许在这个地区生战生乱！

我们再看国内变化。经过过去三四十年的努力，经济发展起来了，老百姓有了剩余粮食，草房变成瓦房，废墟上建起楼房。现在吃菜要吃有机的，吃肉要讲品牌的，房子要住绿色环保的。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为什么叫新时代？它和老时代有什么区别？我想，国家处于将强未强、国民处于将富未富，就是这个“新”字所在。全力以赴把国家建设成为世界强国、发达国家就是新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前两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我们要从粗放型、大规模经济模式转向精细化管理。产品要先提高质量，销路打开了再追求数量。企业也不应再以市场占有率作为唯一标准，更要注重品质。

十九大报告中对国家发展提出三步走战略。而我个人更关注科技三步走。到2020年，中国应争取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是有硬性标准的，即科技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0%以上，目前我们还没到60%。要实现2020年创新型国家目标，全社会研发投入资金应至少占GDP的2.5%，去年我们才2.1%。到2035年，我们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前列；2049年，要建成世界强国。经济升级不是广投资、建厂房、买设备，而是要进行技术改造、工业创新、产业升级，增加高科技产业的比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专利世界第一、研发人员数量第一。中国人脑子够用。现在问题是知名高校前5%的拔尖人才都出国了。虽然也有人学成归国，但人才流失现象必须引起重视。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同样是新时代的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率6%或7%问题都不大，关键是要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那现在这场改革取得突破了么？我认为这是需要研究的。现在有些报道称传统工业复苏了，但这是在连续下跌50个月之后的反弹，和调整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质量提高关系不大。虽然我们面临诸多困难，但我们有信心，实现上述科技三步走的目标是有希望的。

纵观过去三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从服从型变为引导型。中国人点子多、创新精神强。现在的新四大发明就是例证。但我们需警惕，不要被外界赞誉冲昏头脑。我认为，要在中国兴起创新热潮，金融系统改革势在必行。现在的金融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风险当然要防控，但不能不支持实体经济、不支持中小型企业、不支持科技创新！庞大的金融体系游离于科技创新之外，这是极不正常的，不能让创新公司都去找风投吧？我国广义货币（M2）供应量已连续五年世界第一，为什么科技成果却有限？这说明金融与科技创新是两张皮。国有银行贷款利率太高，中小企业根本吃不消。利润都落在银行系统，这是必须要改革的。如今到处都在宣传互联网+，这不错。但互联网必须要有实体经济作基础。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互联网+，更要有改革+、科技创新+，要在新时代发挥更大作用。

二、对全委会工作的建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提高、影响力扩大，其他国家都想听听中国意见，重视中国方案。亚太地区是全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美国不是不想“重返亚太”，只是返不回来。它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搞得一塌糊涂，负担太重。我会作为民间组织，要充分利用这一大好形势，做好二轨外交。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我们在亚太地区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对全世界都很有吸引力，只要参加进来，就是我们的伙伴。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伙伴强弱均可，自由自愿。大家共同建设、共同获利。总而言之，希望全委会围绕我外交工作整体布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放在亚太地区，聚焦东盟，为国家总体发展和亚太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陈晓林 整理）

 

 

携手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3]

外交部副部长 李保东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0日至11日在越南岘港举行，习近平主席将应邀出席。此次会议是党的十九大后中国国家元首出席的首场多边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将在此次会议上提出哪些重要合作主张，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备受各方关注和期待。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巴厘岛首次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亚太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习主席指出，在世界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的背景下，亚太经济体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4年多来，尽管面临经济全球化深刻调整、保护主义抬头等重重挑战，亚太总体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这一大方向，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全方位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亚太自贸区进程为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提供了重要抓手。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决定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批准了《北京路线图》。2016年，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如期完成，APEC利马领导人会议通过《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重申亚太自贸区对亚太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全面规划了亚太自贸区建设下步行动。今年，APEC就落实《利马宣言》制定具体领域工作方案，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活动，保持了良好推进势头。

　　互联互通建设让开放型亚太经济血脉更加畅通。互联互通有助于释放贸易投资潜力、深化区域经济合作。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批准《互联互通十年蓝图》，确立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架构，并设立了2025年实现全面联接的目标。各方纷纷加大投入，围绕蓝图落实采取集体和自主行动，努力构建全方位、复合型互联互通网络，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有力呼应，增强了协同效应。近年来，APEC成员每年执行的互联互通项目达上百个之多。APEC港口服务网络、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等机制日益发挥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两年，APEC领导人同太平洋联盟领导人举行对话会，有力促进了太平洋两岸互联互通建设的协调对接。

　　改革创新为开放型亚太经济注入强劲动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加快改革创新，是解决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关键所在。2014年，APEC北京领导人会议通过《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共识》，决定在经济改革、新经济、创新增长、城镇化等领域开展政策对话、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为亚太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北京会议后，APEC先后制定完成《结构改革新议程》《营商便利化行动计划》等合作文件。各成员提交结构改革自主行动计划，并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开展深入讨论。去年6月，中国在宁波市成功主办首届APEC城镇化高层论坛，搭建富有亚太特色、充满创新活力的城镇化合作平台。今年，APEC成员着手制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有望推动亚太地区进一步消弭数字鸿沟、分享数字红利。

　　长期以来，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不断融入亚太、融入世界，中国与亚太各经济体的经贸合作迅速扩大。2016年，中国对APEC成员的贸易额占全部贸易总额的62%，对APEC成员直接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2%，中国已经成为15个APEC成员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受益的同时，也日益惠及亚太、造福亚太。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十九大就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一掷地有声的庄严承诺，显示了中国致力于提升开放水平的坚定决心。在十九大报告中，“开放”出现27次，成为高频热词。

　　我们将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持续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势必为亚太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更丰厚的投资机会、更强劲的增长动力。

　　当前，亚太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当口，存在诸多有利的发展条件，也面临多方面挑战。中方愿同各成员一道，以亚太伙伴关系为指引，共同推动今年APEC领导人会议取得务实成果，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互联互通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发出积极有力的声音，推动亚太开放型经济迈向更高水平，携手共同做大世界经济“蛋糕”。中方将积极参与关于2020年后合作愿景的讨论，同各方深入探索亚太中长期合作架构，确保亚太合作始终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方向前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新时代[4]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苏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新基点，展现了中国为人类发展进步勇于担当的广阔胸怀。

　　新时代迎来新目标

　　世界局势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革命性变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

　　国际形势有四个“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科技创新加快推进没有变；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态势没有变；国际力量总体上有利于保持世界和平的态势没有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中，机遇和挑战同在。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发展伟业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也迎来了新的历史目标。

　　中国人民满怀“四个自信”，踏上新的历史征程。首先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之后将实现两个跨越：一是从2020年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至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实现新时代新目标的指导思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外交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自觉的国际责任，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再铸新的历史辉煌。

　　双构建开启外交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重要论断，昭示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崇高使命，提炼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指明了中国外交追求的总体目标和愿同国际社会一同努力的根本方向。

　　新型国际关系有三层含义，分别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倡导各国秉持相互尊重原则，共同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携手合作，迎接挑战，实现共赢共享。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致力于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旨在摈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建立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这其中既借鉴了世界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又有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既是历史的总结回顾，也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既考虑到中国利益，又包容了世界各国的利益。实现新型国际关系有很多路径，包括：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按照亲诚惠容深化与周边睦邻友好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巩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在多边外交领域，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等等。

　　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五位一体”国际社会的理想，发祥于中华民族崇尚和合、天下为公的优秀传统文明，有力回答了事关人类社会命运前途的重大命题，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最终实现，将是人类之幸、世界之福。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将为构建这一目标寻求并打开道路、开拓并积累条件。

　　新使命续作人类新贡献

　　五年来，中国外交践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理念，不断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外交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这一重要构想发展成为普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外交提倡新的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治理观，主动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成为全球治理进程中最有活力、最有担当的积极力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把世界的机遇内化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贡献为世界的机遇；外部世界也需要调整思维和视角，客观看待中国，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选择。

　　在新时代，中国外交将不断作出新的历史贡献：一是维护持久和平，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和解决全球性问题创造和保持良好的和平环境；二是推进普遍安全，使国际政治交往、经贸往来和社会交流获得安全保障；三是促进共同繁荣，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推进各国互利合作与共同发展；四是继续开放包容，为深化国际间文明互鉴与友好交往作贡献；五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全球生态文明作出积极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同各国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必然的战略选择和前进目标。

 

 

2017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乱中有变，变中有治[5]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苏格

 

2017年世界风云变幻，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历经发展演变的重要关头，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新问题新挑战频现。乱象中存在多种变与不变，变化中又显现出某些律及走向大治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继往开来，再次踏上新的历史征程。

乱象丛生，国际形势跌宕起伏

美国内外政策乱象频现。在国内：特朗普政府决策程序混乱，面临朝野党派多重掣肘，加之政府官员缺位较多，相互协调不畅。美国国内医改、减税、控枪、移民、就业等多重问题造成美社会巨大的分裂。美俄之间仍有冷战对峙的历史惯性和地缘博弈的多重矛盾，关系僵局似难轻易打破。“通俄门”仍在不断发酵：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上任伊始便被迫辞职，后不得不认罪；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被总统解职。对国外，在“美国优先”理念支配下，美在国际贸易中推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多次任性“退群”不仅使自身信誉扫地，也给世界不断添乱。美国内“军工联合体”纵横捭阖，促使美加快“印太战略”调整，令地区安全原有平衡生乱。岁末，美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视中国和俄罗斯为“战略竞争对手”，称中俄是两个意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的“修正主义国家”，正在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报告提及中国达33次，指责中国“扩张自己实力”，并寻求“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但同时表示美国需要与中国、俄罗斯开展合作。

欧洲乱象虽有变化，但势头不减。欧洲政治生态受民粹主义、恐怖袭击和难民问题等挑战，一体化进程遭遇重挫。英国脱欧影响持续发酵，英保守党大选失利后，脱欧谈判困难加剧。围绕“脱欧费”、爱尔兰边界、双方公民权利等三大核心议题，英欧争执不下，直至岁末终在谈判中取得阶段性成果。上述三大议题达成一致，标志着脱欧谈判第一阶段基本结束。但来年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继续讨论过渡期、英国与欧盟关系等问题，贸易与安全议题将会是“难啃的硬骨头”。德国基民盟（CDU）虽胜选，但默克尔寻求与自由民主党（FDP）和绿党（GREENS）组建三方联合政府受挫，最终只能同意与社会民主党（SPD）组建“大联合政府”，以打破政治僵局。默克尔为谋求第四任期时所遇到的困难，损伤了欧盟原有的自信。此外，欧洲与美国矛盾上升，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分歧加深。

朝鲜半岛局势复杂敏感，朝核问题持续升温。朝鲜不断加快核导开发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美日、美韩军演不断，强化“极限施压”，强推单边制裁。9月，朝鲜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并引爆氢弹。11月20日，特朗普宣布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11月29日，朝鲜宣称成功试射射程可覆盖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12月初，韩美举行“警惕王牌”联合军演。半岛局势跌宕起伏，再度趋于紧张。中国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并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正义立场，致力推动“双轨并行”思路和“双暂停”倡议，劝和促谈，推促半岛局势缓和降温。12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97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措施。

在中东地区，历来民族、宗教和地缘政治矛盾交织，地区形势旧乱未了，又添新乱。反恐获阶段性胜利后，美俄在中东博弈激烈，合作面收窄，斗争面走强，并引起地区国家关系分化组合加剧。伊朗拉近与俄罗斯距离，同美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美与沙特阿拉伯同盟关系强化，沙特国王一改旧规立新王储，反腐风暴冲击政坛。卡塔尔断交危机搅乱中东局势；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搅动地区政治安全；叙利亚问题进程依旧复杂多变。埃及清真寺血腥恐袭令世人震惊，彰显反恐形势依然严峻。12月6日，特朗普突然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此举不仅破坏了中东地区微弱安全平衡，且可能引发地区“政治地震”。巴勒斯坦方面认为，此决定是对各方和平努力的“蓄意破坏”。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以128票赞成、9票反对、3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

在非洲，津巴布韦发生政治风波，最终穆加贝辞职，持续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暂告平息；肯尼亚出现选举波折，现任总统肯雅塔重选连任；南非总统祖玛大幅调整内阁，反对党在议会推动不信任案促其下台未果，但非国大的执政地位已显动摇。在拉美，巴西总统特梅尔遭起诉，政治危机加剧；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对政局的掌控力有所增强，但仍面临发展经济方面的较大压力，美委关系进一步恶化。

变与不变，世界格局若干走势

当前，国际体系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深刻变革期，当今世界一些带有根本性和趋势性的问题正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国际格局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持续“东升西降”。新旧格局交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国家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的地位相对上升。过去数个世纪，欧洲和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主导国际政治事务。但现在美欧情况今非昔比：较大的“乱象”出现在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发生在世界的“城市”——欧洲。东亚经济一体化势头在增长，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随着国际关系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欧美心态上自然表现出一定的失落和焦虑，“单极”与“多极”斗争也因此不断持续，且可能有所加剧。

二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走向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特别是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总体上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发达国家。就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而言，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一升一降的趋势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正引导全球政治经济力量对比步入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进程，促使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传统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暴露诸多弊端之后，引发经济金融领域率先发生巨变并获得突破，导致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并步入转型期。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困境中，各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促使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不断发挥重要作用。尤需指明的是，G20峰会机制自创建以来，反复强调并达成重要共识的政策理念，就是坚持推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

四是国际社会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态度趋向消极，出现种种“民粹主义”等逆流阻力，不仅实力下降，而且意愿缺失。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予以积极推动，并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影响力相对下降，欧盟、东盟等区域组织和一些区域大国作用则相对上升。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不确定性更趋凸显。但也应看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也有若干“没有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依然是时代潮流，且趋势愈加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科技创新不断深入推进；世界各国经济继续呈现利益交汇、相互依存的态势；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发生重要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步入发展快车道，全球范围逐渐形成多个发展中心，但全球总体力量平衡仍然处于有利于保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态势。   

“全球同此凉热”。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且紧迫性突出，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粮食、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各类全球性和热点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密集的沟通，引起世界大国深刻反思，牵动大国关系并促其联动性增强，也成为其不断寻求利益的共同点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各方加强协调与合作，普遍调整内外政策、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抢抓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世界各主要力量持续进行战略互动：大国间有矛盾、有斗争，但同时又有合作、有协调；新兴大国在努力保持自身经济增长的同时，联合自强势头也在增强。

世界经济有望实现3.6%的增长幅度，全球贸易维持4%左后的增幅。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美国经济发展呈复苏态势。有预测认为美国经济稳健复苏，增长可达2.4%。特朗普推特发文称：“因税改而造成的短期支出将带来重大长期影响，包括增加大量就业。”税改对美国经济外部竞争力将产生何等影响，美国如何继续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进程，均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以谋划自己“降杠杆，控风险”的措施。当然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会对经济形成掣肘，劳动生产率下降、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也积重难返。欧洲市场信心明显增强，但英国脱欧、政局欠稳等不确定因素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日本经济增长较为温和，但制造业丑闻持续发酵引起的伤害短期难以平息。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俄罗斯摆脱负增长；东亚经济显示复苏势头。

乱局之中，世道在变，人心“思治”，这是规律。虽然各国政体、发展阶段和文化传统不一，但人人都希望能有一个安定的世界，都希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园。求稳定，谋发展，是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

世界格局“变”与“不变”相互交织。国际力量对比的基本形态是：美国将衰未衰，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东升西降”中，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但“一超多强”仍是当今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将强待强。待中国不断强大，将牵动国际力量对比平衡之版图不断变化。

许多新变化前所未有，不少新问题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任何大的变革和转型背后都有其内生动力和必然规律。一些局部地区变化骤然，但风险仍在可控范围之中。

“乱中求治”：全球治理中国方案

2017年，是中国外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中国外交积极创新，不断开拓进取，在多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和进展，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和国际话语权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在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外交须冷静观察、探明规律、看清趋势，方可把握先机、占据主动、引领变革。

一是推动大国关系稳定发展，盘活外交全局。特朗普总统上任后不久，中美元首即举行海湖庄园会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和良好开局。中共十九大闭幕不久，特朗普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深化各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合作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亚太地区和全世界的利益。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保持高水平运行。2017年，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实现互访，举行了五次会晤，在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上紧密协作，促中俄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欧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中欧关系的战略内涵获得进一步丰富和拓展。

二是促进并维护周边形势稳定和地区合作势头。党的十九大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出访越南和老挝；中菲关系展现稳定发展的势头；中国同柬埔寨、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得以深化。中韩双方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一致，两国关系出现转圜。中日关系亦有改善迹象，中方重视日方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举措，欢迎日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还“有理有利有节”地处理了印度边防部队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事件。中国同东盟国家建立信任取得新进展；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还积极斡旋周边热点问题，在朝核问题、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双边关系和缅甸若开邦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为全球化进程指引了方向。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发表重要演讲。面对世界经济的低迷不振和逆全球化思潮，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贸易保护主义绝非出路。习近平主席为世界经济把脉开方，提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化再平衡的中国方案，呼吁联手打造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四是为全球治理不断做出贡献。“一带一路”建设正由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从方案汇聚为国际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胜利举办。29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齐聚北京，130多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和70多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踊跃参会。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呈现出强大的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使中国梦与世界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和持久动力。

五是在多边外交上取得重要成就。在越南岘港APEC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发表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首次峰会，强调应不忘初心，确保上合组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中国—东盟关系迈向更高水平，澜湄合作取得重要早期收获。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不仅取得圆满成功，还开创了“金砖+”合作新模式，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构建了具有全球影响的南南合作新平台，开启了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还应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经历若干转变。战略使命的转变：中国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梦紧密相连；战略任务的转变：全面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政策方针的转变：积极作为，创造机遇，主动塑造外部环境。政治安全方面，中国主张和平共处，相互尊重，避免对抗。经济上，中国主张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坚持包容和互联互通。全球治理问题上，中国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积极服务国内开放发展，同时不断增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推动构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实质就是寻求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回答人类与世界向何处去这一重大哲学和历史命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构想包括：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其核心在于各国人民齐心协力，从政治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互鉴、生态建设等方面着手，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国发展继续处于重要战略期。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是我们最大的内生机遇。国际结构的重组与调整，是我们重要的外生机遇。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长，在全球治理中对国际秩序的塑造力会持续增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中国前行道路上难免艰难险阻。我们须知己知彼，居安思危，谨慎行事，规避风险，稳中求进。展望未来，在变革调整的世界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定会为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前途不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篇  会议成果文件、学术报告

 

 

 

 

 

 

 

 

 

 

 

 

 

 

 

“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探索”

国际研讨会纪要

 

2017年8月15日，由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探索”国际研讨会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来自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APEC经济体的官员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海南等多家国内智库的40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会议聚焦于进一步落实APEC经济体领导人倡议实施的《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北京路线图》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利马宣言》，立足巩固亚太经济合作势头，为全面、系统地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谋划有效路径，并以此为契机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理论与新模式。为此，与会嘉宾充分探讨了当前亚太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趋势、FTAAP的综合效益、推进FTAAP的时机、内容、步骤及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等问题。会议认为，亚太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理应继续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先导作用。推进FTAAP建设符合亚太地区共同利益，应当成为亚太后2020议程的核心目标并尽快加以推进。主要观点如下：

一、当今世界和亚太经济格局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经济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没有变，应继续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一步提升亚太地区引领作用，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贡献。

会议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显著加大，特别是反全球化思潮蔓延，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规则碎片化等对全球经济治理和亚太自贸区进程均带来严峻挑战。同时，英国脱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持续攀升、中国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并主办G20峰会和金砖峰会、太平洋联盟（PA）加快升级扩员等新形势发展，标志着“西方阵营”出现颓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全球权力重心发生重大调整和转移。亚太作为全球增长重要引擎，理应为加强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先导作用。

关于全球和亚太经济治理发展态势，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互联网等科技发展推动国际贸易发生根本性变革。我们正面临产能转移和全球价值链（GVC）重构等新形势，国际贸易已经由最终产品贸易转变为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生产和贸易的服务化正推动比较优势和经贸关系等深度调整。其次，经济全球化正在自我调整和纠偏，但并未发生根本逆转，需要设定新的规则标准。第三，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代表性不足，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有限，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革。第四，“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了新贡献和新探索，并将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调整。第五，TPP仍有生命力，现有区域贸易安排（RTA）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第六，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作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驱动力符合亚太经济体整体利益。第七，美国、中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APEC经济中分别占比41%、25%和11%）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其中中美合作对亚太经济治理和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

关于完善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的未来措施，会议认为，一是积极探索新的贸易理论和新的贸易体系。亚太地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战略平台，协调并整合现有各类RTA，致力于打造全面、高质量和开放的FTAAP，有效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向前发展，并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新贡献。二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和下一代投资贸易议题研究，培育线上线下网络化贸易。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倡议为国际贸易提供公共产品。四是加强机制互动。中国参与的各个多边组织（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均可以探索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

二，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符合地区整体和长远利益，应及早启动相关谈判，循序渐进有步骤分阶段地加以实施。

与会专家普遍认同FTAAP的综合经济效益。会议指出FTAAP有利于整合全球价值链，有效打破“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推动茂物目标实现和地区经济发展。FTAAP集体战略研究（CSS）等证明了FTAAP在三种程度自由化状态下对地区经济的利好作用，其中尤以采取全面和深度自由化措施（同时实现减免关税、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等）的FTAAP经济效益最大，因此应当努力建设全面和高标准的FTAAP。

会议认为，茂物目标和FTAAP仍是当前亚太经济合作的核心目标，但FTAAP迄今进展缓慢，政治导向仍不明确（mandate not clear enough），因此应当进一步凝聚共识，尽快做出政治决断，确立有关进程总体目标（end goal），并在内容、时间和方式（what, how and when to do）等层面推出具体措施。

（一）从目标和内容（what）上看，地区经济体的利益差别并非不可弥合，FTAAP有关目标和议题设定应当兼顾理想与现实。根据APEC既有共识，FTAAP应该是全面和高标准的综合性贸易安排，但应循序渐进。TPP、RCEP和PA等RTA都是FTAAP的可行路径，应当充分结合各自优势，努力促成上述路径的规制协调甚至协议融合，为实现FTAAP积累经验和创造条件。应当以上述现有RTA为基础开始谈判，有关谈判进程应当兼顾各方利益并充分吸收现有RTA的有益成分，制定总体和阶段性目标，分议题分步骤推进。有关目标既要有前瞻性，又要客观理性。TPP议题广泛（包含30多个章节），并代表了所谓“金标准”，因此可将TPP议题和标准设定为高阶目标。但TPP一些章节实施条件还不成熟，可以暂时放到以后再商谈。在谈判初期不应过度追求高标准，而应努力达成最“适合”的地区贸易安排，在议题上可先侧重借鉴RCEP，在标准上介于TPP和RCEP之间。总的考虑是从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和知识产权等相对紧迫和容易的议题入手，分部门分议题逐项磋商，逐步推进到投资、服务贸易以及下一代议题等谈判。

有专家指出，当前主要经济体出现保护主义倾向，与全球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呈正相关联系，导致国际贸易出现70多年未见的增速放缓现象（trade plateau），因此未来的亚太自贸区建设必须关注到如何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应着力加强包容性和能力建设。养老、气候变化、互联互通、电子商务、城镇化都可以成为各经济体开展经济合作和加强能力建设的议题。

（二）从方式（how）上看，多数与会者认为“单一承诺”（single undertaking）不现实，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FTAAP谈判和实施。FTAAP应秉持以全面、开放、包容、普惠、透明以及共商、共建和共享等原则。从目标进度上看，FTAAP应当提高目标雄心，同时理性设定进程预期。可以TPP的高标准作为参考构建标准体系，同时充分考虑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性，并兼顾灵活性和舒适度设立时间表和路线图，比如以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利益诉求划分并设定早期、中期和远期目标。早期目标应制定多样化的关税减免模式和过渡期，以满足不同成员的需求。同时要有早期收获，使参与方获得切实的福利，增强政治意愿。从成员范围上看，FTAAP应当打破地域局限，不限于APEC成员，还应包括TPP、RCEP以及PA等核心成员。可先从“21-”谈起，逐步扩员并实现“21+”。从推进机制上看，多数专家认为APEC不是FTAAP的谈判机制，启动FTAAP政府间谈判仍需时日，因此可在APEC框架之外搭建临时和非正式的谈判论坛（Ad hoc Forum）。有专家建议，该临时谈判机制应设立在固定地点，以便磋商特定或所有议题，并定期向领导人汇报FTAAP进展，而不是采用现在的由不同东道国轮流推动的松散方式。从实施路径上看，有人表示，鉴于TPP遭遇困境、RCEP进展缓慢等形势，应当重新思考TPP+RCEP+PA=FTAAP这一既有路径等式，可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安排的不断扩展以及规则、成员和收益等条件的不断累积整体推进FTAAP，一方面要改善各经济体自身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多边和双边自贸协定谈判，升级已有的自贸协定，增加投资协定安排。

（三）从时间(when)上看，大多数专家认为当前启动FTAAP进程条件已经成熟，亚太经济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推进FTAAP建设。当前APEC正在积极规划后2020议程，这是推进FTAAP的重要时间窗口期。如果在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前亚太自贸进程仍然没有进展，亚太地区的贸易、就业与增长将面临瓶颈（Plateau）。因此应当力推APEC领导人形成政治决断（political decision），加快FTAAP进程，争取在RCEP结束谈判后或至少在2020年前后启动相关谈判。

三，当前推进FTAAP仍面临不少严峻挑战，需在推动各方利益协调与平衡等方面进一步做工作。

与会者认为，FTAAP不是万能药，不应使其目标过载。当前推进FTAAP仍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障碍，应继续探索有关新问题及其破解之道。

首先，由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差距较大、政治稳定性不足、经济体内部利益纷争、RTA的排他性以及逆全球化思潮蔓延等多种因素拖累，各方对FTAAP总体目标和政治导向仍缺乏广泛共识。部分专家指出，FTAAP建设不应操之过急，应进一步积累共识并对其总体目标进行清晰界定之后再加以推进。为此，一是可尝试采用APEC内外 “双轨”机制平行推进。除了前面建议的APEC之外的非正式磋商机制外，还应进一步强化APEC现有的推进FTAAP的机制，推动组建更高级别的筹建委员会并将其常态化（现有的FTAAP“主席之友”明显力度不够）。二是尝试推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轮驱动。应当以APEC高官会、部长会议以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基轴，“自上而下”形成政治决断。同时更多引入学界和工商界的参与，加大官商学1.5轨磋商，“自下而上”形成基础性影响，特别是通过美国工商界和国会等渠道游说特朗普政府支持FTAAP倡议。三是可参照美国的贸易调整法案，在各经济体内部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更好地协调既得利益群体与利益受损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进一步提高商谈FTAAP的民意基础和政治意愿。

其次，进程领导权是关键问题。大家普遍认为美国、中国、日本三方作为主要国家作用至关重要。三方加强互信与合作、实现共同领导是推进FTAAP的关键因素。有专家指出，当前TPP11前景不明，RCEP缺乏有力领导者，PA进程备受瞩目。在当前没有主要经济体的有效领导下，FTAAP明显动力不足。没有美国参与的TPP11和FTAAP，其作用都将较为有限。因此要对FTAAP进程有耐心，不可操之过急。有专家指出，在特朗普任期内，中美合作可能会出现一定困难，FTAAP和地区一体化将面临较多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合作的积累，中美在贸易逆差、贸易自由化标准以及GVC地位等方面将显著缩小差距，双合作意愿有望增强，地区也将重返合作势头。

第三，FTAAP面临下一代贸易议题等谈判障碍。当前，亚太有关FTA降低货物贸易关税的效益已达峰值，而且自贸区的利用率普遍较低，需要进一步开放投资、服务业、数字贸易和政府采购等下一代议题（“边境后”）领域。但以中美为代表的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下一代议题上的矛盾突出，TPP停摆使新西兰、智利、新加坡等经济体对FTAAP的支持减弱。有关经济体在结构改革、规制合作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合作面临诸多难题。不少专家表示，上述三大措施紧密联系，各自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关税减让的效益，其中服务业是结构改革和规制合作的重要内容，将代替传统货物贸易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当前APEC经济体在服务领域的自由化和互联互通还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在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保护主义还很突出。因此FTAAP的核心内容应该包括加强贸易投资监管、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制合作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应措施包括：单边改革、竞争原则、公众参与度、国际规制管理合作以及未来风险管控等，其中中美率先在有关领域达成双边协议将具有先导作用。

                                         

 

（刘洋整理）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可能趋势[6]

秘鲁前外交部长 冈萨罗·古铁雷斯（Gonzalo Gutiérrez）

 

一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围绕建立一个健全而有效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努力经久不衰。尽管全球和地区经济遭遇了不同的困难，建立亚太自贸区这一目标始终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在磋商之中（一些人认为该协定可能将特定重要经济体排除在外），亚太经合组织（APEC）还是凝聚了足够的政治共识于2014年在北京通过了推动建立FTAAP的路线图。该路线图旨在延续2006年以来的努力，在循序渐进和协商一致基础上逐步达成 FTAAP这一长期目标。

《FTAAP北京路线图》强调了FTAAP以下几条宗旨：

应将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建立FTAAP的前提。

FTAAP应当是“新一代”协议，包括投资以及其他非传统的贸易议题（但路线图并未详尽列出这些新议题）。

茂物目标仍然是APEC的核心目标。茂物目标有利于推进FTAAP进程，而FTAAP不会取代茂物目标。

APEC不是FTAAP的谈判机制，FTAAP的谈判将在APEC之外进行，这也暗示并非只有APEC成员有义务推动建立FTAAP。

FTAAP应当有利于消减所谓“意大利面条碗”负面效应，既提倡单方面自由化，同时也依靠和借助现有“路径”，例如TPP和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

应当推动经济和人力资源合作，以提高有关经济体参与FTAAP的积极性。

在上述宗旨基础上，APEC确立了推动FTAAP进程的五大行动：

一、做好对FTAAP的集体战略研究。该项研究主要目标是：分析“意大利面条碗”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梳理FTAAP磋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和挑战；提出政策建议。

二、通过APEC信息分享机制推动地区贸易安排（RTAs）和双边贸易安排（FTAs）的透明度，以此作为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强地区贸易透明度机制的补充。

三、继续加强FTAPP的能力建设。

四、加速“边境上”、“边境后”、以及通过互联互通等措施实现“跨边境”等层面的贸易自由化，特别是在投资、服务、电子商务、原产地规则、全球价值和供应链、海关合作、环保商品和服务以及良好规制案例等方面。这些要素将被纳入到FTAAP当中。

五、承诺与商业界加强对话与互动，共同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2014至2016年，有关经济体共同完成了FTAAP集体战略研究，并于2016年在利马向APEC领导人提交了报告主要内容。

《利马领导人宣言》重申将推动建立FTAAP，以进一步深化地区经济一体化。领导人在《FTAAP利马宣言》中批准了推进FTAAP的一系列政策建议。该文件在目标和原则上重申了《北京路线图》所有要素，包括：FTAAP是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应该在APEC之外进行磋商，应当坚持全面和高质量等标准，积极纳入下一代议题，并在现有的路径基础上加以推进。

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广为接受的措施之一是在TPP和RCEP这两个最重要的地区贸易安排谈判基础上推进FTAAP，但《利马宣言》并未排除其他地区贸易安排，并且呼吁有关地区贸易安排加强开放性和透明性。APEC没有明确排斥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 PA）,我认为PA也应成为加强FTAAP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

《利马宣言》提出的新概念是决定在2020年前完成对FTAAP现有路径具体作用的研究。《宣言》还要求研究有关国际贸易谈判是如何处理下一代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同时，各方还应就关税、非关税措施、服务、投资以及原产地规则等达成共识。

在上述背景下，世界正经历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化，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深远影响。美国政府2017年1月决定退出TPP，意味着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一方放弃多边主义，转而选择双边谈判方式。

美国的退出会影响TPP的生效吗？答案现在尚不明确。但有两个历史先例也许会对此有所启示。一是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曾因美国的缺席而受到严重损害。二是1947至1948年在哈瓦那会议上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TO），由于美国没有批准签约，只得援引ITO宪章第四章有关规定成立关贸总协定，并作为一个临时贸易安排延续了将近50年，直到1994年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

尽管美国选择退出，国际社会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维护自由贸易，推动地区发展和一体化。在2017年5月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与会者明确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化经济和贸易合作，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更多人谋福利。同年7月在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也明确指出，各成员方深知互惠互利的贸易投资安排框架的重要性，将保持市场开放，继续反对包括不公平贸易行为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

太平洋的拉美一侧也为此做出了努力。2017年6月在哥伦比亚的卡利召开的太平洋联盟元首会议上，与会元首再一次强调应在自由贸易、地区一体化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等方面加强协调，共同促进各成员经济体的发展和竞争力。

2017年3月，美国宣布退出TPP之后，太平洋联盟邀请了15个国家共同探讨地区一体化大计。此次非正式对话的结论是应当在太平洋国家间尽快启动并尽早完成包含高标准贸易议题的贸易谈判。PA为此已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新加坡展开旨在吸收后者为PA联系会员的谈判。

考虑到上述形势发展，是时候认真考虑未来几年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保持地区经济一体化势头不减。为此，我们也许应该提出三个问题：做什么，怎么做，何时做？对这三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

关于做什么？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应当从当前的就假设性的谈判交换意见转向形成启动具体谈判步骤的政治意愿。

这一进程应当建立在渐进步骤基础上。应当首先推进核心议题，然后再适时推动下一代议题。换言之，我们可以先用面碗中的部分“意大利面”来烹制一道有不同层次、适合不同口味的“大餐”。

这一磋商进程应当从TPP已经商定的和RCEP正在磋商的货物、服务和投资议题中选取谈判内容。上述两种议题的聚合应当成为具体和务实谈判进程的基础和核心内容。作为第一步，FTAAP可以开始推动达成关于货物贸易的妥协安排（包括所有涉及非关税措施、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卫生和植物检疫、贸易便利化以及原产地规则等议题的事项）。谈判初期还应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以及争端解决等议题。

已经签署的TPP协议包含30个不同章节，一些人将这些议题称为贸易和一体化谈判的“最高水准”或“黄金标准”。但很显然，至少就现在而言，这些议题作为FTAAP谈判的内容条件还不成熟。

在我看来，为了尽早启动FTAAP谈判，必须采取现实态度。这意味着TPP的一些章节应当留到第二阶段谈判。这些应当滞后谈判的议题可以是涉及国有企业、劳工等议题，以及在知识产权、投资、政府采购和电子贸易等章节中的某些条文。同时，本地区经济体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可及早发挥作用的FTAAP。

关于怎么做？FTAAP最行之有效的谈判方法也许是在本地区现有的机构外建立一个临时（ad hoc）的论坛机制。该论坛应该对外开放，但其核心成员应当包括那些有足够的实际经验、开放心态和政治意愿以推动地区经贸合作和一体化的经济体。

我非常个人的想法是，这些核心成员首先应当包括愿意批准TPP的经济体、RCEP的谈判方以及PA的正式和联系成员。这些国家加起来大概有21个，他们都是在贸易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国家。

当前贸易谈判的一个特点是采取多轮谈判方式，由不同经济体轮流担任东道国。我认为这种谈判方式成本高、不平衡，因而往往进展缓慢或充满曲折。我建议FTAAP协定所有内容的谈判应当从始至终在一个固定地点进行。或者至少在同一地点围绕同一议题展开不同阶段的谈判。

关于何时做？我在前面提到，在2016年11月的《利马宣言》中，APEC领导人要求主管官员向其“报告推动实现FTAPP的进展情况…有关报告应当与茂物目标2018年和2020年阶段进展报告平行推进”。我认为这一要求从侧面表明，区域经济体为启动FTAAP谈判进程已经等了太长时间。

如果未来三年内，亚太地区仍未就推动实质性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我们很可能会在跨区域和区域内货物和服务贸易上遭遇瓶颈—这还只是最好的情况。如果没有可观的贸易增量，我们地区的就业和发展前景必然会受到损害。

由此推出的结论是，FTAAP进程刻不容缓，RCEP一旦达成协议就应该立即启动FTAAP实质性谈判。如果对FTAAP进行可行性评估耗费太长时间，可能将使亚太经济体面临两难境地，他们要么接受双边和可能不平衡的贸易安排，要么失去市场、就业、增长和发展等机会。亚太地区应当尽力防止这一两难境地的出现。为此，必须保持推动亚太贸易增长的进取心。

为此，2017年应该是形成启动贸易谈判政治决定的合适时机。我们必须尽快就谈什么、怎么谈以及何时启动谈判等问题达成共识。

如同我去年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忘掉“意大利面条碗”，从现在开始准备烹制一道具有亚太特色的全新、全面和更好的“意大利千层饼”大餐。

 

                                  （刘洋 翻译）

 

 

 

 

 

 

 

 

 

 

亚太自由贸易区，如何实现[7]

新西兰-中国委员会、新西兰国际商务论坛秘书长

新西兰亚太工商咨询理事会候补委员

斯蒂芬·雅克比 (Stephen Jacobi)

 

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以及你们细致周到的安排。我想从工商界的角度，谈谈对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之所以选择从工商界的视角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现在供职于新西兰中国委员会、新西兰国际商业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这三个机构分别致力于推动新西兰和中国双边关系、新西兰融入全球市场和为APEC领导人提供区域一体化等方面的建议。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如今已经在APEC领导人会议上正式通过，它之前就是工商界的主张。2004年ABAC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两年之后获得了各经济体政府的认可。对于工商界来说，时隔十三年，我们仍然将FTAAP作为一个长期的愿景在讨论而非正在落实的主张，实在是有些令人沮丧。

下面，我将就如何使FTAAP从愿景走向行动提供一些建议和想法。我将先谈谈经济一体化的现状，然后评估现有通向FTAAP的路径是否能真正达到目的，在此基础上探讨我们当前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推动FTAAP成为一个可以落实的好的安排。

经济一体化——我们已经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英语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著作《双城记》的开篇写下了不朽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在观察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时看到了类似的情形。所谓“最坏的时代”是指保护主义的威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保护主义从未彻底消失，不仅如此，它还在某些地方找到了新的通行方式，当然只是某些地方不是整个区域。就在我离开新西兰来三亚参加会议前夕，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州长公开警告将不顾澳大利亚-新西兰《进一步密切经济关系协定》中的非歧视条款，将政府采购中的30%优先给本地供应商。“如果《澳新政府采购协议》妨碍了我们采取这项政策，我们就单独干”，这位州长的这种表态已经记录在案。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但这种情况绝不仅限于西岛，如果它可以发生在昆士兰，那么就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

当然，ABAC的成员承诺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并一直鼓励APEC经济体领导人也共同反对。所以，我们不能只看事情坏的一面，我们也处于“最好的时代”，因为一体化已经在商界和全球价值链不断发展的共同推动下，得以稳步推进。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显示货物贸易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之后已经有所回升，这对商界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不过，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贸易正在发生变化。

贸易已经不仅仅是指贸易本身，它已经变成企业和整体经济之间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经济互动。在2015年彼得·派特瑞教授和他的同事提交给ABAC的报告中对此有很精妙的论述——“相较于以往任何时期，如今的商业活动都参与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拥有更多元的合作方，进入到更广阔的市场。重大的科技和经济发展，诸如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数字（互联网）革命、庞大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互联互通的飞速进步等等，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商业环境”[8]。派特瑞教授将这个现象称之为“亚太创新”。

事实上，亚太地区的现状是市场的发展要快于制度建设，并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应对这样的变革时，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已经受到了挑战。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实质上是各国追赶变化趋势的一种途径，这就是为什么TPP被称为“下一代”或“21世纪”的协定，当然它近期的停滞令人痛心。TPP不仅包含了关税壁垒、货物贸易、边境上措施，还包含了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和边境内措施，不仅有贸易还有投资，不只是简单的规制协调，还包括确保规制协调和一致的过程安排，它不是一种“一体适用”的协定，而是一种“适用各体”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是具有同样目的的一种尝试，虽然它不如TPP那样具有雄心，也不像它名字里所说的那样全面。在拉美地区，太平洋联盟（PA）正在为成员间深层的一体化建立新的标准。

同时，我们还有FTAAP，正如之前所说，FTAAP的概念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只取得了令人非常不满的缓慢的进展。在2016年11月利马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FTAAP是“事关亚太长远繁荣的战略举措，我们要坚定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为亚太开放型经济提供制度保证”[9]。

人口学家和地缘战略学家帕拉格·康纳在他的著作《超级版图》中指出，在现阶段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世界的重心将是亚洲。他还提出，未来几十年，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体之间多大程度上通过贸易、供应链和投资相互连接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在亚太地区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怎样通过经济体间的互联互通来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

一段时间以来，普遍认为要实现FTAAP依赖于所谓的“路径”，即TPP、RCEP和PA，直观的说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TPP+RCEP+PA=FTAAP。如今，亚太地区的现状是市场导向的一体化带动商业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来评估一下这几种路径。

各种路径的现状

前面我提到了TPP的停滞令人痛心。事实上，毫无疑问，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至少在商界引发了普遍的悲观情绪，但现在宣布TPP完全死亡还为时尚早。当然，很明显没有美国的存在，TPP就无法付诸实践，因为协定里明文规定了至少占12个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85%以上的国家通过了，TPP才能生效。尽管如此，最近剩余的11个成员国表达了继续合作的愿望，希望TPP作为一个高质量、充满雄心和全面的协定可以重获生机，并且已经举行了一系列部长级和贸易谈判代表级的会议。最近一次会议是在日本箱根，这次会议被认为是富有成果的，11个成员希望在今年11月岘港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就继续推进TPP达成共识。只是，是否会对TPP生效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尚不明确。TPP花费了八年时间才完成谈判，它体现了一种精心构建的条款上的平衡。重新开启新的谈判必然不会得到商界的欢迎，因为商界对于TPP生效后所带来的营商环境期盼已久。

与此同时，RCEP持续取得部分进展。我强调“部分进展”，是因为至少对商界而言，这种进展似乎还是太过缓慢，并且到今年年底几乎不可能完成谈判。当然，这种缓慢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今年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19轮谈判，其中至少有两轮是计划外新增的，而且大量的商界人士也参与到了谈判之中。RCEP谈判的显著特征是各方对于货物、服务和投资开放的雄心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一些谈判方刚刚开始进入状态，而且认为距离谈判真正完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另一方面，太平洋联盟四个现有成员国之间不断加深一体化，在今年七月还决定吸纳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加拿大成为其成员。我们不应该忽视太平洋联盟的重要性，它代表了两亿两千万消费者，相当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它追求高质量、全面和高标准的目标；它正在试图跨越太平洋两岸，所有新的准成员均是TPP成员国。太平洋联盟的发展可能会比RCEP更快，甚至要快过TPP，因此非常值得关注。

除了TPP、RCEP和PA之外，域内还有许多其他的倡议也正在进行中。比如新西兰和中国正在升级双方于2008年签订实施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同时也在与其他现有的自贸伙伴谈判加强贸易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这个倡议并不是贸易谈判，而是旨在增进域内域外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尽管“一带一路”没有建立新的贸易规则，但它连同其配套安排（比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无疑将为未来几十年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既然这些进程是有益的，那么它将如何助力FTAAP的实现呢？

通向FTAAP

如果上面的这个问题比较难以回答，那么我们可以先着眼于可以把握的机遇。

FTAAP可以解决现存次区域贸易安排形成的“面条碗”效应。一旦FTAAP达成，它将成为迄今为止覆盖范围最广最多元的自由贸易区域。到2025年，每年的总收益将达到1.3万亿到2.4万亿美元，区域贸易量保守估计将增长25%。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巨大的收益。

FTAAP不仅仅是一个贸易谈判，它是一个巨型的自由贸易区。要达成启动FTAAP谈判的共识一直都非常困难，而且现如今的情况似乎比2006年更加困难。

FTAAP中的第一个A指的是区域（Area）而不是协定（Agreement）。它是一种“自上而下”实现自由化的方式，而实现FTAAP的各种路径则是“自下而上”的谈判。

传统意义上，普遍认为FTAAP是实现茂物目标的方式，但考虑到茂物目标的截止日期是2020年，FTAAP更应被视为后茂物目标阶段，它需要APEC成员更强有力的支持和承诺，更好的制度安排和贯彻执行以及对区域经济未来更具雄心的目标。

ABAC一直认为FTAAP应该具有三大特点，包容性、全面性和透明性。FTAAP正式成型的时候，它的标准应该具有包容性，让所有APEC成员都可以适应，并且具有开放性，以便未来扩展到APEC范围之外。

北京APEC会议通过的FTAAP路线图已经隐含了要建立FTAAP多年期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应该体现上述三大特点。包容性和全面性主要是体现在标准要全面且可适应；要确定一体化进程核心内容的优先事项；要利用和巩固现有几个路径的谈判成果；不能仅限于茂物目标中涉及的“过时的经济问题”（这种说法可能有些过于贬义），而应该反映互联互通中出现的新商业模式和情况，比如服务业、数字贸易、规制协调、全球价值链；还要体现一个共识，即解决“面条碗”效应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整个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治理模式。透明性主要体现在落实各项安排的组织架构和制度设计，比如建立一个严格的自我评估机制，这也是APEC的惯用做法。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贸易谈判代表无疑会质疑FTAAP的实际作用。其实在这样的设计中，实际的谈判可以在各种路径中进行。而FTAAP的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机制，勾画愿景，分享想法，凝聚成果，从而助力地区实现一体化和有效治理。

结论

亚太地区已经花费了十年的时间来讨论FTAAP，现在是时候来采取行动落实。

FTAAP是一个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安排的主张。在这个区域里有各种自由贸易的实现路径，每个路径都有自己的节奏，但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和机制架构确保所有的路径之间能协调一致。

正如茂物目标曾经发挥过的作用那样，FTAAP作为政府对商界和市场导向一体化的回应会为我们指明一个光明的未来。

在这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推动FTAAP将会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号，APEC区域会认真确保一体化的利益惠及域内所有人。

 

 

                                （贺熙琳 翻译）

 

 

 

 

 

 

 

 

 

 

 

 

 

 

亚太经济整合的新趋势 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图景[10]

前智利驻华大使 贺乔治（Jorge Heine）

 

早上好。首先，感谢这次研讨会的主办方：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海南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邀请我参加这次及时、激动人心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三亚，当然也是第一次来海南岛。我必须承认，这个美丽的城市，中国热带天堂，全面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确信我会很快再来的。我要特别感谢三亚市的前市长、中金鹰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李柏青先生。他努力向我和PECC双主席唐国强大使展示了三亚的非凡魅力。

有预测指出，到2050年亚洲地区的产出将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今天，亚洲已经成为人口最密集、最具活力和增长最迅速的大洲。亚洲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保持了约25年左右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这引起世界政治经济的大变动，使得世界经济引擎从20世纪后半叶的北大西洋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从北半球转移至南半球。此前南半球只占全球贸易和国际投资流量的30%左右，而现在已经超过50%并在继续提升。

这是一种长期趋势超越目前的政治难题，于地缘政治的变化相关。随着欧洲人口持续萎缩，亚洲人口膨胀，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但是，如果国际经济体系的领导层发生变化，就像去年所经历的那些发展，这种趋势还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当我们放眼即将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需要回顾2016年初那次金砖峰会的内容及智慧。当时英语世界的国际媒体以及学术期刊众口一词地认定，金砖国家已经过气，过去十年里的新兴经济体卷土重来只是海市蜃楼。指望G20的创造只是浪费时间，指望所谓负责任的国家回来掌控局面也是空想。巴西俄罗斯以及南非面临的困难表明，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全球经济治理而不是某个强国出面主持局面的时刻。譬如美国和英国，传统的盎格鲁萨克森资本壁垒。世界将会把目光投向他们，期待他们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他们也在成长，显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成年人。G7重返经济舞台，全球经济治理可能会重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局面，被一小拨北大西洋国家把控。

但是，这个神话结局却不美好。去年，美国和英国拒绝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开启了一条自二战以后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退出了它已为之付出9年努力的TPP，而英国则决定脱离加入已有40年之久的欧盟。说得婉转一点，指望华盛顿和伦敦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已经丧失了一些信用。去年10月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和今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为此赢得了新的意义，并且值得密切关注。随着美国背弃它的多边承诺、欧洲深陷英国脱欧危机，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为世界贸易摆脱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注入新动能。南半球当仁不让应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领航者。

那么这对亚太地区意味着什么呢？对智利而言，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原因之一，智利在过去25年中飞速发展，已经成为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这是因为我们最早认识到全球化意味着亚洲化。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在亚太地区。所以我们在1994年就加入了APEC，自那时起就将重点放在了亚洲特别是中国。今天智利出口贸易的一半在亚洲，其中四分之一在中国，是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份额最高的。

我们坚信世界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全球化；国家之间要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贸易往来；未来的路属于开放大门而不是闭关锁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中国不谋而合。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的讲话是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号角。今年5月，智利总统巴莱切特作为拉丁美洲两个受邀国之一，有幸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

在峰会上，巴莱切特强调了美洲参加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即加强亚洲和美洲之间在数字和实业方面的互联互通，包括跨太平洋连接中国与智利的光纤和海底电缆。在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她成为第一位到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脑。智利作为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我们坚信这一机构不仅对于亚洲、而且对于整个南半球都前景无限。

为了检视关于自由贸易与太平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所有可能性，去年智利作为太平洋联盟轮值主席国在海边小城比尼亚德尔马召开的高级别对话上，重申了坚定支持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的立场。包括中国、澳大利亚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

智利关于这一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可以说是坚定不移。我们已经与64个国家签订了25份自由贸易协议，比任何国家更受益于此。从1990年至2007年，我们的出口增加了9倍。这段时期，每年出口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自由贸易对智利有好处，我们将继续推动。那么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无所事事肯定不是正确的选择。对那些选择退出这个时代进程的国家，我们悉听尊便；对于我们这些坚守的国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剧烈动荡。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4%；2015年为3.2%；2016年为3.1%。而世界贸易增长率一度是世界GDP增长率的两倍，而现在只有一半（2015年为2.7%，2016年为1.7%）。虽然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经济复苏的信号，但它们尚处于萌芽状态。

不同于协议观察家们的思考，我认为TPP并没有消亡。一些相关会议仍在举行，特别是今年7月在日本举办的TPP11会议，即没有美国参加的会议。当然大家对未来何去何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基本上，这意味着重新谈判一个新协议。原来的协议文本指出，至少有6个以上且其GDP占所有成员国85%以上的国家批准，协议才可生效。由于美国当时占12个成员国GDP的60%，所以这个规定将成为一个大障碍。目前如何修订原来的文本还有不少争议。譬如马来西亚和越南支持大幅度修改，而日本还坚持原来的文本。

另一种正在讨论的可能选择是TPP-7。这是去年3月在智利维尼亚德尔玛市召开的太平洋联盟会议上，由太平洋联盟和几个相关成员国成立的。这七国包括原本就在TPP的太平洋联盟成员智利、墨西哥、秘鲁三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新加坡四国。后四个国家现已申请成为太平洋联盟成员，为今后七国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这就意味着今后这七国之间需互相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太平洋联盟实现贸易一体化将为今后成员国之间互免旅行签证、股票市场一体化开辟前景。

智利的立场是TPP-11和TPP-7取得进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这与中国领导的RCEP以及FTAAP毫不冲突。我们在过去25年中对于自由贸易的经验就是：“最好”是“好”的敌人，最有效的策略是推动各前沿领域齐头并进，不管是单边的、双边的、诸边的还是多边的。这对已成为我们时代标志的大型区域谈判亦是如此，理由如下：当今越来越复杂的生产链其关键在于物流，区域生产中心的出现是物流业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才有了北美工厂、欧洲工厂、亚洲工厂这些区域中心。对我们南美而言，与亚洲生产链相连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出口产品增加价值。这也是跨太平洋贸易协议重要的原因。自由贸易就像骑自行车，一旦你停下来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团结一致、持续推进、

谢谢大家。

 

                                  （陈晓林 翻译）

 

携手共迎亚太新时代[11]

福建省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全毅

 

11月6日，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在越南中部美丽的港口城市岘港拉开帷幕。今年的会议主题是“打造全新动力，开创共享未来”，并有促进可持续、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时代中小微企业的竞争力与创新力；促进食品安全和发展可持续农业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四大优先议题。

挑战和机遇并存

2017年越南APEC峰会是在亚太地区和全球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重要峰会。世界经济重心、世界贸易中心、世界创新中心……经济快速发展的亚太地区收获一连串头衔和称赞。这清楚地表明世界经济重心正从北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以智能制造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搭建起世界经济复苏的坚实基础。但是，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曾经引领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浪潮的美国突然调转方向，开始奉行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贸易政策。这对继续推进全球化以及亚太区域合作进程来说无疑是严重的阻碍。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保持亚太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参加此次峰会领导人的核心主题词。

此次峰会秉承历次APEC会议的宗旨，继续支持亚太地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繁荣。在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人力资源发展、地区教育合作、推动中小微企业加快融入全球化等议题上，大家经过共同商讨，形成了诸多共识。各经济体领导人及代表强调：结构性改革，包括竞争性政策、营商便利化、规制改革、强化经济和法律框架建设，加强公司和公共部门治理，以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对于实现平衡、可持续、创新、包容增长，创造就业机会，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为此会议通过了《APEC促进经济、金融和社会包容行动议程》和《数字时代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框架》等共识，旨在加强各国的政策协调性。

实现包容性增长

近年来，由于世界经济与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反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倾向有所上升，给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蒙上了阴影。为亚太区域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离不开对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此次越南峰会强调了加强维持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性，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平、稳定、活力、联动和繁荣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承诺实现亚太地区自由开放贸易和投资的茂物目标，加快解决与世界贸易组织不一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并为在2020年前实现茂物目标共同采取有力行动。为此，通过了《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和《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共同致力于挖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潜力，通过适当的监管和政策框架、促进公平竞争等措施，鼓励投资和创新。同时，承诺促进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包容的互联互通，致力于在2025年前实现亚太无缝、全方位互联互通和一体化的目标。

充分挖掘商业部门、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潜力，增进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是本次峰会的新议题，也是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容。本次会议承诺在增强中小微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方面采取措施：增强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妇女和青年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包括帮助其获得融资，技术和开展能力建设；帮助中小微企业更多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基础设施；支持初创企业，建立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有利的监管框架，营造企业友好型环境，确保初创企业获得资源，打造初创企业网络和伙伴关系。峰会敦促各经济体共同努力，发展可持续农业、水产业和渔业，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加强食品安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应对气候变化韧性，并视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美国退出《巴黎全球气候公约》后，APEC成员为促进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共同行动。

中国声音、中国方案

亚太地区发展充满活力，离不开中国作出的突出贡献。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抓住世界经济转型机遇，谋求亚太更大发展》的主旨演讲，准确把脉世界经济形势，为增强信心、迎接挑战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未来行动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要开启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持续释放发展活力的新征程；进一步走向世界、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新征程；以人民为中心，迈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演讲向世界宣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这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增强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互信和政策协调。

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就共同建设亚太更加美好明天，引领亚太命运共同体提出了中国方案：第一，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第二，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第三，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协同联动发展。第四，继续增强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中国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最强音。

事实证明，从北京APEC峰会到越南APEC峰会，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越来越受到亚太国家的支持。携手打造亚太命运共同体，增加APEC组织的制度化，以及次区域合作的机制化等中国声音得到响应，加强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一带一路倡议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

 

对后2020时代亚太自贸进程“三步走方案”

的有关考虑和建议

唐国强 王震宇 刘洋[12]

 

2017年，亚太经济格局开始出现重大变数。美国特朗普政府鼓吹“美国优先”，以双边贸易协定取代多边贸易安排，挑战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并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美对外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和诸多不确定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此，我与有关国家迅速做出反应，坚定捍卫全球化和亚太经济合作势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社会对我发挥地区领导作用寄予厚望。各方围绕是否以及如何推进自由贸易和亚太地区合作形成了两股力量的较量与博弈。随着茂物目标最后期限的日益临近，这种基于不同利益和理念的博弈愈加激烈和重要，并将直接影响亚太2020后合作议程的发展走向。

2014年，我成功举办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北京会议，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并确定相关路线图，对亚太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几年来，我一直在为落实APEC北京会议成果做出不懈努力。从当前形势特别是今年的APEC会议情况看，亚太2020后合作前景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的消极态度很可能导致地区合作暂时进入低潮期。各方对2020后愿景明显缺乏雄心和长远规划，大多持保守或观望态度，过度关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未尽事业（unfinished business），对地区经济一体化尤其是FTAAP犹豫不决，驻足不前。但同时也应看到，全球化和亚太经济一体化仍是大势所趋，不会因少数国家立场倒退而发生根本性逆转。美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但实力和影响力继续呈下降趋势，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内外政策矛盾混乱，对全球和地区主流合作机制和理念形成颠覆性冲击，致使美国际信誉大打折扣，地区领导力备受质疑。因此，我们应当在战略上保持定力，继续坚持维护全球化和亚太经济合作大方向不动摇；在策略上不因美国立场倒退就消极等待，而应团结更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博弈，共同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和亚太大市场营造有利环境。

基于上述判断并总结亚太既往合作经验，我们认为亚太2020后合作议程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坚定不移地多维度推进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充分落实2014年APEC领导人会议成果，继续推进以FTAAP为主渠道（major instrument）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鉴于当前各方对于FTAAP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关键问题的认识仍在调整、提高或深化中，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并提出分“三步走”实施FTAAP的总体思路、原则和措施，以此对后2020时代亚太自贸进程提出前瞻性思考和探索性建议。

一、后2020时代推进亚太自贸进程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推动亚太经济持续增长。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迭代升级的不确定阶段，全球及亚太经济和贸易近年来明显增速放缓。亚太地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还明显滞后，区域经贸合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还远未充分发挥。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面、高级、均衡的亚太自贸区，从整体上协调推动地区经济合作，从根本上释放经济活力，为世界和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二）有利于整合各类次区域自贸安排，实现经济一体化。2001年以后，亚太地区的次区域和双边自贸安排大量涌现，有关自贸规则相互交叉掣肘，其中尤以原产地规则最为纷繁复杂，形成“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显著加大了贸易转移和交易成本。而FTAAP将以其高标准和广覆盖特别是统一的原产地规则抵消“面条碗”效应，有效整合各类次优的贸易安排，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地区贸易增长，有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是推动2020后APEC合作议程的首要目标和动力。当前，茂物目标的全面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APEC前途和使命受到质疑。而FTAAP有望通过塑造APEC 2020后议程，重振APEC活力并赋予其新的历史使命。首先，FTAAP是茂物目标的自然延伸和发展，有望在提高标准和拓宽议题等基础上将贸易自由化由自愿行动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区域贸易安排。其次，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自贸安排为FTAAP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照系，既有利于设立富有雄心与远见的目标，又能保证取得务实有效的成果。第三，APEC文件规定，FTAAP是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APEC将作为FTAAP的孵化器为其提供政治引领和智力投入。上述共识为APEC赋予了在后茂物时期催生亚太新贸易安排的新使命。FTAAP有利于建设亚太经济共同体并开创WTO2.0版本的全球经济规则，其意义甚至超过自贸区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四）是维护全球化、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切需要。当前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面临挑战的关键问题在于包容性缺失、部分经济体和社会群体缺乏认同感和“获得感”，而FTAAP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首先，APEC有关文件规定，FTAAP应当秉持开放和包容原则，对WTO全球贸易体系形成有力支持和补充。其次，FTAAP有利于推动自由开放贸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加强互联互通，增加市场和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第三，有研究显示，投资和贸易仍然是亚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仍然是亚太多数经济体共识，因此推进FTAAP仍然是APEC未来合作优先议程。

二、亚太自贸区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长期进程 

（一）这体现了APEC各经济体对FTAAP进程的原则共识。自2006年FTAAP构想提出以来，APEC通过2010年《FTAAP路径》、2014年《FTAAP北京路线图》和2016年《FTAAP利马宣言》等纲领性文件全面阐释了FTAAP的宗旨、路径和原则共识。上述文件从亚太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兼顾FTAAP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明确提出应本着“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原则推进FTAAP，从而决定了FTAAP是一个需要分阶段逐步实现的长期进程。

（二）这符合亚太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共同利益。亚太经济体在政治制度、发展水平、利益诉求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决定了亚太经济体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实现经济共同发展，在发展中寻求合作的不断深化和利益的不断融合。

（三）作为FTAAP两大路径，TPP和RCEP在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按目前状况难以直接协调规则并统合成为FTAAP。从成员和目标上看，两者分别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和合作理念。从协议内容上看，TPP议题更加广泛全面，并包含环境、政府采购、劳工等所谓“下一代”议题。从自由化标准上看，TPP的贸易自由化率（97%-100%）明显高于RCEP（70%-90%）。此外，两者在协定模式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区别，例如，与TPP不同，RCEP主张为最不发达经济体提供特殊待遇；两者分别采取“单一承诺”和循序渐进的不同谈判模式。上述差距短时间内难以对接。

（四）FTAAP需要循序渐进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从亚太自贸区愿景规划上看，RCEP属比较低级的自贸阶段，TPP属高级阶段，两者各有利弊，可以优势互补。但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差距，很难将其作为FTAAP的两个阶段次第实施。因此客观上需要有一个中间阶段将两者联接起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中间阶段暂且可称为“亚太经济伙伴关系”（Asia–Pacif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PEP）。

三、对亚太自贸进程“三步走方案”的总体设想

从亚太经济合作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前推进FTAAP较为可行的方案应该是：以RCEP为起始，以TPP为最终目标，随着各经济体发展水平和适应能力的逐步提高，分阶段、分步骤循序渐进实施FTAAP。为此，建议以 “三步走方案”来推动亚太自贸进程：

第一步：在五年左右时间里（即2022年左右），开始实施RCEP，以此作为FTAAP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实施时间可定为五年，即从2022年至2027年。这是FTAAP的实践和积累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以RCEP标准为基础，达成以传统的贸易、投资和服务等议题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自由化协定，主要考虑是各方对上述议题积极性较高，共识较多，相对容易谈判和实施。为兼顾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性，可在协定中明确规定FTAAP将以 TPP标准为高级目标，同时规定本阶段协定在不同领域实行不同的自由化水平，即货物贸易深度自由化，服务和投资中度自由化。具体而言，对货物贸易，可参照TPP标准对90%以上的产品实施零关税或大幅降税，显著取消非关税措施，视情将反倾销等敏感议题纳入谈判，同时显著简化原产地规则；对服务与投资，如发展中经济体难以全部开放，可以按部门逐步开放，在暂时不能开放的领域，可先开展有关规制合作。可酌情在部分领域为发展中经济体设置特殊条款和过渡期。

第二步：在十年左右时间里（即2027年左右），开始过渡到亚太自贸进程的中级阶段，即亚太经济伙伴关系（APEP）阶段。这一阶段的实施时间可定为十年，即从2027年至2037年。这是FTAAP的承上启下和巩固与加强阶段。这一阶段自贸协定的标准和水平介于RCEP与TPP之间。与RCEP初始阶段相比，该阶段自贸水平更高、领域更广、范围更大（APEC的其他成员和蒙古、哥伦比亚等域内其他非成员经济体都可加入）。为实现地域和议题的广覆盖，可考虑尝试RCEP与太平洋联盟（PA）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等贸易安排规则对接的可能性。为分别照顾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关切，本阶段自由化议题可显著扩大范围，包含TPP当中部分相对容易实施的内容，如边境后规则、规制协调和部分横向议题等。同时为充分体现APEP“伙伴关系”的包容精神，在该阶段要显著加强经济合作和能力建设。

第三步：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即2037年左右），过渡到FTAAP的高级阶段，开始实施以TPP为基础的自贸安排，形成亚太地区统一的高水平、高质量自贸区。在本阶段协定中，原有议题标准均将基本上升级为TPP标准，同时全面扩展协定内容，纳入TPP大部分下一代议题。考虑到下一代议题的开创性和艰巨性，应着眼时代发展需要，兼顾各方利益诉求，将其设定为一个发展中的协定（living document），先易后难分阶段谈判。可从最容易或最迫切的问题谈起，之后在规定的时间段内不断纳入新议题。

上述“三步走方案”是FTAAP现有路线图中较为全面平衡的方案。从理念上看，“三步走方案”有较为成熟的理论积累，兼采 “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竞争性自由化”两种区域合作原则之长，广泛吸收各种路径学说与思路，集中体现了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利益诉求。从现实上看，“三步走方案”依据有关议题和标准的轻重、难易和缓急程度不同，分三个阶段谈判并实施，较为务实可行，也符合亚太实际情况和共同利益。一是有利于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最大限度整合FTAAP的各种路径。二是有利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进亚太自贸进程。三是有利于解决FTAAP现有各种路线图普遍缺乏量化标准和约束机制等难题，实现FTAAP进程的可监测、可约束和可操作性，从而真正将其从愿景落实为现实行动。

四、“三步走方案”应当遵循的几条原则

（一）坚持亚太经济一体化大方向不动摇。FTAAP进程势必会遭遇诸多困难和曲折，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消极态度和抵制立场，但不能因此就停滞不前。中方和其他立场相似的经济体应努力加强合作，为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创造良好条件。要使各方认识到，FTAAP是符合亚太整体利益的最好选择，其经济效益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地区多边或双边贸易安排，特别是对中美而言远超相对于推进RCEP和TPP等机会成本。针对FTAAP规制主导权问题，可考虑根据“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原则，发挥创造性思维，推动建立由各方组成的具有亚太特色的集体谈判和指导监督机制，引领和推动FTAAP进程。

（二）坚持开放区域主义，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FTAAP应该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对所有亚太经济体开放，符合条件的亚太经济体均可随时加入。根据《北京路线图》等文件精神，FTAAP没有排他性，可以与其他地区自贸安排并行不悖。如TPP今后能够恢复，有关经济体可以自由加入并推进TPP。同时，FTAAP应当坚持APEC一贯宗旨，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并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进程形成有力支持和补充，努力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

（三）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处理好包容性和舒适度等问题。FTAAP应该坚持高标准和高水平，但其“高度”应符合区域发展的多样性现实需求。应吸取WTO谈判教训，不必坚持 “单一承诺”的一揽子谈判方式，而应坚持灵活性和差别性原则，采取渐进方式，分阶段、分议题、分层次地推进。同时，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FTAAP应体现多方面的包容性：一是在成员安排上做到广覆盖，涵盖APEC、RCEP和TPP成员以及部分域内非成员经济体，做到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太平洋两岸国家的平衡。二是初始阶段自由化标准设定应照顾到不同经济体发展水平，遵循共同有区别原则，并为发展中经济体预留过渡期。三是广泛吸收现有次区域贸易安排的有益内容，不仅包含传统和下一代议题，还应关注发展合作以及能力建设等议题，这也体现了APEC两轮并行的一贯宗旨。

（四）面向高标准和下一代议题，体现FTAAP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先进性。TPP有关边境后规则等下一代贸易议题和标准体现了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国际资本与分工深度调整的客观需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亚太自贸进程的未来方向。作为21世纪的FTA，FTAAP的三个纲领文件都明确指出应当涵盖下一代议题。因此只有坚持高标准，FTAAP的经济收益才能远远超出各经济体放弃已有次优贸易安排的“机会成本”，从而消除“面条碗”效应，并极大地释放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

五、推进 “三步走方案”的措施

 （一）推动APEC就“三步走方案”形成共识。APEC作为FTAAP的发起者和孵化器作用关键。应抓住APEC规划2020后愿景的重要契机，推动APEC将FTAAP定位为未来地区合作的首要目标，并以“三步走方案”为框架，确定具体步骤和时间表，提出切实可行的推进措施。

（二）大力推进RCEP等路径建设, 使FTAAP有良好开端。TPP搁浅以后，RCEP重要性凸显，有关各方推进RCEP进程的紧迫感有所增强。但因其固有矛盾突出，RCEP仍然进展缓慢。同时，日本等成员方正加紧“抢救”TPP，也对RCEP形成竞争压力。作为FTAAP重要路径和谈判基础，RCEP进展情况将直接影响FTAAP走向。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克服困难，大力推进RCEP谈判。同时，考虑到RCEP将作为FTAAP的初始阶段，其协定设计要具有前瞻性并设定能与下一阶段衔接的标准水平。

（三）在APEC等框架下，推动规制协调，加强进程评估。一是要加强对TPP、RCEP、PA等自贸安排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关注TPP走向，加强对下一代议题的研究和对接。要充分利用APEC区域自贸安排信息交流机制等渠道，推动有关规则协调（如设立共同的价值链管理规则和统一的原产地规则等）。二是要加强进程评估，借助上述平台，并适当借鉴TPP建立专门委员会监督和引导协定执行等措施，就FTAAP有关规则、步骤及效果进行检验和研讨，不断充实和完善“三步走方案”。

（四）重视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应当积极落实FTAAP有关纲领性文件要求，大力加强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积极落实APEC能力建设行动计划（CBNI）等措施，并在RCEP已完成的关于经济技术合作章节规则基础上，适当借鉴TPP建立发展合作与能力建设委员会等经验。

（五）以双边促多边，推动中美合作。亚太地区贸易安排的突出问题是中美之间没有任何交集。必须加强中美合作，以其轴辐效应发挥示范作用。首先，要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展示中美合作的政治意愿，为推进FTAAP创造良好氛围。其次，呼应美方重视双边谈判的新政策取向，推动早日完成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同时积极考虑商谈中美自贸协定，以双边促多边，以市场、资本、技术以及人力资源的巨量融合以及最大边际效益的贸易自由化激发各方对FTAAP的积极性。第三，妥处所谓领导权问题。中美应当带好头，不以争夺规则制定权为目的，不搞排他的区域贸易安排，共同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

 

 

 

 

 

 

 

 

 

 

 

 

 

 

 

 

 

 

 

下篇 区域经济合作具体问题研究

 

 

 

 

 

 

 

 

 

 

 

 

亚太经济政治局势发展趋势及特点[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张蕴岭 

 

2017年就要过去了，又是不平静的一年，其间发生了许多大事，不仅对当前，对未来也影响极大。本文着重分析和认识亚太地区的大事及其对未来形势的影响。 

亚太经济形势

总的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形势改善，稳中趋好，似乎走出自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的阴影，开始走向复苏，而地区关系与安全形势动荡，乱中趋稳，看似尚未走出危机的阴影，令人担忧。亚太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尽管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期终结，处于转型期的“新常态”，但仍然是亚太地区经济的最大亮点，预计全年增长率可以达到6.9%；美国经济表现不凡，消费、投资和贸易显著增长，预计增长率3%以上；东盟经济平稳，预计会维持5%以上的增长率，可能会比上一年略微提升；日本经济仍然处在低增长状态，维持在1%左右。总的来看，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内需求提升，投资增加，国际贸易出现回升势头。

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赖度强，大多数经济体参与区域生产网络，互动性很强。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导致亚太地区的产业链条断裂，致使亚太地区的经济陷入整体性衰退，影响之大使得抗力很强的中国经济也结束高增长期，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东亚地区的经济进入重大调整期，目前仍在结构性调整之中。其中，重要的是通过改善综合发展环境，提高内生发展驱动力，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摆脱传统的单一加工出口结构。这方面已经出现好势头，结构性改革深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以信息技术为引领的新经济部门快速发展，这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积淀了新的能量。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声明中强调，将着力推动结构性改革，包括竞争性政策、营商便利化、规制改革、强化经济和法律基本框架，加强公司和公共部门治理，以及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对于实现平衡、可持续、创新、包容增长，创造就业机会，这些对提升生产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 

亚太是一个经济上紧密相连的地区，维护和推进亚太地区的市场开放，是实现亚太地区发展和繁荣的关键。为此，APEC制定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茂物目标”。不过，实现这个目标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其中，发达经济体不作为，美国另起炉灶，发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影响很大。特朗普当选，他执意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支持区域开放与合作安排，只强调双边，强调平衡，宣布不搞大贸易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经济顾问科恩甚至明言，世界不是地球村，而是国家、非政府参与者和企业交战争夺优势的场所。美国采取这样的政策对亚太地区的开放合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参加APEC会议期间，特朗普不讲亚太，大讲印太（印度太平洋），看起来似乎要以后者替代前者，实际上后者只是着眼于政治和安全战略的考虑，并没有要推动该地区经济开放与合作的考虑，在亚太地区合作上美国的负能量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不过，利好消息是，2017年11月6日，在岘港召开的APEC领导人会议周，领导人们就继续推进亚太地区开放与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将继续推动亚太地区开放与合作，推动茂物目标落实，推进互联互通网络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

当然，也应该看到，当前和今后，各国对市场开放的环境也有新的要求，总体来看，各国更加注重市场开放的均衡性、渐进性和可持续性。在2017年东亚领导人关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构建的声明中，就强调了开放的渐进性，对落后经济体提供差别待遇和加强发展合作。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深化新型发展合作的平台，所推动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将会大大加强各国间发展的相互依存，利益与价值认同。显然，中国作为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不仅本身经济的发展对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重要的驱动力量，在引领地区和世界坚持走开放、合作、共赢的道路中也在发挥巨大的作用。

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

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形势令人担忧的事情很多。其中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政走向及其带来的影响。特朗普所改变的不仅是经济政策，而且也改变了政治与安全博弈规则。总的来看，特朗普政府要重新打造美国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一是要通过优势延续美国在地区和世界的安全战略布局，二是利用优势拓展新战略部署，因此，美国没有准备进行战略收缩，更不认可战略衰退。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中美之间的大战略竞争态势没有改变，特别是美国战略压制中国的部署没有改变，但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了下来，维护了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势。在经济领域、地区问题等方面的沟通、协商与合作性也在增加。经贸领域是特朗普总统最多谈及的，也说了不少狠话。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就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和推动合作达成共识，双方利用对话平台取得了成效，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达成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并且是特朗普总统自己发出了贸易不平衡不怨中国，怨美国自己不作为的言论，虽然这个说法有些言不由衷，但也有助于减少对抗性。

特朗普在访问亚洲期间一直把印太挂在嘴边。印太战略尽管有着鲜明的、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但是，要美国放弃亚太，搞印太，也有些不现实。且不说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配合，澳大利亚能出多大的力，日本能帮助美国实现什么战略目标，美国自身的定位和投入也堪质疑。在新的形势下，再搞新的结盟是难以如愿的。在笔者看来，中国不必对此太过担忧，一方面，可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基于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区域合作进程。

南海地区曾是最易摩擦起火的热点区域，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折腾之后，已经相对稳定下来。尽管美国还在进行所谓“自由航行”进行示威，但应者寥寥。重要的是，在中国与东盟存有争端的国家中，原来菲律宾和越南积极活跃，不时掀起争斗的波澜，特别是菲律宾的阿基诺政府，把争端提交海牙国际仲裁庭，一时局势非常紧张。但在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后，他改变了政策，采取了搁置争议、推进合作的方略，让中菲关系转圜，也让喧闹的南海争端平静下来；越南在经历了国内所谓“反华动乱”之后，也大幅度调整了政策，让争端降温，大力推动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使中越关系得到新的发展，也有助于南海地区形势稳定。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对越南的正式访问，进一步增加了两国间的合作共识。可以预计，顺着这个方向，南海地区稳定、合作的氛围会增加，不仅大局可控，而且还可以有新作为。

当然，最令人担心的是朝鲜半岛局势。2017年，朝鲜先后进行核试验和发射洲际导弹试验，极大地恶化了东北亚局势，特朗普的强硬表态则增加了发生战争的危险。问题在于，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局势就难以控制，任何后果都可能出现，由此带来的灾难难以预料。对于朝鲜拥核和进行核导弹试验，国际社会是坚决反对的，联合国为此通过了多项制裁，一次比一次严厉。但是，仅仅制裁不能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的根本问题，而战争更不能是选项。在此情况下，首要的是止战，这符合包括朝鲜在内的相关国家的利益。为此，中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如今，尽管加剧局势紧张的言语有所减少，但对抗的结构犹在，战争的风云没有散去，解决根本问题的突破口还没有找到。

朝鲜半岛是战是和事关重大，需要各方有创造性的思维和行动，只要能往前走一小步，就是进步就有希望。不过，很难期盼出现美国改弦易辙，率先改变对朝政策的局面；希望朝鲜采取大的改变，主动宣布停止新的核弹试验难度也很大；韩国新政府虽已采取对朝鲜制裁与接触并行的政策，但效果有限。同时，也难以要求日本、俄罗斯能有新的贡献。在此情况下，中国是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要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采取更有进取性的行动，推动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拥核的立场不会松动，在落实联合国框架下的制裁方面也会非常认真，但作为近邻和长期积累的关系基础，中国在扭转对抗局势，特别是制止生战方面有着特殊的利益和责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有必要让这种影响力得到最大的发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访问朝鲜，向朝方介绍中共十九大，让朝鲜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方略，了解中美在朝半岛问题上的共识，这无疑是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特殊影响力的一种努力，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有助于推动朝鲜走出“安全困境”，改变战略思维方式，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加入共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行列。面向未来，无论是朝鲜半岛，还是东北亚地区，对抗不能再继续下去，需要走出“困境思维”“零和游戏”的思维，中国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推动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合作。

在东北亚地区，一个向好的发展是在经历了“暂时搁置”之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终于恢复。中日韩三国关系如何发展影响极大，一则，三国经济分量大，相互依赖度强，合则利，分则损。二则，三国经济关系处于转型期，需要重构面向未来的新结构。因此，中日韩合作是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压舱石，无论是在促进经济发展，还是在推进局势转圜方面都至关重要。如今，中日韩有着新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刚刚开完具有新时代意义的十九大，习近平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日本完成新一届选举，安倍续任首相，韩国实现政权更替，支持和解与合作的文在寅总统当政，如果中日韩能够开启新的合作进程，东北亚的局势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综上所述，亚太地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严峻的挑战不少，但希望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进的思维居上位，多重合作机制还在运行，特别是中国成为推动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坚力量。因此，亚太地区维护稳定、和平与合作的大局，维护世界经济领头羊的地位都是可期的。

 

 

 

 

 

 

 

“一带一路”开辟合作共赢新天地[1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作为2017年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头戏，此次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中国就此召开的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会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来自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和金融机构、媒体等各界人士，61个国际组织的89名负责人和代表云集北京。论坛承上启下，凝聚更多共识、明确合作方向、推动项目落地、完善支撑体系、规划未来合作蓝图。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开花结果，影响迅速席卷全球，成为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之所以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包容理念，回应了沿线各国加强互利合作的迫切愿望。尤其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形势下，“一带一路”是各国“撸起袖子一起干”的共同事业，是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一、“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当今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关键当口，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地缘政治紧张、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抬头、“黑天鹅”频现等挑战，更是加剧了世界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加大了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如何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正能量、注入新动力，引导全球化向更加平衡、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这一重大课题的“中国药方”。三年多来，这一“药方”的疗效日益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逐渐进入全面务实合作新阶段，迄今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中国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成为多方竞相参与、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平台，成为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康庄大道。

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4月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6.6%，继续领跑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居榜首。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推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努力让合作项目更接地气，让世界人民更有获得感。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效惠及世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海陆统筹、东西兼顾，构建新的大开放格局，不断深化改革、提升开放水平，增强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衔接，使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宝贵动力。

与“一带一路”相辅相成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独立运作、各有侧重、相互合作，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抓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开张运营一年多来，起步稳健，运转顺利。2016年6月，亚投行通过了首批4个项目，总计约5亿美元，涉及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能源、交通和城市发展等领域。2017年3月23日，亚投行宣布批准13个新成员加入，成员数增至70个，超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队伍发展壮大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投出的重要信任票。丝路基金专注于“一带一路”中长期投资，是中国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政府多边合作基金。2016年初，丝路基金首个投资项目——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

二、“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发展之路、机遇之路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必须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在吸取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理念和创新的思维，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使沿线各国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三年多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合作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带来良性互动，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中国是诸多沿线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主要投资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亚投行、丝路基金牵引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开花结果。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3万亿人民币，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亿美元，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这些国家创造了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机会。2017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持续升温。一季度，中国企业在沿线43个国家有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合计29.5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14.4%，较去年同期上升5.4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成功搭建合作平台，通过各层次双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实现交会对接。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草原之路”战略、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欧洲“容克投资计划”、越南“两廊一圈”、沙特“2030愿景”、英国“北部振兴”计划、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规划形成对接，这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包容性、开放性。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对其他地区的“一带一路”建设和布局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稳步推进，掀开了本地区互联互通新的一页。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也稳步开展，实现了“一带一路”在多边经济走廊方面的突破。

“一带一路”连接亚欧大陆两端，一头是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潜力巨大的腹地。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中国与沿线经济体的发展诉求一拍即合，催生了一系列合作成果。例如，作为铁轨上的“丝绸之路”，中欧班列宛如一条条大动脉，将亚欧大陆两大经济体串连起来，实现互联互通，提升贸易和投资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亚欧大陆超级发展板块。中欧班列已成为国际物流陆路运输的骨干通道。

三、“一带一路”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实践

世事如棋局局新。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不可阻挡，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包容与平衡。这是时代的进步，不仅不是问题，而且是化解挑战的答案。全球化之势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全球性努力。然而，西方一些人却一叶障目，认为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吃了亏，开始打退堂鼓，从全球化的旗手变为全球化的阻力。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沉寂下去，西方日益担忧其优势丧失、辉煌不再，人类社会或迈向“后西方”时代，因此不惜祭出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武器。可见，冷战结束20多年来，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仍面临重重挑战，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中国，期待中国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站在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塑造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还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着力构建命运与共的恢宏画卷，成为世界乱局中的稳定之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多次进行出访并作出系列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精神。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深刻阐释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化身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坚定推动经济全球化、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自由贸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动力。尽管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仍有一定市场，但“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具有时代的先进性，旨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结伴不结盟，有助于重塑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让各国聚焦合作、分享机遇，散发着无法抗拒的魅力。

“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方案变成“世界方案”，其蕴涵的合作共赢理念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及国际组织欢迎和支持。2016年11月，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共商、共建、共享等“一带一路”核心理念首次写入领导人宣言。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广泛认同。2017年3月2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新西兰是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重要示范意义。4月初，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时表示，中美加强经贸合作前景广阔，双方要抓住这个机遇。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这实际上是向美国发出了参与“一带一路”合作大计的邀约。4月11日，外交部长王毅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阿赫塔尔在北京共同签署《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关于推进地区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向书》。这是中国与国际组织签署的首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旨在扩大双方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共识，加强交流对接，深化务实合作。

“一带一路”开辟了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天地，为中国赢得更多朋友与伙伴。“一带一路”唱响合作共赢的主旋律，不仅拉近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相关国家民众带来实惠，而且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一带一路”虽然是中国倡议的，但所创造的红利与机遇是世界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这正是“一带一路”的吸引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必将成为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和平与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中一座崭新的里程碑。

 

 

 

 

 

 

 

 

美国退出不应阻碍亚洲经济一体化[15]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彼得·派特瑞（Peter Petri）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主任

迈克尔·普卢默（Michael G. Plummer）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项目主任 翟凡

 

如果亚太地区在未来想要持续它非凡的一体化进程，那么它必须适应没有美国领导的状态。

当各经济体领导人2017年11月齐聚越南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域内合作的政治前景是乐观的。亚太强有力的领导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绝对优势再次赢得了选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始他的第二任期前进一步巩固了权力。亚洲的经济也充满活力。本地区经济增长率持续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亚洲发展银行（ADB）最近几个月均上调了他们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期。

这些重要的领导人很可能会利用他们在国内强有力的地位在外交政策上采取更主动和富有建设性的举措，包括缓和紧张的外交关系，这会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

问题是，考虑到特朗普总统已经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威胁退出美韩自贸协定、北美自贸协定（NAFTA）甚至世界贸易组织（WTO），亚洲能否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持续推进合作和发展呢？

如果亚太经济体的政府能够以经济利益为依归，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会”。我们最近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合作出了一份基于实证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三个大型区域贸易和投资计划所带来的潜在收入增长正在逐步显现。这些计划的成功也将吸引更多的合作者，比如欧洲。

不同的路径

上述的三个大型区域计划包括正在谈判中的11国版本的TPP，16国间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每一个计划都会给其成员带来巨大收益。

日本最推崇所谓的TPP-11，它在关税减免和其他规则上设立了高标准。当然，相较于原来包含美国的TPP，TPP-11带来的收益相对少些，但即使是这个缩小版的TPP到2030年将会给其成员带来每年1570亿美元的收益。这些收益主要来自于制造业和农产品贸易的增加和更高水平的投资。

如果TPP-11再将之前5个已经表达过兴趣的5个经济体囊括进来，也即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北，那么16个经济体版本的TPP将会带来每年4860亿美元的收益，将超越TPP创始成员对收益的预期。

RCEP的谈判与TPP同时进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6个东南亚国家既是TPP-16版本的成员国也是RCEP的谈判国，RCEP剩余的谈判国是中国、印度和东盟十国剩余的四个国家。RCEP谈判从开始就不包括美国，但是随着美国逐步撤出这个区域，RCEP将在中国的领导下获得发展动力。RCEP的最终谈判结果所带来的贸易壁垒减免可能会低于TPP，但考虑到它庞大的覆盖区域，仍将带来每年2860亿美元的收益。

第三个正在进行中的计划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设想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中国与欧洲及沿线国家连接起来。这一倡议实现后将会形成由中国公司引领的新的规则和巨大的生产系统。这些投资中相当一部分将获得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支持，而AIIB也是由中国主导且美国和日本均不是它的成员国。

总之，这三个路径均会给亚太地区经济体带来巨大的收益，值得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其中，TPP-11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相对进展的最快，会进一步扩大，并且为区域贸易体系提供了高标准。但是，这三个计划也将会同时进行，为地区未来提供更多的选择。

 

（贺熙琳 翻译）

 

 

 

 

 

 

 

 

 

 

 

 

 

 

 

 

 

亚太数字经济议程

印度尼西亚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

冯慧兰（Mari Pangestu）[16]

彼得•拉夫洛克(Peter Lovelock)

 

引言

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方式。这种转变发生的范围是如此之广，以至于有说法认为数字经济不只是经济的未来，数字经济就是经济本身。商品与服务的研发、递送和消费过程都在经历数字化，这将大大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以及健康、教育、安保、金融和政府管理等部门的工作方式。

有学者称这一过程为“数字基因”[17]，意在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成为改变商业模式、经济和政府运行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基石。从一个层面上来说，人、企业、设备、数据和进程之间每天会产生数十亿的网上联系，这些联系的连接、重新连接和不间断互动过程就是数字化。数字化是将物质世界里的东西转化为一则信息、一种数字表示。但是这种数字化转变需要基本的基础设施：价格实惠、开放、安全的超连接互联网访问。

不同经济体之间，数字化变革的速度和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每个经济体内部亦是如此。差异主要是由基础设施和发展数字经济的综合政策两方面所造成的。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某些经济体为例，这些经济体的互联网普及率非常高，其他经济体在这方面仍然落后。此外，在经济体内部，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往往无法享受高质量的互联网服务，这增加了数字鸿沟不断扩大的风险。根据联合国宽带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全球宽带状况报告》，尽管全球36亿人已经能够上网，比例达到全球人口的48%，但是预计到2017年底，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仅能达到41.3%。同时，性别差异也普遍存在。男性互联网用户仍然多于女性，而且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性别差异正不断扩大[18]。政策讨论往往围绕主干网展开，但是除了建设主干网，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举措是将主干网发展成一个可以与国内其他主干网以及他国主干网进行交互操作的平台。

当前的数字化发展速度给包容性增长提供了巨大机遇。如果一国在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的同时提高经济和社会参与度，该国甚至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各国进行巨大的资本投入，而价格合理的数字技术，尤其是可用手机访问的交互平台，使此前无法享受高质量互联网服务的群体有机会参与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以医疗和银行业为例，如今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享受医疗和银行服务，无需建设新的物理网点，甚至无需在网点配备执业医师和银行业务人员。

数字经济也在改变商业活动的本质。在过去，公司是商业体系的核心；而现在的商业活动中，个体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令人对政府和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价值的创造方式产生疑问。在一定程度上讲，优步（Uber）、滴滴（Didi）、格步（Grab）、爱彼迎（Airbnb）等服务提供商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它们究竟是出租和酒店公司，运输和接待公司，还是软件公司？它们是平台吗？这些不是无聊的语义问题。对“优步司机是优步的雇员还是个体经营者”等问题进行认定对税收体系、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深刻意义。既然各国希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那么一个更大的基础性挑战就在于如何应对数字化造成的干扰，以及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全球合作的互信环境。

因此，对政策制定者和贸易官员来说，有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亟待解决：什么是数字经济，其含义是什么？数字经济会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数字经济对地方政策、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有哪些影响？

数字化：减少摩擦还是加剧紧张？

全球化与技术变革紧密相关。最初的全球化时代始于蒸汽机的发明。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区域生产网络不断发展演变，时至今日，数字经济再一次减少了传统的市场摩擦。查找信息、与人结交、获取市场数据、购买商品和服务等活动所需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此外，上一轮全球化的主导者是公司，而数字经济的主导者是个体，是通过打入全球市场获取更多收益的小微企业。

因此，如果平台经济模式想要成功，就需要与这些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进行合作。而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使个体经营者和小微企业也能从平台经济中获利。例如，优步这个平台的成功运营，需要用户有通过平台进行消费的需求，以及司机有参与平台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持续不断。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可汗学院（Khan Academy）和YouTube视频等其他平台。如果客户、用户、参与者和交易商感到无法从平台中获利、被平台剥削利益或者认为平台不够安全，那么平台收入将是短暂而不可持续的。

这意味着只拥有物理连接是远远不够的。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印尼可能是区域内网络连通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新技术在印尼普及速度非常快，印尼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脸书社区”，同时也是“世界推特之都”。然而，网络连通高度集中在市区和富裕地区，发展高度不平衡，而且大约80%-90%的数字活动集中于社交媒体和社会联系，与经济、贸易以及社会发展直接相关的互联网使用量很低。也就是说，印尼的网络连通尚未转化为实质性经济价值。因此，提高数位素养是必需的，即培养人们利用网络连通来享受并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19]。

提高数位素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需要重新思考创造成功的数字经济框架所需的方法和协调机制。同时，数字经济时代还将带来两个更加复杂的挑战：监管和跨境贸易问题。

很多不同情形都反映出同一个事实：网络是无界的。网络提供了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使创新加速发展并且实现大众化。但是挑战也愈加明显：市场发展的差异与数字经济的机遇相结合，迅速地对政策制定者的政策调控和监管手段提出挑战，这涉及包括网络安全、侵权行为、税收体制、甚至社会认同等各个领域。对国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来说，他们制定和推行规则的能力已经受到了挑战。最新版苹果手机的发行再次凸显了数字足迹（即全球足迹）带来的机遇，以及相伴而生的实际执法要求。9月12日苹果公司公布了新版产品系列，每个系列的英镑和美元价格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最便宜的苹果电视（价格为149英镑或149美元），还是最贵的iPhone X（价格为1149英镑或1149美元），尽管英镑币值比美元高出25%。大量文章指出，这种定价方式意味着一个英国居民飞到纽约去购买苹果手机比在英国本地买更加便宜。但是就算是为了个人使用，这种操作也是违法的[20]。

类似的问题正出现在各个领域，解决跨境问责问题迫在眉睫。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政府也需要进行跨境执法和跨境监管？如果需要，如何操作？显然，政府不仅需要推动跨境数据流转，而且要保障其安全性，两者要统一起来。但是这些要求应该如何执行，又该如何提升国内监管成效、推动国际合作呢？

监管机构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在国内层面上，应该对监管制度做出根本性调整，同时需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自身定位。监管机构不仅要做风险管理者和行业执法者，还要做数字融合和数字创新的宣传者和推动者。因此，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充分认识它给行业监管造成的干扰和挑战，并给予监管者恰当的工具来管理而非一味地限制其发展。

数字经济改变商业模式？

近年来，技术变革加速发展，给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带来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先是因特网，紧接着是万维网和移动应用经济，最近是云计算和平台经济。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变革以极低的成本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使市场能更加灵活地响应消费需求。

同时，数字经济使经济体系变得越来越对等[21]，即上文中提到的以个体为中心，而非以往的以公司为核心。以爱彼迎为例，它拥有约640,000个房东，在全球34,000座城市有两百万可租房源，而企业本身并不拥有任何地产。以个体为中心的模式对现有的“雇员”和“雇主”概念构成挑战，因而造就了监管和立法的灰色地带。以优步为例，优步到底是不是一个运输公司呢？优步司机是公司雇员还是合伙人？司机是否享受职工权益？如果不享受，那司机享受的权益有哪些？随着平台经济逐渐融入主流商业活动，这些问题正在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各个行业，并且无法一次性解决。目前可以说，数字经济能极大地提高参与者收入，或者至少是增加收入机会。然而，在平台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参与者收入能否保持增长尚未可知。从根本上说，上述问题是市场还是监管者的责任？亚太地区的贸易官员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发展呢？

一个来自亚洲的例子是Go-Jek，一家在印尼提供打摩的服务的出行企业。在短短三年内，该平台已经发展了300,000名驾驶员，驾驶员的平均收入达到每月四百万印尼盾，是该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此外，Go-Jek现已提供拼车服务，并开始利用该平台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来共享闲置资源，这包括送餐服务Go-Food、上门按摩服务Go-Massage、上门美容服务Go-Glam、以及最新的移动支付服务Go-Pay。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改变商业模式，特别是颠覆了“不经济公民”的概念，即由于为其提供上网服务的成本与微薄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不匹配而无法享受互联网服务的人。随着通信网络从简单的垂直行业变成横向的经济推动者，为人们提供网络访问服务的收益涵盖了教育、医疗和更广泛的参与权（选举权、分发福利、税收等）等领域。这是因为通过网络相互连接的平台具有互操作性，使所有服务的网络提供成为可能，例如网络教育、电子政务和电子健康服务等，这些新型服务提供方式的出现将改变农业、水产养殖业、能源、物流和运输等几乎所有行业。

数字经济的包容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APEC领导人强调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创新性和包容性都意味着变革，当前商业模式将部分群体视为“不经济的”，这种观念正在受到挑战。

近期发生的技术变革，尤其是云计算，使中小微企业能以低廉的成本获得以前大型公司才有的工具，从而使它们和大型公司一样，根据企业需求增加或减少技术部署，而不会造成沉没成本。当传统商业模式和移动接入相结合，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也称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等项目就具备了可行性和可持续性，而不再是单单依靠捐赠和企业社会责任来维持运行。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和教育科技等众多行业应运而生，以期填补市场缺口、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不只是私人部门，政府也通过外包技术成本、保留创新收益的方式获益，这不仅扩大了政府的监管范围，同时也保证了各项服务的及时提供。

数字经济能创造众多发展机会，因此必须加强互联网使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偏远落后地区。然而，正如上文提到的，光能上网是远远不够的。上网服务必须价格低廉、安全、可靠、速度快。如图2.1所示，在亚太地区，上网成本差异很大。通常，新兴经济体上网成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重更高，平均网速也相对较慢。

此外，尽管“移动优先”趋势发展迅速，很多用户最初都只使用手机上网，但是这需要电力支持，而目前电气化率远低于手机普及率。因此，新兴经济体必须按顺序处理以下三个问题：提高电气化率、建设通信基础设施、降低智能手机使用成本，当然最好同时在三个方面作出改善。

图2.1 亚太地区上网成本（1GB移动宽带价格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2017年世界电信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数据库

 

图2.2 亚太地区平均网速

资料来源：阿卡迈《2017年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http://www.dospeedtest.com/speedtest- result/country-statistics/Papua-New-Guinea/ for Papua New Guinea

 

图2.3 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人均手机和电力使用量

图2.3 亚太地区新兴经济体人均手机和电力使用量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2015年或最新数据）

数字经济与就业

数字经济将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机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和操作系统正在逐渐取代从事日常工作和机械工作的工人，这意味着工人需要转而从事低生产率的复杂工作，或者完成生产率更高的任务。对很多国家来说，这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除非政策制定者规划和引导这种转变，否则问题将剧烈恶化。以美国为例，有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约85%的失业是生产率提高造成的，只有13%的失业源于贸易竞争[22]。国际劳工组织（ILO）等机构正试图跟踪自动化和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的影响，但并未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进行恰当持续的可比性度量。根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2017年地区咨情报告》，尽管人们预计诸如行政和流水线作业等工作将减少，但对其他类型人员的需求预计将会增加，比如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增加的就业机会往往与更高的教育水平相关，但不一定指拥有大学学历的人。

图2.4 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2017年度区域国家报告》

数字经济与教育

很多人认为最近经历了技术变革的信息化产业是教育。在数字经济出现前，教师讲课被限定在教室里，而如今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给成百上千人授课，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播放量巨大的YouTube或者TED演讲，观众能达到数百万。事实证明，网络教育非常有效[23]。

以优达学城（Udacity）为例，如果学员在完成特定培训课程后不能在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甲骨文（Oracle）或其他类似企业获得一份工作，优达学城将退还全部学费。有研究显示，美国院校里71%的首席学术官认为，在线学习与很多院校的线下课程等同，甚至更好。因此，效果和公认度已经不是在线学习面临的问题了，顶尖大学越来越重视在线教育环节，以便学生通过这些渠道学习并获得学位。

对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而言，通过技术解决教育普及性问题越发重要。以桥梁学院（Bridge Academies）为例，一项高质量课程的价格仅为每月6美元，还提供平板电脑作为学习工具。这种模式和其他类似或不同模式一起，在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迅速流行起来。脸书在几个国家进行了类似尝试，根据其“零负担”倡议，消费者只需支付39美元就能获得一部智能手机，观看特定内容可以免费连网。尽管从竞争和中立角度来看，这一倡议存在争议，有很多人质疑脸书倡议的动机，但该模式的目的在于使每个人都能获得包括教育信息在内的在线内容。

在教师方面，在线教育平台扩大了优秀教师的授课范围，有助于解决师资短缺问题。通过在线教育平台，教师可以获得每年数百万的收入，成为教育行业的“网络明星”。现有平台允许教师利用空闲时间上网授课，甚至只教几分钟也可以。比如说，一项计划将退休教师组织起来教孩子们学英语，充分利用了退休教师的能力，创造了市场。教师将打分、管理、备课和材料等环节外包给在线教育平台，从而可以专注于教学。

政策议程

考虑到亚太地区数字经济的进展和趋势，各国应按照一定顺序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实现数字红利和数字化发展的潜能。成功的数字经济能提高效率、鼓励创新、推动包容性发展[24]。降低信息通信技术的成本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性，例如，使农民有能力获取天气、土地和作物状况、土壤需水量以及市场价格等方面的信息，使小微企业有能力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公共服务得到提升，从而改善监管效果、实现民主进步。

早先的全球化时期，各国倾向于“保护”数据经济或数字经济的进展。在过去，保护措施主要是对商品或服务贸易征收关税。如今，保护主义者往往要求数据在本国内进行处理或储存，或者采取其他限制数据流转的措施。限制自由贸易的措施愈加关注数据流转。

然而，数据具有与传统商品和服务不同的特征。尽管数据的价值很难明确计算（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关注这一领域），但可以明确的是，随着数据网络的不断扩展，数据的价值正与日俱增。

对数据的关注正在改变人们对比较优势的理解，人们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个体，以及协作型企业的新形式。简言之，数据需求者必须与数据持有者合作。正因如此，电信公司开始提供部分银行服务，航空公司开始和众包模式的住宿提供商进行合作。

对数据的关注给数据所有权、数据保密性、数据保护和使用权、数据安全等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复杂问题。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以下三个政策议题都尚未得到合理解决：云计算、数据本地化和网络安全。同时，数字经济也将令人重新思考“赢者通吃”商业模式、市场参与、税收等问题。数据和信息准确性问题也令人担忧：如今，可用信息数量巨大但真假掺杂，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否更加难以保证？

因此，政策制定者在确立必要的政策框架时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如何建立可信的跨境交易系统；在数据驱动的经济环境下，如何从贸易和投资中获得收益。对本地企业来说，规避数据本地化政策的成本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贸易问题，但是贸易政策官员尚未开始应对这一问题。目前停滞不前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将以上问题的一部分纳入了框架，但就算在TPP颇具前瞻性的议程中，仍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详细办法。此外，数据安全和保密性问题也亟待解决。

“永恒之蓝”恶意勒索软件、征信公司艾奎法克斯的数据外泄事件、银行结算系统网络盗窃案（孟加拉一家银行被网络盗窃十亿美元）时刻提醒人们，上述挑战是真实存在的。这些事件说明，加强合作非常必要。然而，数字经济正处于动态的发展初期，此时如果政府监管不力或“政策一刀切”，可能对数字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所以，监管者应该加强监管，还是更多依靠自我监管呢？在旅行顾问公司的例子中，公司提供旅游服务商的信息，监管则通过用户打分、排名或点评而实现。如今，保护主义越发严重，这是因为监管部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往往以保护为目的展开管理。

亚太数字经济议程

APEC是区域内重要的召集和协调性组织，而且具有非约束性磋商机制，因此APEC可以在解决上述问题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首先，APEC应该为数字经济制定规则，以便各国进行审核和落实，具体工作与20世纪90年代APEC协调投资和竞争政策时类似。如图2.5所示，对于按照怎样的次序解决数字经济发展问题，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受访者想法一致。

PECC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来自发达经济体的受访者相比，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受访者倾向于将所有问题都看得更重，只有在贸易最低减让标准问题上，发达经济体受访者给出的重要性更高。上文提到，近几个月来网络攻击频繁发生，因此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应优先考虑解决数据保护和保密性问题，这正是APEC《跨境隐私规则框架》应该关注的。

发达经济体

新型经济体

 

数据保护 数字基础设施 数据保密性 全球宽带连接 数位素养 平台互操作性的公共标准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政府的整体政策框架 监管标准上进行互相承认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标准化的数字经济评估方法 对跨境商品和服务统一征收销售税（如增值税、消费税） 数字身份 数据开放项目 贸易最低减让标准（比如对未达到一定金额的商品和服务不征收关税）

 

 

 

 

 

 

 

 

 

 

 

 

 

 

 

图2.5 数字经济的政策优先级

资料来源：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2017年度区域国家报告》

 

根据上述讨论，APEC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需要保证政府部门全部参与。有些国家已经成立了数字化部门或信息通信技术部门。对其他国家来说，至少应该保证信息通信技术政策的制定者参与政府高层决策。数字经济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发展数字经济不仅需要专业技术，而且需要政府高层的政治支持和理解，这有助于减少决策和监管过程中的意外后果。不这样做的风险是巨大的，如果政策只顾及部分行业的利益，该国就会错失在新领域的发展机会。

考虑到数字化变革的快速发展，监管部门应该马上行动，制定相关市场规则。然而，规则往往倾向于既有利益，从而降低创新潜力。这并不是说不能制定规则，而是应该更好地理解创新对市场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有些国家采取了“监管沙箱”机制。“监管沙箱”即一个试验区，在这个试验区内创新者可以自由地发展相关业务，并与监管部门合作来加深对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理解。该机制将规则实施前的系统性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也将新产品和服务纳入监管范围。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已将“监管沙箱”方法用于开发具有普惠性或者能创造更多机会的创新性金融产品。设置“监管沙箱”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降低法律不确定性，改善投资状况，使监管部门进行试验并积累经验，为新产品和服务制定规则。具体操作措施包括在一段时期内，降低对创新产品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另外一个关键要素是“信任”，即政府应采取措施增加人们对新监管体系的信任。APEC成员国应该积极关注数字身份项目。理想的情况是将数字身份简化为一个在不同网域或司法管辖区通用的号码或指标。没有数字身份就无法与当前紧密连接的世界产生联系。同样麻烦的是，很多人拥有多个数字身份（密码、号码、账户、护照等），而这些身份尚不具有互用性和关联性。

跨境电子商务属于贸易便利化问题，解决“最后一公里”配送问题需要协调海关监管和物流。APEC中小企业工作组提出了中小企业O2O新商业模式应用倡议，以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区域贸易。尽管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数字经济市场，只有很小一部分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了数字化机遇。与此相关的另一合作领域是跨境支付系统，这同样取决于各国能否实现跨平台和跨管辖范围的数据共享。各国可以首先从国际贸易结算领域展开合作，毕竟该领域中大部分数据已经实现了共享。

政府也需要应对数字化变革对人才、人力资源、个人能力和就业前景的影响。政府应该思考如何进行员工培训和人才招聘，确定未来的技能需求，设立技术教育课程。APEC会议，尤其是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组，已经设立了数位素养和教育项目，但这些项目与其他针对数字化进程和数字经济的项目是否协调、是否符合未来发展机遇、能否满足亚太地区人员流动的需求都尚未可知。

国际合作

国际贸易谈判和协定中开始逐渐引入数字经济规则。TPP有针对跨境数据流转问题的条款，但只有部分APEC成员国参与了TPP谈判，因此一项合作议程是理清TPP规则对未参与该谈判的APEC成员国的影响。与TPP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颁布了一项针对电子商务关税的临时禁令。这有可能成为一项永久性贸易规则，TPP接受这种安排，未参与该谈判的APEC成员国则应该考虑该永久性安排可能造成的冲击。TPP还有一项规则，承诺TPP范围内的企业在TPP任一市场上开展业务，不以在当地设立数据中心为条件，也无须提交或开放软件源代码。

TPP中的这些规则未来将如何发展尚未可知。如果11个谈判参加国达成现有协议或者其他形式的TPP协议，这意味着这些颇具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体将以TPP为国际标准。另一个方法呼吁将TPP协议视为“器官捐献者”，即国际组织在制定规则时，以TPP协议内容为蓝本，根据成员国需求进行相应的修订或调整。

结论

本文有关电信的参考文献等已有文件中已经分析了本文提到的很多问题。很多国际政策机制都需要进行调整，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首先，国际组织在制定新规则时应该以已有机制为基础，但不能墨守成规。TPP谈判国等国家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考虑到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和创新性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政策制定者需要加快步伐。这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据估计，数字产业规模已达到4万亿美元。

保证规则灵活性和持续开展对话是调整国际政策机制的基本原则，但是不能改变行动导向的步骤。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因此政策、框架、规则和条例不仅要有调整空间，而且要保持灵活性，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要对数字经济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并对技术的快速变革及时做出反应、修订相关规则。

最后，本文认为“信任”对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制定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规范需要监管者、政治家、企业、谈判代表和公民共同参与、协调一致、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早期，APEC在协调投资和竞争政策等困难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在应对数字经济时也该如此。用今天的术语来说，APEC需要利用“群众智慧”。

 

                     （徐雪梅 翻译）

 

 

 

 

 

 

 

 

 

 

 

 

 

 

 

E国际贸易将成为 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25]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教授  颜少君

 

国际贸易形态和方式的演进是一个缓慢、渐进和自然演变的过程，当演进不断积累，在一定条件聚合的时点，就会产生颠覆性的变革或变化，成为新的不断替代的国际贸易方式或业态。E国际贸易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业态变革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演化，是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并将逐步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方式交互融合。

E国际贸易是如何产生的？

E国际贸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革命、业态变革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不断演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流动呈现全新的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由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云计算和智能技术加快发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全面引发了经济社会综合性、渗透性、泛在性的革命。这种渐进式演化累积到一定时点，便引发了消费方式与传统业态的深刻变革，使国际贸易方式正在并即将产生颠覆性形态变化，形成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

下一代贸易方式与下一代制造业业态共同发挥作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制造业的时空界限和地理界限日渐模糊，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价值实现通常不再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一方面链接生产消费跨国分离，另一方面又通过全球价值链和E国际贸易平台重新链接。E国际贸易将依托E国际贸易平台抑或新的载体和渠道，将全球范围内分离的生产过程和环节，将单一、分散的生产商、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集成力量，由此产生巨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流量，并不断改变着贸易方向，产生了更加便捷、快速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是国际贸易方式颠覆式演化或变革。

与传统贸易方式有何不同?

E国际贸易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的一种“扬弃”。

以往的国际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等，是由公司或单一企业或个体来组织的，而E国际贸易是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的贸易，是基于跨境电商发展逐渐形成的具有市场关系总和的平台经济。它通过具有集成效应的平台，产生消费者集成、生产者集成、供应商集成，由此产生出贸易规模，形成贸易流量和贸易方向。

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互联网经济与E国际贸易可以带来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增。互联网经济和E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决定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与国际贸易中的价格决定。在传统经济与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会越少；在互联网经济和E国际贸易条件下，出现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剧增，而这种价格的剧增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用户的现象，从而产生了多重效益，这是互联网经济和E国际贸易的“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E国际贸易新型贸易方式与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区别。

作为一种建立在现代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基础上的新型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是跨国界的，是没有行政边界的，是国际贸易的“未来时”，将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中的最主要贸易方式。

E国际贸易大大丰富了规模经济的概念。在E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平台经济下，消费者流量和消费者评价等信息会随着商品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而集聚，而且这种随机游走的信息会使消费者个人行为聚合成一种贸易流量，并由此产生消费者集成形成的经济规模和贸易规模。这就为国际贸易中的产品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等内部规模经济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可以有效协调规模经济与个性化需求的矛盾，实现生产与消费更具个性的经营，扩大了规模经济理论的作用范围。在E国际贸易发展中，大量虚拟企业、中小企业乃至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和平台共享信息、资源，进行生产经营合作，分散的贸易流量通过平台汇集成一个整体，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而在传统经济和国际贸易下，规模经济仅适用于单一的实体大型企业或行业，规模经济只与生产者有关。

E国际贸易还对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带来了冲击。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推动全球市场从原来的有形空间延伸到无形虚拟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地理限制，依托全球E国际贸易平台，全球亿万消费者、中小企业可以真正实现全球连接、全球联动。特别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E国际贸易，可以为这些国家平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提供新契机。同时，在E国际贸易和E国际贸易平台经济条件下，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以满足单个消费需求为切入点的E国际贸易，将全球分散的消费需求变成一种市场集成，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中国面临怎样的战略机遇？

中国正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中国的E国际贸易正在以井喷之势发生、发展和发酵，已经并将继续创造E国际贸易发展的先发优势，将逐步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和采购贸易等方式交互融合，有可能在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发展中占领制高点，重塑贸易规则与治理体系，这对中国是重大战略机遇。

目前，我国已经在杭州、天津、上海、郑州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发展E国际贸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优势。

虽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但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服务全球经济增长，迫切需要全球形成共识、全球行动、全球规则，从双边、多边和诸边多角度推进，共同推进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贸规则重塑，推动下一代国际贸易朝着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